寿宁地方革命史

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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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欣悉《寿宁地方革命史》即将出版，作为正在闽东这片光荣的土地上工作的我，深感高兴。

    闽东苏区创建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是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范式人、粟裕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寿宁苏区是闽东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闽东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寿宁不仅有着悠久的文明史，而且有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荣传统。从宋、明时期的农民起义、抗倭斗争，到清末的反抗外来侵略斗争，寿宁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留下了不屈不挠的光辉足迹。本世纪20年代后期，寿宁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30年代初期，共产党人范浚、叶秀蕃、叶步兴先后回到寿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寿宁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932年春，创建了富有闽东革命特色的群众性武装一一红带会。同年秋，建立了寿宁第一个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一一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次年春，特支领导红带会在竹毛洋打响了寿宁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寿宁人民武装斗争的序幕。不久，成立了闽东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一一寿宁县革命委员会。随后，寿宁县第一支正规的革命武装一一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在战斗中诞生。从此，党领导寿宁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创建了巩固的寿宁苏区，为闽东苏区的形成，做出了卓绝贡献。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闽东特委领导人正确运用毛泽东的人民游击战争思想，紧紧依靠群众，胜利地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寿宁成了闽东红军独立师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地之一。期间，闽东特委同刘英、粟裕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郑家坑联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大大地加强了领导。抗战爆发后，实现了国共合作抗日，100多名寿宁英雄儿女被编入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奔赴前线，杀敌救国。此后，党领导寿宁人民继续坚持斗争，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寿宁人民的革命斗争与全闽东乃至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相互配合，融为一体，红旗始终不倒。

    在寿宁这块14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寿宁人民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敬仰、和信赖，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与党和红军游击队鱼水相依、血肉相连。数以千计的党的优秀儿女，不惜毁家投身革命，英勇奋斗，慷慨捐躯，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他们不朽的业绩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气壮山河，光照千秋。

    寿宁革命史是鸦片战争以后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伟大斗争的局部写照。《寿宁地方革命史》是闽东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县级革命斗争史，它客观地、全面地反映了寿宁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体现了闽东人民革命的特点，再现了当年一幕幕悲壮的历史画面。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起到很好的“资政、存史、教化”作用，更好地激发寿宁乃至全区人民“知我闽东、爱我闽东、建我闽东”的热情，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从先烈的光辉业绩和创业精神中汲取前进动力，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致力于改革开放大业，努力改变闽东贫困落后面貌。

    革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改革是革命的继续。我希望全体党史工作者能以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我们党的革命斗争历史，进行系统、全面、正确地分析研究，准确反映我党的历史发展过程，挖掘党的宝贵财富，使之发扬光大，并用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我希望全闽东人民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献出青春和生命的革命英烈。

    让我们高擎先烈的旗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锐意进取，不断开拓前进。

                                                   李敏忠

                                               一九九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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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近代寿宁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与国民革命运动

  第一节 近代寿宁的政治经济概况

    一、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

    二、鸦片战争后寿宁的农村经济

    三、本世纪20年代寿宁的社会状况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寿宁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太平军进入寿宁

    二、反洋教和抗鸦片捐斗争

  第三节 寿宁的国民革命运动

    一、“五四”运动对寿宁的影响

    二、寿宁的国民革命运动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寿宁县地方组织的建立

  第一节 赤色农会的兴起

    一、秘密农会

    二、赤色农会

  第二节 寿宁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一、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

    二、中共寿宁县县党部

    三、基层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第三章 工农武装的诞生和成长

  第一节 红带会的崛起

    一、大安的星星之火

    二、红带飘舞闽东大地

    三、寿宁红带会的历史作用

  第二节 农民武装暴动

    一、竹毛洋战斗

    二、农民暴动的烈火

    三、浴血西坑底

  第三节 工农游击队的诞生

    一、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

    二、工农武装的蓬勃发展

第四章 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一、南山顶会议

    二、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三、二打南阳一一寿宁革命第一次高潮

    四、东、西区革命力量之间的摩擦

  第二节 寿宁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一、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二、红色政权的巩固

  第三节 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

    一、分田运动

    二、为保卫土地革命果实而斗争

第五章 寿宁革命的第一次低潮与寿宁苏区的恢复

  第一节 寿宁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

    一、反“围剿”斗争

    二、南撤福安

  第二节 寿宁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一、红十六连的战斗历程

    二、中共福寿边委和中共福寿县委的成立

  第三节 恢复寿宁苏区的斗争

    一、坚持敌后斗争

    二、打回寿宁

    三、重建寿宁苏区

第六章 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第一节 寿宁革命的第二次低潮

    一、艰难岁月

    二、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第二节 中共闽东特委福寿办事处

    一、含溪紧急会议

    二、福寿办事处所属各县党组织与游击队的活动

  第三节 福寿游击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

    一、岗垄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二、郑家坑联席会议

    三、仙宫岗战斗和保卫岗垄根据地的斗争

  第四节 寿宁革命的第三次低潮

    一、岗垄根据地的丧失

    二、榅垱洋风云

    三、寿宁革命的延伸发展

  第五节 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一、共青团、妇女会等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二、工农业生产

    三、商业状况

    四、文教卫生事业和移风易俗

第七章 寿宁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一节 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新康口事变”

    一、国共合作的提出和达成

    二、寿政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三、“新康口事变”的发生

  第二节 寿宁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组织抗日救亡团体

    二、文化、教育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三节 南区民众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一、南区人民的“抗丁”斗争

    二、有组织的民众斗争

第八章 迎接寿宁的解放

  第一节 闽北游击队在寿宁境内的活动

    一、发动群众扩大农会

    二、深入开展游击战争

  第二节 中共城工部闽东工委寿宁直属支部的建立

    一、青年读书会

    二、城工部闽东工委寿宁县直属支部

    三、支援游击队与开展“反对米老鼠”的斗争

    四、迎接大军南下

  第三节 寿宁的解放与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一、浙南游击队进军寿宁

    二、“善后委员会”接管县城

    三、寿宁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编后记

重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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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近代寿宁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与国民革命运动

第一节 近代寿宁的政治经济概况

一、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

    寿宁县地处福建东北部鹫峰山系洞宫山脉东麓，赛江上游。东靠浙江泰顺、北邻浙江景宁、西连政和、西北界浙江庆元、南毗福安、西南与周宁接壤。东西宽46公里，南北长57公里，总面积1424.4平方公里。全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峦重叠，奇峰突兀，沟壑纵横，地形复杂。蟾溪、长溪、犀溪、平溪等溪流由西向东贯穿全境。斜滩、武曲、平溪、犀溪等人口较为稠密的集镇散布溪流两岸，长溪斜滩至武曲段，河阔水深，可通舟楫。20世纪30年代，全县共设鳌阳、斜滩、平溪、纯池(今属周宁县)、南阳5个行政区，88个行政乡，1039个自然村，人口10万，其中畲族约2000人。乡村多数散处深山，“山岭高、山路长，样样东西用肩挑，半世光阴在路忙”，形象地刻划了寿宁山区的特点。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两省五县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为当时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鸦片战争后寿宁的农村经济

    寿宁的农村经济向来以农业经济为主，家庭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为辅，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仅有少数土纸、笋早、木材、茶叶、桐油、榛油、土麻布等手工作坊，且产量少，利润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列强的商品潮水般地涌入八闽大地，俗称洋货的洋油”、“洋纸”、“洋烟”、“洋火”、“洋布”等工业品也大量输入寿宁，迅速占领县内主要市场，洋货打倒了土货，一大批手工业、副业濒于破产，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瓦解。与此同时，土地却更加集中，当时全县约五分之三的土地被地主豪绅所占，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却只拥有五分之一的贫瘠土地，随着土地日益集中于地主手中，以出租土地榨取封建地租的方式剥削农民也愈加残酷，农民不得不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痛苦生活。

三、本世纪20年代寿宁的社会状况

    20世纪初，旧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寿宁的乡、村政权基本把握在土豪劣绅手中。乡绅恶霸、地痞流氓、官府恶吏、地段警察等相互勾结，为所欲为。仅税费盘剥农民一项，据载，自1922年海军陆战队和省警察第二大队进驻闽东后，常见的就有：壮丁费、民团费、人头税、草鞋费、婚丧捐、鸦片捐等10多种，其中鸦片捐每亩高达12元，鸦片收成扣去成本与支付捐款，每亩得倒贴10余元。而且，地主阶级在加紧掠夺和兼并农民土地的同时，地租率也不断升高，当时田租有“三七”、“四六”分成(租者得三或四)，无论天灾人祸、收成好坏，农民都得按量缴纳。多数农民辛苦一年，难得颗粒归仓，反而得靠借高利贷过日，高利贷粮息是借1担谷子，息低者年还1.5～2担，高者3担，甚至还有一月为期的“月月转”。高利贷钱息一般为4～5分。若未按时归还，还得利滚利。当时流传的“镰刀挂上壁，腹肚贴背脊”、“底坑祠堂前，村大树参天，四周一圈萝卜叶，中间一碗萝卜咸，长工伸手夹一块，东家哼声如雷吼”就是当时农民在地主压榨下所过的痛苦生活的写照。

    由于寿宁地处山区，山高林密，加上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一时间，匪群蜂起，盗寇丛生，祸及各地。当土匪的有流氓地痞，也有破产农民，他们打家劫舍，成为一大祸害。时，寿宁主要股匪有何金标、周玉光(又名许美会)等，其势力达2000～3000人枪。匪兵勾结，狼狈为奸，为非作歹，鱼肉人民。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百姓造成无穷的灾难。20年代后期，武曲乡甲峰村民因抗拒土匪派捐而遭洗劫，全村房屋尽焚，当场被打死几十人。在这种极为混乱的社会里，为求自保，不少地方或以村为单位，自发组织民团刀会，构筑碉堡，添置武器；或联合几个村庄；组成连环堡，相互支援，遥相呼应。当时寿宁就盛行白鹤会、黄祖会、一心会(统称大刀会)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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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寿宁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太平军进入寿宁

    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和西方列强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1853年2月，太平军定都南京；1857年2月至1864年7月，太平军曾四次入闽，打击清军。

    1858年2月，太平军分两支二次入闽，得到寿宁人民的热烈响应。3、4月间，太平军杨辅清部占领了浦城、松溪、政和等县，并分兵一部入寿宁境内的平溪、芹洋，逼近寿宁县城，所过之处，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得民心，引起官府的惊恐。福宁知府和寿宁知县急忙任命乡官，强纳贡赋，督办民团，对抗太平军。在官府的支持下，清源村大地主卓麟英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地主武装，成为对抗太平军的反动武装力量。

    正当太平军步步逼进县城的同时，不幸，队伍内杨辅清部与石达开部发生内讧，杨辅清被迫退回江西。进军寿宁的太平军，由于孤军深入，缺乏后援，无力与官兵和乡团相抗而退出寿宁。

太平军攻打寿宁、进军闽东的计划虽然没实现，但却给了寿宁人民以极大的启迪与鼓舞，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激发了寿宁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二、反洋教和抗鸦片捐斗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各国传教士在帝国主义枪炮声中纷纷涌进中国。较早进入闽东的是西班牙传教士，他们首先在福安建立教堂，进入寿宁后，相继在武曲、斜滩、南阳、犀溪、鳌阳等地建起10余座教堂，这些人名曰办“慈善”事业，其实是忠实地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他们暗地里干的是搜集我国情报的罪恶勾当。如当时帝国主义传教士设的育婴堂，名为收容孤儿，实为其医学实验服务，大批婴儿成为“医学实验”的牺牲品。

    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洋教士的不法行径，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仇恨与反抗。1886年11月，福安穆阳群众烧毁了教堂。12月，福安南、北区群众焚烧了当地教堂。在这股“反洋教”浪潮影响下，寿宁教区一些群众，也群起“驱逐洋教士，焚毁教堂，殴打买办和洋奴”。腐败的清政府，摄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以“仇教”之名四处搜捕反抗洋教的群众，反洋教斗争之火被扑灭了。

    鸦片输入是帝国主义列强实施政治，经济侵略的一种重要手段，他们以此毒害中国人民，又从中牟取暴利。到本世纪初，寿宁70％以上的耕地都普遍种植了罂粟，农民不仅深受鸦片毒害，还要负担沉重的鸦片捐。大革命时期，直系军阀周荫人的寿宁驻军和军阀政府，为了支付其庞大的财政支出，一方面利用增设新税，提高利率，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同样实行“劝尔早早下种”、“不种亦须解囊”等方式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勒收烟苗捐。广大劳苦大众深受其害。据史料记载，时自杀者、典田鬻子者屡见不鲜，“强者散之四方，老弱者束手无策，坐而待毙，其状惨不忍睹”。军阀的暴虐统治和鸦片的毒害，使寿宁人民忍无可忍，遂爆发了抗鸦片捐的斗争，农民打伤征税员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军阀政府则以“革命党”、“乱党”之罪搜捕、镇压抗捐的农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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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寿宁的国民革命运动

一、“五四”运动对寿宁的影响

    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北京学生的这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得到广泛响应；形成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革命洪流。

    地处偏僻的寿宁，时全县只有3～4所小学，没有中学，“五四”运动虽未曾在寿宁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响应，但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使许多进步青年和有识之士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和现实社会的黑暗，激发他们寻找光明，拯救中国的热忱和奋斗精神。当时寿宁进步青年的代表有周孝培、叶森、叶渊鴗、何隽、叶秀蕃，范浚，叶步兴等。在“五四”运动思潮影响下，他们相继走出家门，外出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此后，由于认识、经历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所走道路的不同。有的受“三民主义”影响而投身国民革命，如周孝培、何隽等；有的深感前景黯淡，认为“要救国先重教育”，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如叶渊鴗、叶森等；有的则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从事传播马列主义、组织领导革命斗争的道路，直至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献出宝贵的生命，如叶秀蕃、范浚、叶步兴等，他们是寿宁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

二、寿宁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协助下，1926年7月10日，北伐战争爆发。1927年2月1日，北伐军曹万顺师某团进入福安，取道政和北上。路过之处，北伐军不断宣传进军的政治纲领，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打倒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该团中央代表蔡衡还组织召开“军民联欢晚会”，进行革命宣传。这一消息传到寿宁，人们奔走相告，并提出要求北伐军进军寿宁，打倒寿宁军阀政府。北伐军因军事需要未能取道寿宁。

    国民革命军平定福建后，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于1926年冬派员到寿宁成立党务筹备处，指定李芝华等3人为筹备委员。时，芹洋乡绅张邦禄(张鹏)纠集一伙流氓、地痞乘机攻进县城，接管了县政府。这时国民党左派吴三弟从闽北领回北伐军委令，带领一队人马攻进县城，赶走张帮禄，建立了寿宁县国民政府。不久，吴三弟被其部下稽查员吴德标枪杀，队伍被吴德标拉到山上当土匪，后这股土匪又被大土匪何金标收编。第二年春，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又派张裕光到寿宁视察，改委刘照庭、陆舆为筹备委员，征求了国民党党员柳心泰、叶同、叶秀峰等13人，并编印《鳌光周刊》，后该刊因登载了披露当时社会黑暗面的文章而被查封。柳心泰、叶同等则发动鳌阳小学学生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贪官污吏陈保俊(县长)”、“打倒唐德仁(保安队长)"，“三民主义万岁”等口号。正在这时，土匪吴德标率部攻下县城，陈保俊等便借机诬陷国民党寿宁县县党部筹备处与土匪勾结，电告三都海军陆战队某部团长林寿国，拘捕了柳心泰、叶同、叶秀峰等，筹备处被解散。

    寿宁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左派发动和领导的寿宁的国民革命运动，由于没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充分发动群众，在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的联合进攻下虽然失败了，但它播下的革命火种，为尔后工农武装割据及红色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底，叶步兴同福安早期革命知识分子施霖一起从福安回到武曲西塘村，从事秘密革命宣传活动。施霖以风水先生身份作掩护，与叶步兴一起在西塘村及其周围的10多个村庄活动，宣传马列主义真理和只有共产党才能使劳苦大众摆脱苦难日子的道理，唤醒民众，参加革命。与此同时，马立峰、詹如柏也先后到达这里开展革命活动，指导革命工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寿宁下南区的革命之火开始燃烧，农民觉悟开始提高，叶允寿等一批进步农民首先自觉加入革命队伍。1928年初，叶步兴等人由于其革命活动被武曲民团察觉，不得不离开西塘，转回福安。1930年2月以后，马立峰、詹如柏、施霖等人又相继来到下南区的文林村，利用亲戚关系开展革命工作，先后发展了张财生、张宗厚、林细妹、张信禄、张兴德、张春弟、张桂招、张若银、张贵帮等参加秘密农会。下南区革命逐步发展壮大。

    1930年冬，共产党员范浚被中共福州市委派回寿宁开展  革命活动。他首先在老家大安乡的亲戚中发展革命力量，采取“亲引亲”、“邻带邻”的方式进行宣传，扩大影响。年底，寿宁第一个农民组织——贫农小组(后改为“秘密农会”)在大安的垄仔湾竹林里成立。1931年元月， “秘密农会”第二次会员会议在交溪村的莲花墓召开，会上专门研究了开展  宣传、发动群众、发展会员、壮大组织等一系列行动方案，决定由第一批入会的10多个会员分头到各村去做工作。范浚本人还以牛贩子的身份边谈生意，边宣传革命道理。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一大批青年也加入到“秘密农会”的行列。以大安为中心的西区革命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农民运动开始兴起。

    下南区、西区的革命之火点燃之后，鳌阳地区的革命也随着叶秀蕃的归来而活跃起来。

    1931年5月，共产党人叶秀蕃受中共福州市委的委派，回到寿宁县城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回寿宁后，叶秀蕃很快与范浚取得联系，并经常在县城子来桥的“同仁堂”药铺与群众谈天，向群众透露朱、毛红军的一些情况，并拿出《光明日报》、《共产主义ABC》给人们看，使人们知道红军战斗的一些情况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启发有正义感的青年的觉悟。不久，鳌阳地区也成立了“秘密农会”，会员逐步发展增加，其中有革命态度坚决的范式人、叶少琴、魏乃妃等。后来，叶秀蕃在省教育厅视导员叶渊鴗的推荐下，当上了鳌阳小学校长，叶随即聘请范浚为鳌阳小学教导主任。从此，他俩经常以教书为掩护，以学校为阵地，对学生灌输进步思想，传播革命道理，引导学生倾向革命，走革命道路。为了更好地利用学校这块宣传阵地向群众传播马列主义，他先是改筑了门墙，把学校原来的大门堵死，从旁开一小门，在门边建起一处门岗，安置亲友陈光信当校丁，并由他担任革命联络工作。并在门旁设一暗室，作为秘密活动场所，在那里书写革命标语，印刷革命传单，编制各种宣传材料。

    旧社会妇女受压迫最深，反封建的欲望也特别强烈，叶秀蕃、范浚根据这一特点，特别注意在妇女中做宜传发动工作，鼓励、引导妇女加入“秘密农会”。寿宁妇女运动的先驱一一叶少琴就是鳌阳地区参加革命工作的妇女中的一员。为支持革命，她变卖了父母为其准备的嫁妆，把钱捐献给组织，只身摸进伪县府，把革命标语和传单贴到县堂两侧，震动了县城内外。同时她还积极做好妇女的说服动员工作，组织妇女走街串巷撒传单、贴标语、探情报、传消息，有力地配合和支持寿宁的革命工作。在她的带动和影响下，鳌阳地区先后有10多位妇女，如范志英、叶允罗等，参加了“秘密农会”，走上革命道路。

    为了继续发展革命力量，壮大革命队伍，叶秀蕃、范浚二人还深入到县城外围的三角林、花岭、茗溪、清渡、竹毛洋、后洋仔以及大安的炭山、村头、泮洋、榅洋，坑底的小东、地头，犀溪的仙峰等地秘密活动，组建“秘密农会”，发展会员。如叶先桂、韦芝祥、吴黄肿、吴进信、徐应拾等就是在他们的号召下加入农会组织的。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以鳌阳地区为中心的“秘密联络站”便应运而生了。为配合这一工作的开展，加强与各地秘密农会的联系，1932年2月，范浚背着他父亲，变卖部分田契，换了60元大洋给金达普、金达相二人，在大安墓岗开了一间油、盐、酱、醋的小店铺，作为秘密交通站。从此，革命烈火燃遍了寿宁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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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寿宁县地方组织的建立

第一节  赤色农会的兴起

一、秘密农会

    1930年2月，马立峰、詹如柏、施霖3人受中共福安县委派遣，在与福安毗邻的武曲乡文林村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开始创建党的外围组织—秘密农会，先后发展张财生、张宗厚等10多名会员。

    1930年10月，范浚回到家乡大安村，采取“亲引亲、邻带邻”的办法，在亲戚、朋友、邻居间传播马克思主义，唤起民众同黑暗的社会进行斗争。同年12月底，在大安村的垄仔湾竹林里，范浚召集大安、后洋仔、交溪等村的部分贫雇农，正式成立了全县第一个革命群众组织一秘密农会，首批发展进步可靠的贫苦农民金达庆、金达普、范有勇、范有和、叶允江、叶允宝等10多人为会员，揭开了寿宁县有组织的革命活动的序幕。

    1931年元月，范浚在交溪村的莲花墓主持召开“秘密农会”会员第二次会议。会议批准20多位积极分子入会，并布置会员分头到周围各村，采取“亲引亲、邻引邻”办法，积极发展会员，壮大农会组织。此后，在大安周围的炭山、伏际、鼎盖梁、桐籽楼、上楼、溪乾、官田场、．村头、榅洋、半岭、判地、交溪，后洋仔、长岗尾、菜坑、溪潭、大熟、后西溪等村都相继成立了“秘密农会”小组，有会员近千人。

    1931年5月，叶秀蕃回到寿宁后，加强了寿宁革命的领导力量。叶秀蕃首先引导其内弟吴祖武、吴祖州与胞弟叶秀荃、侄女叶少琴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鳌阳地区成立了“秘密农会”。并利用鳌阳小学校长的身份为掩护，积极活动，先后介绍范式人、魏乃妃、王佬三等人加入农会组织。此后，通过他们又发展了范义生、叶允罗、范江富、范忠清等人。叶秀蕃、范式人还深入南岔村发动群众，建立了该村农会小组，有会员8人，夏万齐为组长。

    这期间，叶秀蕃、范浚的足迹遍及寿宁东、西区，他们广泛建立农会组织，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在县城周围，先后建立了村尾、竹毛洋、安章、交溪、清渡、清源、角林等“秘密农会”小组，引导韦银英(女)、叶允罗(女)、胡天亮、卓守额、韦昌定、范铁民、范志英等一大批优秀中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坑底周围，先后建立了榅当洋、坑下、地洋、浩溪、小东、地头、司前、当归洋、寨后、新安、西宅、黄潭岗等村的“秘密农会”组织。在寿宁东区，他们又在南阳花岭村发展了叶先桂、韦芝祥、吴进信等8人，叶先桂任组长，韦芝祥为副组长。不久，又发展了泮洋村的陈如理、陈锦泰、缪淑金、黄秀娇，仙峰村的吴通生、吴通茂、叶步牵、吴达施、谢信运、谢信迁，下房村的陈光信等上百名会员，并在这些村庄建立了农会组织。

    1932年，寿宁东、西区的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秘密农会”组织不断向外扩展。6月，范铁民在东区石鼓村发展林阿程、林树生、林洪亮等6人组成农会小组。同月，范浚派遣西区的农会骨干吴德如、陈日光、金会明等两次赴东区的外山、岗炉一带活动，建立了6个农会小组，并在岗炉建立了一处秘密交通站，为上级组织提供情报，传递信件，购买和运送粮食、物品，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秋末，范浚在院洋、罗角山一带与范义生再次到达仙峰，发展了叶大进、叶大雄、叶步振等20多人，成立了农会小组。叶秀蕃则在赤陵洋一带活动，使赤陵洋村半数以上的贫雇农均参加了农会小组。该村一度成为红色堡垒村。

    同年10月，黄登金和范式人在郑家坑村发展了叶加竹、叶大柱、叶大修、叶阿举、叶大柳、叶吓佺、叶江炽等17人入会。11月，黄登金、叶大进到甲坑村，发展缪明长，缪明利、缪云豆、缪进标、缪进发、缪进俭等10多人为会员。这两个村的农会组织提出“抗租、抗债”、“灭捐灭税”等口号，掀起“五抗”运动，并迅速波及到东、西区广大乡村。

    与此同时，福安党组织则在寿宁下南区的武曲乡一带开展活动。1932年秋，马立峰、詹如柏、叶步兴等人先后在西塘、塘西、大韩沿河两岸的村庄建立农会组织，发展了林大德、郑茂忠等20多人，并在西塘、塘西建立起秘密交通站。中共福安中心县委还委派藩伯成、林兴、朱兴等到长岭岔一带活动。詹如柏到后曲村建立农会组织，并派遣福安后洋村的詹孝弟、詹兹弟两人到桦垄村发展叶全弟、叶作淑、叶子引等10多人加入农会组织。这些村庄的农会组织，在积极宣传革命道理的同时，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租抗税、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

    这一时期，为了加强全县各区农会间的联系并开展工作。党的组织还相继建立了一批秘密交通站，较有名的有南阳南岔、花岭交通站，大安墓岗交通站，县城交通站。秘密交通员日夜周旋于敌我之间，机智勇敢，出生入死，为党的秘密工作作出了贡献。

二、赤色农会

    1932年底，随着农会组织的迅猛发展，贫苦农民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1932年10月，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成立后，“秘密农会”的活动已逐步走向公开化。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各地农会组织正式定名为“赤色农会”，公开打出旗号，更加活跃地开展革命斗争。

    1933年2月，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第三次会议研究了镇压反革命、开展分粮斗争和加速发展“赤色农会”等问题。按照会议的布置，西区、南区同时开展镇反。西区“赤色农会”和红带会的会员们在范浚、叶允宝的率领下，镇压了村头的流氓头子金长龙和半岭的大土豪叶奕而。南区“赤色农会”和红带会在范式人、范义生、徐应抬领导下，镇压了下禾溪的恶霸许海南。随后，范浚、范铁民、范义生率领东、西区的“赤色农会”和红带会，打下了泮洋、犀溪的“粮柜”。镇反和打“粮柜”等一系列革命行动，有力地打出了寿宁的反动势力，震动了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声威。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农会组织，“赤色农会”进入了鼎盛时期。此时，红色区域内的多数乡村的贫雇农几乎都加入了“赤色农会”组织。

    2月，桐山庵会议之后，叶秀蕃随即赴东区的山后村。通过叶秀蕃的耐心启发，积极引导，该村16岁以上的男女全部参加了农会和红带会组织。

    3月，范义生在麻竹宅村领导成立了“赤色农会”、“妇女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发动全村男女贫雇农入会入团。同时，叶秀蕃、范浚、范义生3人还到大王前、儒冬地一带走村串户，发动群众。至8月，这一带各村普遍成立了农会小组，大部分贫雇农均入会，其中积极分子与骨干有金信命、金信得、金信楷、叶家雷、金信东等36人。

在南区，1933年4月，詹如柏带领福安北区的林良村、詹阿玉、詹帮宁等到南区的桂香林、后章、象岩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建立了农会小组。同年夏末，到福安北区泰逢一带谋生被吸收加入党组织的林兆六、林庆祥等5人，受泰逢区党委的派遣，回到家乡武曲乡梅洋村开展活动，成立了“赤色农会”小组。

    至1934年6月，在寿宁西区、东区、下南区的大部分村庄，普遍建立了“赤色农会”小组，同时还建立了“少年先锋队”、“妇女会”、“劳动童子团”等革命群众组织。30年代初期，“赤色农会”这一中共外围组织在全县范围内的普遍建立，奠定了寿宁革命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大部分农会会员成为寿宁革命的中坚力量，也为此后红带会和农民武装暴动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正

第二节  寿宁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一、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

    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建立党的县级组织的条件基本成熟。1932年10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谢廷清到达寿宁检查工作，在范式人的陪同下，到大安检查红带会的组织工作，随后，范浚、范式人陪同谢前往西区的炭山、交溪一带巡视，了解那里的“赤色农会”的活动情况。回鳌后，叶秀蕃和范浚认为根据形势需要，向谢廷清建议在寿宁建立中国共产党县一级的机构。但谢廷清不同意，认为条件还不成熟，不宜成立县委。后经3人商讨，决定成立特别支部，于是，第二天便在鳌阳叶秀蕃的家里召开由谢廷清主持的党员会议，成立中国共产党寿宁县特别支部，直属福州中心市委领导。叶秀蕃为书记兼组织委员，范浚为宣传委员，范式人为交通委员。时全县有党员50多人。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的成立，使寿宁的革命有了领导核心，标志着寿宁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次会议上，还拟定了5项工作方案：(一)把全县分为5个工作区，并指定专人负责，开展农运。叶秀蕃负责南区，范浚负责东区，魏乃妃负责西区，叶允罗负责北区，范式人、谢廷清负责巡视各区工作。(二)各区负责人必须深入指定地区利用亲属朋友关系宣传革命，扩大农会组织。(三)遵照中央指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口号，发动斗争首先要选择地僻民贫人民生活较苦，受压迫剥削较深的地区。这些地方农民斗志坚强，既可发展为游击根据地，又便于发动农民斗争。(四)斗争的方式为青黄不接春荒时期，组织农民吃大户分粮食，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五)组织游击队(又是工作队)帮助农民减租减息，进一步抗捐抗税，发动武装斗争，直至分田分地占领城镇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会后，按照分工，叶秀蕃和范式人留在鳌阳地区及清源一带活动，发展组织，领导群众斗争，范浚则仍在大安一带组织发展红带会。

    12月，中共寿宁特支在鳌阳与大安之间的后洋仔举行第二次会议。到会的有范浚、范式人、叶允宝、范有勇、范延芝、金达普、叶允江、叶少琴、韦银英、魏乃妃、叶允罗等。会议由范浚主持，主要研究发展红带会工作，准备来年举行秋收暴动等问题。叶秀蕃因去福州向中心市委汇报工作未回，故未出席。为了对付反动武装和促进革命发展，根据福州中心市委的部署，会议决定进一步着手组织农民武装，在来年的秋收之际举行武装暴动；同时决定叶秀蕃、范义生继续在东区发展农会，范浚在西区发展红带会，范式人到南区符家当等地活动。

    叶秀蕃因到福州中心市委汇报工作，未出席会议，会后不久，叶秀蕃回到寿宁。此时，适逢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因攻打福安南区反动重镇溪柄失利，退入寿宁东区，游击队通过范铁民的联系与寿宁特支接上了关系。叶秀蕃当即派范式人前往接洽，范式人到了南阳的复鼎洋与第一支队政委江平、代理支队长叶茂迁见了面。之后，范式人和范铁民就当时的形势分析，认为南阳的大土豪、流氓头子龚阿八平时欺压百姓，作威作福，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请求第一支队予以惩处。当晚，由范式人、范铁民带路，第一支队代理支队长叶茂迁亲自带领几名队员摸进了龚阿八房里，叶茂迁抢上前去，一把将龚阿八从床上提起，龚阿八睁眼一看，吓得屁滚尿流，连声求饶。范式人当场宣布了他的罪状，叶茂迁便一枪将他击毙。随后范铁民将写好的布告往街上一贴，一行数人便从容退出南阳。镇压了龚阿八，不仅南阳的贫苦农民高兴，就连许多有钱人也拍手称快。第一支队镇压了龚阿八之后，就转到了犀溪，在西浦打了粮柜，杀了平时渔肉乡民的契税征收员缪乃发和粮胥叶孚生。第一支队所到之处，还张贴以镇反、分粮、打土豪为内容的布告、标语，给反动派以巨大的震慑，也给寿宁革命以大力的支持。

    年底，特支下辖的基层党支部与党员数有了迅速发展，共拥有支部18个，党员138人。

    1933年2月，虽然得到第一支队的帮助，杀了几个土豪恶霸头子，但是，统治当局的反动气焰仍很嚣张，甚至大有向革命反扑之势。针对这些情况，寿宁特支在竹毛洋附近的桐山庵召开了第三次会议，由叶秀蕃主持，范浚、范式人、叶少琴、叶允罗、魏乃妃、金达普、叶允宝、叶允江、范有勇等人参加了会议。会上研究了建党及“打土豪，做财政”等问题，决定继续镇压反革命，开展分粮斗争，开创革命斗争新局面。

    在特支第三次会议上，范式人主动承担起镇压大恶霸许海南的任务。他与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的范义生(范铁民胞兄)合计，认为许海南家墙高院深恶奴多，没有一支枪恐怕难以完成任务，于是范义生便想到丁范江富。因范江富当过土匪，土匪被打散时，他带了一支枪跑回家里。经耐心动员说服，范江富毅然决定投身革命，并献出了枪。范式人和范义生带着枪支来到桃坑共产党员徐应拾家里，通过一番布置后，由徐应拾领路，用计闯入许海南家里。时许海南正躺在床上吞云吐雾，怡然自得地在抽大烟。范义生一个箭步冲上前，一枪打死了许海南，徐应抬则迅速贴出了布告。

    与此同时，范浚在西区，叶秀蕃在鳌阳地区也布置镇压了一批地主豪强、流氓头子，如村头的金长龙，半岭的叶奕而等。东、西区红带会还联合打下了泮洋和犀溪、仙峰的“粮柜”，给了反动派以沉重打击。一时间，革命声威大振，使反动统治者坐卧不安，惊恐万状。土豪劣绅则纷纷向福州求救。国民党新任县长罗华夫带来一个巡官和几名驳克枪手，气势汹汹地到处抓人放火，因抓不到叶秀蕃、范浚等领导人，大为恼火，一方面下令烧毁了范浚的房子，并将榅洋村烧成一片平地，另一方面向国民党福建省当局请求增兵“清剿”，企图一举扼杀寿宁革命。国民党当局遂将驻闽第二混成旅第一团陈拯部从福州调至寿宁斜滩镇驻防。

    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寿宁大地，形势异常紧张。中共寿宁特支立即在三峰寺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城内身份已暴露了的人员迅速撤离，叶秀蕃辞去鳌阳小学校长职务，转移到三角林一带活动；韦银英、叶少琴、叶允罗撤至西区大安、坑底一带的乡下配合范浚开展斗争。城里留下身份尚未暴露的范式人、叶秀荃、胡天亮、王佬三等坚持活动。会议还决定提前举行武装暴动。

    1933年4月，范式人等因身份暴露，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不久被解送福州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叶少琴、卓守官、叶秀荃、叶少玉、李启咸等人。叶少玉、李启咸夫妇在寿宁被反动派杀害。当时叶少玉还怀孕在身。卓守官则被杀害于武曲。这些革命志士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有的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始终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只言片语，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1933年5月，叶秀蕃奉命去福州向中心市委汇报工作，随后即被派往福鼎开辟新区。由于福安中心县委不承认寿宁特支，认为寿宁特支是社会民主党，完全否定了寿宁特支的革命斗争，福安中心县委的理由是中共中央颁布了十大纲领而寿宁特支只宣传五大纲领，这是社会民主党。那时，出于群众容易接受，寿宁特支从十大纲领中抽选出五条向群众宣传，如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苏维埃，分田分地，抗捐抗税，建立工农红军等。中共福安中心县委以此为借口反对寿宁特支。而叶秀蕃、范浚也因为福安中心县委未指导过寿宁特支工作，故不接受福安中心县委的领导。叶秀蕃走后，福安中心县委于同月派曾志到寿宁工作．并在赤陵洋成立了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由于叶秀蕃调离，范式人被捕，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遂自行解体。

二、中共寿宁县县党部

    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解体后，福安中心县委不信任西区党组织，便扶植东区的范铁民，当上了寿宁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而避开西区。这样，使得东西区的矛盾日深，造成西区不接受东区的领导，东区指挥不动西区，两区行动不统一，没有很好配合，使寿宁革命力量受到削弱。

    1933年6月，西区的范浚、范义生等人在仙峰洋头庵组织成立了中共寿宁县县党部，书记范浚(后为范义生)，委员有吴祖武、叶大进、叶允宝、曾大汉、叶步振等。但是，县党部还是没能得到福安中心县委的认可，仍然直属福州中心市委的领导。

    由于福安中心县委领导人在工作上的失误，没有很好地调解寿宁东、西区的矛盾，一味扶持范铁民，不信任范浚，造成寿宁党组织与福安党组织，寿宁东、西区革命力量之间的严重对立。1933年10月，福安中心县委以到苏区开会为名，将范浚、韦银英二人调到福安，在距赛岐不远的淋渺，趁范浚、韦银英上船时，将二人枪杀，尸首被抛入江中。

    范浚一一这位寿宁人民的优秀儿子，寿宁革命的先驱，虽然不幸遇难，但他亲手创建的红带会组织却在福安、霞浦、宁德等县获得迅速发展，大安的星星之火终于燃成了燎原之势。闽东十万红带会在对付国民党正规军和地主武装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建树了不朽的功勋。范浚烈士，名垂青史，流芳后世。

    1933年12月，范式人获释，当即回到寿宁，在赤陵洋、洋边，先后见到了范铁民和赖金彪，并受他们委托，前往西区做说服工作。范式人到了大安，见到了叶允宝，说明了来意，希望他们为革命的利益着想，从大局出发，实现东、西区的合作。但是，此时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其他人及西区革命群众尚不知范浚遇害，深信“范浚到中央去了，到中央参加全苏代表大会，去告他们的状，我们要等范浚回来以后再说。”尽管范式人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没能取得预期效果。之后，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又派老章(即章玉，又名庄毓麟，福州英华学校毕业，曾受福州中心市委的派遣，到达闽东工作)去做说服工作，仍未达到目的。

    1934年初，叶允宝牺牲后，西区红带会主要领导人有的牺牲，有的转移到福安工作，中共寿宁县县党部也就自然解体。

    中共寿宁县县党部的存在虽然只有8个月，但她在领导寿宁东区和西区的革命斗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闽东和寿宁革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诗篇。但在对待东西区合作向题上。没能顾全大局，给寿宁革命造成损失。

三、基层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中共寿宁特支成立后，党组织通过领导发动“赤色农会”，在打土豪和抗捐抗税斗争中，发现和培养农会骨干，并在其中积极地、慎重地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至1932年底，全县共建立基层党支部18个，拥有党员131名。使寿宁的革命斗争在党的预导下．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33年5月，叶秀蕃被派往福鼎开辟新区。6月，范浚、范义生等人在犀溪仙峰组织成立了中共寿宁县县党部，下辖15个党支部，有党员122人。同年底，由于敌人的疯狂“围剿”，一些党的领导人相继牺牲，寿宁革命斗争一度陷入低潮，革命斗争的中心转移到了福安与寿宁交界的岗垄地区。为加强这一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在岗垄建立了中共福寿边区委员会(后改称中共福寿县委员会)，下辖12个党支部，152名党员。

    1935年春，闽东革命处于低潮。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以岗垄为中心的寿宁苏区和党的组织却仍然得到了很大发展。在中共闽东特委领导下，岗垄地区先后建立了中共福寿中心县委和闽东特委福寿办事处，并于同年8月成立中共寿宁县委，还在寿宁与邻县交界地区先后成立了中共寿泰县委，中共寿景庆县委，中共宁寿县委，中共寿泰景庆中心县委等党的县级组织，下辖含溪、阔丘、奖禄、泰东等17个区委，使岗垄苏区成为闽东独立师开展活动的主要依托地和大后方。寿宁党组织领导苏区人民，胜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8年，闽东独立师整编北上抗日后，留在闽浙边区坚持斗争的中共寿政庆中心县委(原为中共寿泰景庆中心县委)，以寿宁、政和边界上的新康口为中心，继续领导寿宁县境内党组织的活动。“新康口事变”发生后，寿宁县境内县一级党组织的活动遂停止，但在寿宁东区、南区，仍然有党的基层支部在领导党员和群众坚持斗争，革命的火种始终未曾熄灭。

    1948年2月，由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闽东工委发展的一批地下党员，在“城市工作部闽东工委”组织部长叶挺荃帮助下，于寿宁县城建立了“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闽东工委寿宁县直属支部”，有党员21人。该支部领导寿宁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接全国解放的斗争，直至1949年6月寿宁解放前夕才撤至福安。

明正

第三章  工农武装的诞生和成长

第一节  红带会的崛起

    1931年冬至1932年春之间，叶秀蕃、范浚等人组织领导各地赤色农会会员进行了抗捐斗争，提出“不交一文鸦片捐，打死收捐员，组织农民自卫队，收缴反动武装”的斗争纲领，各地赤色农会会员全凭一股勇敢的精神，与地主豪强、反动统治者展开了斗争。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和必要的军事训练，这些仓促而起的抗捐斗争，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1932年1月中下旬，陶铸调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在武装斗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到任后，立即着手领导闽东农民革命运动由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向武装的游击战争发展。”陶铸仔细分析了闽东各县的斗争形势，指出闽东各县的泛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没有正确认识游击运动的发展是群众斗争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而机械地理解游击队的产生和游击战争的发动一定要从抗租抗税斗争转变为武装斗争才有可能。”，因此，没有以武装斗争为后盾的福安“平粜”、连江抗租抗债斗争连续遭到失败。陶铸认为，应当“学习闽南漳属游击队的经验，坚决地把福安、连江在过去斗争中表现出色的分子集中起来，组成游击队。配合群众斗争，开展闽东北的游击战争。”“并在农村中进行解决反动武装，帮助并发动农民起来斗争，要在这样的斗争中，去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1932年夏，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在领导闽东建立工农游击队的同时，也指示回寿宁工作的叶秀蕃、范浚，在发展党组织，建立秘密农会的基础上，建立发展农民武装，进而开展武装斗争。

    当时的闽东地区，军阀割据，土劣横行，社会腐败，以致各地土匪蜂起，地处偏僻山区的寿宁更是土匪的大本营。“土匪势力越来越大，攻县城好比下菜园”。为免遭匪祸，各地纷纷组织民团刀会。于是，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在闽东北及浙南一带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一心会”、“九仙会”、“白鹤会”、“黄祖会”等大刀会组织。但是，这种迷信色彩浓厚的群众性对抗土匪的武装力量，主要掌握在地主封建势力手中，成为保护其经济、政治利益的工具。在农民运动兴起时，又成为把枪口对准革命的反动势力。

一、大安的星星之火

    为了对付反动武装和促进闽东北隅革命的发展，根据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的指示，叶秀蕃、范浚决定着手农运工作，创建农民武装，准备暴动。范浚等人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民情和斗争形势，认为利用“红带会”这个类似“大刀会”的组织形式，便于发动群众，不易暴露，兼之头带“红”字，与共党领导的“赤色会”相近（红带会即是后来的赤卫队），便于区别于其他大刀会组织。于是，1932年4月，范浚便以经商为名，辞去鳌阳小学教导主任职务，回到家乡大安村致力于红带会的组建和农村的建党工作，叶秀蕃则仍留在城里继续坚持斗争。

    红带会，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群众武装组织，从外表和形式上看，它除了多一条表示革命的红带外，和当时遍布闽东各地的大刀会无区别，其主要武器也是每人一把杖刀，在村里设立“法坛”，时常烧香拜佛，出发作战时叩拜祖师爷，临阵吞服石朱砂和符灰，以致会员头脑昏沉，眼睛发红，不顾生死，口中默念咒语，高举大刀梭标，冲锋陷阵，勇猛无比。由于红带会是以防匪的面目出现的，因此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又由于它符合农民群众的迷信心理，相信“刀枪不入”，因此，便于组织发动，得到较快发展。

    范浚回到大安后，首先以保护财产、防卫家园为由，取得家庭同意与支持。然后以“防匪”为名，向县政府申请组建“红带会”。获得批准后，范浚即派大安村赤色农会会员金达庆、范有勇、范孝同等人到浙江省庆元县江根村请来一个姓刘的“法师”，并组织金达庆、金达普、范有勇、叶允宝等20多名年轻力壮的“赤色农会”积极分子跟随“法师”学“法”，进行训练。

    开始时，集中在范家祠堂习练，后移到范家祠堂后门山的大灰寮里。20多天后，由于敌人的骚扰，又转移到鼎盖梁。一个月后，在鼎盖梁村后山的大坪，由刘法师主持，进行“试法”。经过一个多月的勤学苦练，金达庆等人便学会了画符、念咒、刀法等一套本领。在闽东工农游击第一、第十三支队宣告成立后不久，具有闽东革命特色的一个新型的群众武装组织一一红带会，在寿宁大安破土而出，红带会宣告诞生了。

    红带会组建起来后，为了扩大影响，打开局面，解决组建和活动中的经费问题，在范浚的领导下，公开进行了打土豪筹款的革命行动，首次显示了它的战斗力。范浚率领的第一批红带会会员30多人，在大安乡的大熟村活捉了大土豪吴桂桂兄弟3人，首次筹款150多元大洋。

    范浚等人的活动，引起城里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们在几次派人暗杀范浚未遂之后，又由鳌阳镇联保主任范志曼出面，收买了大安村地痞范继平，要他配合反动乡绅金坤，伺机暗杀范浚。此事被范继平的侄儿范明杨发觉后，报告了范浚，同时城里的叶秀蕃亦发现了敌人的这一阴谋，派人通知范浚严加防范。范浚同时接到两处报告，决定先下手为强，便率领叶允宝、范友和等人，在范继平的姘头家里将其活捉，从他身上搜出了20元“官票”(旧钞)。随后，又在其家里搜出了另一部分“官票”和范志曼的亲笔信。在证据面前，范继平供出了伺机行刺范浚确系范志曼所使，并交出范志曼预付给他的“赏钱”。于是，范浚便将范继平押往大安西面的担豆岔，亲自用虎头刀处决了范继平。

    范继平被处决后，反动乡绅金坤吓得溜到城里去了。

    这以后，大安红带会配合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镇压了一批反动分子，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1932年底，中共寿宁特支决定将大安村第一批“试法”合格的思想觉悟较高的红带会员分头派往大安周围的乡村“教法”(即发展红带会)。

    不久，红带会组织就由大安发展到周围的亭溪、官田场、炭山、炭岔头、村头、泮洋、榅洋、半岭、伏际、长岗尾、小东、地头等数十个乡村。很快的，又由西区发展到了东区、南区。

    这期间，范浚披星戴月，爬山涉水，走村串户，不辞劳苦地来往于西区、东区和南区的每一个有赤色农会组织的乡村。每到一个村，就召集赤色农会会员开会，布置他们去做可靠群众的工作。他还亲自深入群众，宣传红带会宗旨和革命思想，动员他们组织起来，参加学“法”。在范浚等人的努力引导下，大批青壮年农民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红带会组织。

    继西区后，红带会也在东区蓬勃发展起来。

    1932年底，中共寿宁特支后洋仔会议之后，范浚带领2名第一批培训出来的红带会“法师”到仙峰，在仙峰“赤色农会”领导人叶大进的配合下，筹措资金，选拔队员设坛练武，着手组织仙峰红带队。该队下辖“五境”小队，即在以仙峰为中心的月山、西洋、东洋、中山、中池5境各成立一小队红带会，计有会员100多名。

    1933年初，范浚和王阿凛在地处东西区中心的山腰组织了一队由40多名队员组成的红带队。5月，中共寿宁特支把岗垄这一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甘薯当鞭草，火笼当棉袄，稻草当被盖”的地区作为发展红带会的重要基点。范江富首先到了甲坑，组织起岗垄地区第一支红带会，随后在甲坑周围的古岭宅、三家岭、郑家坑等村成立了红带会，分别由缪怀义、缪明长担任队长和“法师“。这几支红带会在范江富等领导下，跟随范浚东征西杀，先后参加甲东坑(福安县辖)、花岭、洋边、天星岗、岗坪墩、半山岗、南阳等次战斗。

    东区发展红带会的同时，上南区的红带会也得到发展。1932年底，叶兆辉根据特支的工作部署和刘帮顺、范桂进一起在上南区积极组织红带会。刘帮顺前往西区请来了“法师”陈汉周，组织刘昌顺、何帮七、何帮八、何帮撰、张树森、张阿利等100多人在李家斜后山的森林里学“法”、练武。一个月后，角林红带会宣告成立，下辖有角林、牛山岭、西溪仔、黄连坑等村小队。

    1933年夏，李阿彭又在上南区的南洋仔、三望洋、杨柳模、溪尾仔等村成立了红带会。

    这样，红带会组织便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会员发展到l万多人。

    寿宁县党组织领导下的第一支武装力量一一红带会，是闽东党根据闽东的具体情况首创的一支群众武装。它形式上虽模仿了大刀会，但其指导思想、斗争目标和提出的口号却是：“为革命坚决斗争到底”，“不投降、不叛变，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它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在建制上，一般以村庄为单位，东区以连、排、班的形式，西区以总队、大队、中队、小队的形式，叶允宝为总队队长。村里群众自愿学法，即为红带会会员。多数村庄16岁以上男子都参加了红带会。一有任务，全村会员同时行动，声势浩大。其主要武器是梭标、大刀等冷兵器，尤其是一种叫“龙筅”的竹制兵器，很具威力。

    江河奔流，泥沙俱下。在红带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非健康因素，为此，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指示：“县委一定严密注意，加强党在工农赤卫队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不是依靠，“法兵"的迷信，而是要依靠工农群众对豪绅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军阀的阶级仇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加强教育和作战指挥，来发挥赤卫军的战斗力”，“要吸收赤卫军的工农入党，发展党的组织来保障和巩固对赤卫军的领导，使赤卫军完全脱离法兵师傅的影响，和瓦解法兵原有的迷信思想和组织”。这项指示，有力地说明了我党对红带会的建立和健康发展是十分关心重视的。一开始，闽东党特别是寿宁党组织就非常注意对红带会的领导、扶植、改造，使其变成革命队伍。红带会的诞生，一开始便是在中共寿宁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其会员基本是具有一定思想觉悟的赤色农会会员和可靠的贫苦农民，随着红带会组织的迅速发展，会员的大量增加，也混进了少数的不良分子与国民党暗探，而且还吸收了相当一部分当过土匪的人员。在这队伍日趋庞大，成份更加复杂的情况下，由于红带会的基层领导没有具备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没能认识到农民运动以及工农武装暴动是一场坚决反对封建制度和推翻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波澜壮阔的斗争，未能认识到这场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范围内的工农武装斗争，目标是解放全国受苦的大众，这就决定了他们思想中存在着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小农意识。这样，势必在队伍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缺少原则的支点，而偏于人情。由于队伍中绝大多数的农民淳朴、善良，缺乏较高的阶级觉悟和识别能力，以至于许多地方的红带会领导权逐渐被“法师”和原来当过土匪的一些人所掌握，不仅纪律松散，难以统一指挥，甚至还存在着一些土匪行径和错误做法。为了改变这种严重状况，党组织特指派党员和积极分子去学“法”，回来设坛，发动农会骨干参加红带会，降低不纯人员的比例，逐步掌握领导权，驱逐坏分子，纯洁队伍。这些措施有效地保障了红带会的健康发展。

    在红带会的纪律中，有不准接近妇女、不准拾枪等规定。这些不合理的规定常使红带会在击溃敌人时没有及时地缴获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而敌人就常利用我红带会的这个弱点，改变战法，或居高临下，或远距离射击，给红带会以极大的杀伤，造成重大损失。在对敌斗争中，寿宁党组织领导人吸取了血的教训，及时废除了这些迷信规定，使红带会的纪律更严肃、更合理、更符合革命的需要。

二、红带飘舞闽东大地

    以“五抗”斗争为中心的闽东农民运动的不断高涨和工农游击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惧和仇视，于是，他们操纵原为防匪保家的群众武装一一大刀会，把矛头转向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这些大刀会散布穷乡僻壤，充当了镇压各地农民“五抗”斗争的凶恶爪牙，充分暴露了它的反动性，成为闽东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严重妨碍了闽东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为了解除反动大刀会的威胁，闽东党决定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斗争策略，吸收推广寿宁党的经验与做法，大力发展红带会组织，借以充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以革命的“大刀会”(红带会)对付反革命的“大刀会”。

    1933年初，闽东党组织号召闽东各县学习寿宁经验，推广寿宁做法，最大可能地发展红带会。在各县党组织的发动组织下，红带会迅速发展到了福安、霞浦、宁德等县，至1934年初，闽东各地普遍建立了红带会。最高峰时，会员达10万之众。闽东大地出现了“红带到处飘，号角震天响”的轰轰烈烈的斗争局面。

    这时的红带会与涣散的乌合之众一一大刀会已不可同日而语。较之早期的红带会，它已经从本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变得更加成熟，更加革命化了。首先，它已经完全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法师”大部分由党员和农会骨干担任，红带会员有了更高的思想觉悟，他们执行党的决定，遵守革命纪律，其次，红带会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建制，最高指挥机关为总队，下辖大队、中队、小队；第三，红带会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废除了不利革命斗争法规，改变了过去的盲目冲杀，学会了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比以往更富有战斗力。

    当时的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红带会的神话般的传说，“红带会个个会飞呀!”、“红带会个个法术高强”、“能呼风唤雨，呵水成冰”、“红带会员铁骨铜心，水火不怕，刀枪不入”等等。在敌人中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怕机关枪，、不怕炮火力，只怕红带会。”愚蠢的国民党官兵还到处杀狗取血，子弹枪支通通用狗血涂过，想以“秽”破“法”，结果还是免不了做刀下之鬼。其实，红带会根本没有法”。他们靠的是革命的斗志、阶级的仇恨，靠的是对党的忠诚和无畏的勇气。红带会员在战斗中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尽管他们使用的是原始武器，但善于把握战机，常把掌握现代化武器的敌人打得晕头转向，落花流水。敌人一看到手提雪白太刀、身佩红带的英勇的红带会战士，就吓得浑身发抖，狼狈逃窜。

    1933年后，闽东党领导的每次大小暴动都是以红带会为主力军．如寿宁西区农民武装暴动，福安甘棠暴动、赛岐暴动，霞浦青皎暴动及两次攻打霞浦县城等。闽东工农游击队的历次战斗，经常是在红带会的配合协同下取得胜利的。1934年后，各县的独立营、各级党政机关的警卫武装基本是由红带会改编而成的。红带会在党的领导下，成长壮大为闽东革命武装力量的坚强一翼。在“五抗”、反霸、镇压反动大刀会，保卫苏区和红色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个广泛性的革命群众武装组织一直延续至1934年底，在闽东苏区沦陷转入三年游击战争之后，才结束了其历史使命而告消失。

三、寿宁红带会的历史作用

    首先，寿宁红带会暴动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武装斗争。不仅在寿宁，而且在闽东地区都有影响。在福建省乃至全国的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军事力量，动摇了国民党在寿宁的反动统治。

    其次，中共寿宁县地方组织通过发展红带会，把农民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了。尽管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红带会暴动基本上是失败了，但是，大多数红带会员的心总是向着共产党的。1935年，福安苏区失陷后，叶飞、阮英平、范式人领导闽东党和军队转移到寿宁岗垄地区，岗垄地区的老红带会员、苏区群众，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和哺育了闽东党和革命事业这一不败之花。

    再次，寿宁红带会暴动，锻炼了寿宁农民武装，为闽东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寿宁红带会暴动，使寿宁的农民武装经受了一次严峻的锻炼和考验，并由此取得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在红带会的斗争中，诞生了寿宁第一支游击队一一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这支队伍后来改编为红十六连，在闽东革命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明正

第二节  农民武装暴动

一、竹毛洋战斗

    1932年冬至1933年春，由范浚、叶秀蕃、叶步兴等人播下的革命火种，已在寿宁的大地上燎原，其势越烧越旺。在全县5个区80多个乡中，已有4个区的50多个乡的绝大部分村庄普遍成立了“赤色农会”和“红带会”。到处大刀翻雪，红带飘扬，贫苦农民笑逐颜开，竞相奔走，争为革命出力作贡献。红带会在范浚、范铁民、范义生和范式人的领导下，得到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的配合，用强有力的手段，开展了一系列镇反分粮运动，狠狠打击了寿宁的反动势力。于是，寿宁的反动统治者们纷纷向其主子告急求援。国民党寿宁县县长罗华夫调兵遣将，四处搜捕革命群众，先后杀害了一批赤色农会和红带会会员。

    当时，寿宁的反动势力非常强大，仅正规军就有驻防在斜滩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第一团陈拯部1000多人，驻扎在县城的海军陆战队一个连，加上反动警察、乡丁和遍及各较大乡镇的反动民团大刀会，总数达4000人以上。反动派是剑出鞘，弹上镗，磨刀霍霍，白色恐怖笼罩寿宁上空。

    形势危急，特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改变原定在当年秋收举行暴动的计划，决定提前于春季暴动，主动出击。但机密不慎外泄，反动县长罗华夫立即调兵遣将，秘密部署，准备进攻大安，一举摧毁红带会总部。1933年4月的一天，：罗华夫派遣海军陆战队一个连秘密出发，赶赴大安，企图给红带会来个措手不及。但大安红带会在范浚带领下，恰于前一天外出打“粮柜”，无意中使革命力量免遭了一次损失。敌人扑空之后，恼羞成怒，下令烧毁了范家大厝(即范浚的房子)及周围几座房子，并将全村男女老少集中起来训令红带会员的亲友速劝其回家，脱离红带会，否则，将烧光大安周围的所有村庄，并严惩红带会员家属。敌人一顿威吓怒骂之后，扬长而去。

    敌人的暴行不仅没有吓倒红带会的战士们，反而激发了战士们的昂扬斗志，大家摩拳擦掌，纷纷请战，要求给敌人以有力的痛击。范浚召集大安及周围村庄的红带会骨干分子开会，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若再这样继续下去，不仅长了敌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更可忧者，若有一次不小心，就可能落入敌人枪口，影响全面暴动计划，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因此给敌人一次严惩，是必要的。一方面可以压一压敌人气焰，为全面暴动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在总暴动前打一次胜仗，用事实告诉革命群众，张牙舞爪的国民党反动派是纸老虎，这对鼓舞士气，增添勇气是有帮助的。遂决定：(一)所有红带会员进入临战状态，伺机给敌人以有力的回击，(二)暗中发动群众，做好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4月里的一天，红带会总部接到情报，敌海军陆战队一个连又要出动偷袭榅洋，范浚迅速召集叶允宝、范有勇、金达庆、金达普、吴乌弟等几位红带会负责人开会，商讨对策。

    会上，围绕着救榅洋还是打埋伏展开了一场争论，经过讨论统一了意见，认为救榅洋，一则时间来不及，二则即使赶上敌人，将其包围，凭红带会这些简陋的大刀、鸟铳，也奈何不了敌人的100多人枪，还是待敌回头时，出其不意地打个埋伏为上策。

    但是，埋伏地点选在哪里好呢?范浚采纳了猎手出身的吴乌弟的建议，决定在亭溪设伏。亭溪位于大安和县城之间。那儿的地形是两山夹一沟．形如葫芦，两侧山坡上全是三、四尺深的蕨草灌木，利于隐蔽。中间一条羊肠小道贯穿两口，地形对设伏十分有利。

    会后，范浚率领约200多人的红带会队伍从大安出发，静悄悄地进入埋伏地点，小心隐蔽起来。

    太阳从东方升上了中天，还未见敌人的踪影。正当大家等得心焦时，突然接获侦察员报告，敌人烧掠了榅洋村后，经村头拐向九斗窟方向去了。敌人显然想再次袭击大安村。面对突变的敌情。范浚沉着冷静地分析：大安的防卫工作事先已有妥当布置，敌人如果发现大安红带会有准备，可能绕道交溪从竹毛洋或后洋仔回县城。从后洋仔经过，山路险峻难走，易遭埋伏，估计敌人可能走竹毛洋这条大道。因此，必须火速赶到敌人的必经之路一一桥头垄截击敌人，不然，整个伏击计划就会落空。遂决定由叶允宝和金达普率领大安、交溪两村年轻力壮的红带会会员20多人打头阵，范浚率大队人马随后接应，计议一定，两批人马便迅速消失在山间小路上。

    果然不出所料，敌见大安村红带会有准备，不敢贸然进村，在交溪村徘徊了一阵后，悻悻然开往桥头垄方向。

    先敌一步赶到桥头垄的叶允宝、金达普两个小队刚刚在竹林里隐蔽下，敌人的尖兵班就开过来了，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在这里会遭到红带会的伏击。懒洋洋地背着枪，慢吞吞地走来，毫无戒备。尖兵班过去了，大约一个排的敌人也走近了，但红带会大队人马距离竹林还有一望之地。打不打? 打，敌众我寡，弄不好要吃亏，不打，等敌人大队人马一上来，我方吃不了得兜着走。叶允宝和金达普合计了一下，果敢地下达了战斗命令：扛神铳、鸟铳的红带会员分成两组，朝首尾的敌人轰击，其余的人等铳声一响，立即杀入敌阵，与敌人搅在一起，拖住敌人，不让敌人有开枪的机会。

    “轰！轰！轰！几声巨响，顷刻间，便有几个敌人被掀到路边的稻田里，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持长矛、大刀、龙筅(一种竹制的多尖多刃的冷兵器)的红带会员如旋风一般杀进敌群，敌人顿时大乱，不知红带会来了多少人马，被红带会员的喊杀声震得晕头转向，像被捅散了的马蜂窝，不打自乱。乱了一阵后，发现红带会人数很少，旋复聚拢，想吃掉这部分红带会。正在这危急关头，红带会大队人马及时杀了上来。一时间，喊杀连天，遍地飘舞着红带，大队红带会员手拿鸟铳、大刀、长矛、龙筅成扇形扑向敌人，这阵势把敌兵吓懵了。彼此不得相顾，纷纷夺路向竹毛洋逃去。

    被包围的敌连长与十几名士兵妄想顽抗，但无济于事，大部分作了红带会员的刀下之鬼，有3人被“龙筅”叉倒，成了红带会的俘虏。

    这时，抢占竹毛洋岭头的敌人，架起了机关枪。范浚见状，下令停止追击，撤回大安村。

    这一仗毙敌连长以下10余人，俘敌3人，缴枪7支。红带会无一伤亡。

    因为当时的战斗是从桥头垄开始，一直打到竹毛洋村边，因此，习惯上把这次战斗称为“竹毛洋战斗”。

    竹毛洋战斗，揭开了寿宁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标志着寿宁革命从此走上了武装斗争道路。此后，轰轰烈烈的寿宁农民武装斗争全面展开了。

二、农民暴动的烈火

    1933年4月的竹毛洋战斗之前，各地红带会的“镇反”和打“粮柜”，基本上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例如，在镇压大恶霸许海南之后所贴布告署名“第三肃反队”而不署名红带会。竹毛洋战斗之后，寿宁县党组织考虑到形势的需要和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加速革命大好形势的形成，决定将半隐蔽性质的红带会组织活动公开化，在全县范围内统一行动。短短的时问里，各地红带会全部打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号，在武装保卫下，一个以打土豪、分粮食为主的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运动便在寿宁大地上轰轰烈烈、风起云涌般地开展起来了。农民武装暴动的枪声响彻寿宁上空。千百年来被反动势力压在脚底下的寿宁农民觉悟了，农友们高唱《农民暴动歌》：“我们大家来暴动，消灭恶地主，农村来革命，铲地主、斩劣绅，一个不留情。建设苏维埃，人类进大同，实现共产制，工农来专政，无产阶级夺政权，革命就实现，中国国民党，进攻苏维埃，新军阀、狗长官，屠杀我工工，末日一来到，个个消灭尽，无产来专政，到那时，大家喜喜欢欢，革命成了功。”农民武装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般地横扫寿宁县国民党统治力量和地方反动势力，如阵阵春雷滚过，震得敌人坐卧不安，心惊胆寒。

    西区暴动的农民群众在范浚的直接领导下没收了鳌阳地主卢伯鲁寄存在后西溪和小东庵的160多担租谷。在西区暴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东区的革命也出现了一派勃勃生机。东区农民分掉了犀溪大地主叶承韶、叶光大、叶光泽存放在仙峰、洋边、罗角山等地的1600多担租谷。打土豪、分粮食的革命运动大大振奋了农民群众的斗争情绪，纷纷加入到分粮暴动的行列，暴动队伍更加壮大了。

    紧接竹毛洋大捷之后，东区红带会又在仙峰岭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4月下旬，犀溪反动民团头子缪长泰带领敌浙江兵一个连进攻仙峰，妄图扑灭东区革命烈火。范义生得讯后，亲率100多名红带会员，设伏仙峰岭。当敌民团耀武杨威走进伏击圈时，范义生下令出击，红带会员如猛虎出山，猛扑敌人，出其不意地将敌人打得抱头鼠窜，逃回犀溪。红带会打死打伤敌人多名，缴获部分枪支弹药，取得伏击战的完全胜利。

    仙峰岭伏击战后不久，范浚、范义生、范铁民等人率领东西区的800多名红带会员，发起第一次攻打反动堡垒南阳村的战斗。

    南阳为寿宁县的几个大集镇之一，附近人烟较为稠密，敌人统治势力强大，反动乡绅豪强、地痞民团平时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民愤极大。

    1933年6月初，范浚、范义生、范铁民等红带会主要领导人集中院洋开会，对首先攻打南阳还是攻打县城问题展开讨论。范浚等人主张攻打县城，理由是：城里驻防的是教导团，兵员战斗力差，我方有内线策应，另外打下县城政治影响也大；范义生、范铁民等则认为，南阳只有两个连的浙江兵(即敌八十四师队伍)，兵力比县城少，且没有坚固的城墙，只有栅寨围墙，易攻难守，南阳敌人极为反动，教训一下更好出气。争论结果，决定攻打南阳。

红带会队伍集中在花岭的罗角山，范浚、范铁民分别作了战斗部署后，分两路出发。当队伍到达洋边，得悉南阳敌兵力增加到6个连的报告。范浚主张放弃攻击，立即撤退，但一部分红带会主要干部却坚持要打，认为放弃可惜，遂按原计划发动攻击。

    两支队伍开到南阳村外围后，立即分别从不同的两个方向向南阳村发起攻击。一路攻上“奶娘官”，不到十分钟，就解决了守敌一个班，缴获11支步枪。队伍继续向南阳街上推进，但被街上守敌猛烈的机枪火力所阻，伤亡10多人，遂退守上“奶娘官”。

    另一路进攻下祠堂，因道路不熟，走进死胡同，遭到屋顶敌人居高临下的射击，无法发挥冷兵器的长处，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伤亡20多人。

    范义生见情势危急，忙下令撤退。敌人趁我退却之机，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尾追而来。我方队伍急忙向洋边方向转移。

    第一次攻打南阳虽然失利，但红带会敢于组织攻打南阳这一反动统治力量十分雄厚的重要集镇的壮举，表现了红带会英勇斗争精神，它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锻炼和教育了寿宁地方党组织和革命人民。

    与此同时，在南区，由徐应拾、徐应满、吴阿五等领导的红带会，也公开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斗争。

    形势的发展是喜人的，至1933年夏末秋初，东西两区基本控制在我方手里，南区大部分地方也被我方控制，形成了包括东、西两区和南区大部的红色区域。县城、南阳、斜滩、西浦成了“孤岛”，淹没在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三、浴血西坑底

    第一次攻打南阳的战斗失利后，红带会为了摆脱后顾之忧，建立一块稳固的红色区域，发起了攻打西坑底的战斗。

    西坑底，位于鳌阳镇西北22．5公里处，是西区的一个反动堡垒。那里的土豪劣绅非常反动，组织了民团，还请来“浙江兵”，构筑了坚固的碉堡、炮楼。

    1933年10月，东、西区4000多名红带会员在范义生、叶允宝、吴袒武、老占(广东人)等人的率领下，从四个方向包围了西坑底。

    4日夜里，战斗首先在坑底北门打响。进攻北门的是坑底、浩溪、地洋、龙溪一带的300多名红带会员，他们在叶藩、张佬一率领下向北门守敌前哨阵地林山发起进攻。在我红带会队伍居高临下的冲击下，守敌扔下了10多具尸体，退到坑底村，红带会队伍迅速占领了林山阵地。

    这时，敌浙江兵两个连来援，坑底村内守敌亦出动夹击，攻打北门的队伍被包围在林山村，双方对峙了一阵后，叶藩、张佬一见东方已露鱼肚白，恐天亮后我方暴露在敌人枪口下，遂决定突围。叶藩指挥冯家坪的红带会员陆明赞等人，架起几门松树炮，分别瞄准敌人的机枪阵地，只听“轰、轰、轰”儿声巨响，敌人见势不妙，退到了几十丈开外。被围困在村内的红带会员，在一片呐喊声中安然冲出村子，退守林山村后的山头。

    天亮后，大安、伏际、泮洋、榅洋、炭山村的红带会约1000多人与东区红带会陆续开到，见攻打北门失利，便在周围各山头驻扎下来。于是，漫山遍野驻满了红带会队伍。

    此时，坑底村内敌浙江兵已增加到6个连。叶藩、张佬一向范义生、叶允宝汇报了敌人增兵的消息，数人合计了一会，估计城里与浙江方面的敌人还会继续出动增援坑底守敌，决定立即向敌人发起进攻，争取在敌人援兵赶到之前结束战斗。

    2000多名红带会员手舞大刀、龙筅从各个山头同时喊杀而下。由于敌人的火力过猛，前头的队员接二连三地倒下。第一次冲锋就伤亡五、六十人。红带会领导人见硬拼不行，立即停止攻击。决定待天黑后，重新组织进攻。

    傍晚时分，接到情报，城里敌人洗劫了大安村抄了我方后路，于是，红带会不得不分兵一部由叶允宝率领，增援大安。

    天完全黑下来了，红带会队伍架起了松树炮向村子的围墙轰击，虽然打塌了几处围墙，但由于事前准备不充分，打了几炮后，铁砂、火药告罄，随后，红带会的几次进攻，均不奏效，伤亡却越来越大。

    战斗一直僵持到6日中午，形势发展对我方不利，再打下去，损失将会更大，红带会遂停止进攻，全部撤退。

    西坑底一战，虽也消灭了一部分敌人，缴获了一部分武器弹药，但由于不明敌情，指挥不当，协调不好，红带会伤亡300多人，这是一个血的教训。

    这一仗，大安、坑底周围的乡村，凡16岁以上的男了都参加了战斗，这表明群众已被充分发动起来了。战斗虽然失利，但影响却是很大的，充分显示了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在声势上和心理上都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为第二次攻打南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至此，寿宁革命已由原来抗租抗税的自发斗争进入了发动全民性的武装斗争。革命的烈火烧遍寿宁的山山水水，寿宁东、西两区上万人的红带会和革命群众举行的一次次惊天动地的的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为以后组织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明正

第三节  工农游击队的诞生

    1931年5月15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在福州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根据4月份中共中央给福州、厦门两中心市委指示信的精神，重点讨论了闽东北部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会议指出：“发动和领导闽东北千百万士兵、群众起来斗争，开辟新的苏区来争取福建全省苏维埃的胜利……，”“为实现上述任务……马上在福安、连江两县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根据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议的精神，福安县委首先于1932年8月在步兜里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重点研究了建立革命武装问题，计划通过兵运工作，争取大刀会和到土匪处拖枪及反动民团处夺枪等途径建立革命武装。会后，还举办了军事培训班。此后，闽东各地的革命武装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

    在福安，1931年春成立了秘密游击队，并于1932年9月14日晚发动“兰田暴动”，正式成立“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1933年夏，曾志和施霖等人在福安县南区以及宁德交界一带，以抗租为口号，发动群众进行抗租拖租斗争，组织建立红带会。10月22日，领导发动了“甘棠暴动”，缴获20多支步枪，消灭海军陆战队一个排，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五支队”。在连江，1932年8月6日举行了“官坂暴动”。下旬，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的亲自指导下，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在宁德，叶飞、颜阿兰组织工农赤卫队举行了“霍童暴动”。6月底，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在罗源，经过斗争也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九支队”。

    由于闽东各县斗争不是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而，各地形势的发展，工农游击队在斗争中所发挥出来的显著作用，都给寿宁革命以巨大的影响，提出了必须建立较正规的军事武装力量作为农民运动的坚强后盾，推动革命进程，保障胜利果实，有效地牵制打击直至最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一一十分重要的问题。寿宁党组织作出了改变今后工作中心的重要决定，改变过去单纯的农民运动，着手建立较为正规的军事武装力量。

一、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

    竹毛洋战斗后，农民暴动、武装斗争的风暴席卷寿宁。随着寿宁县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寿宁县县党部的相继成立，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粮食的群众斗争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33年8月，经组织研究决定，由寿宁县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赖金彪为教导员，从全县各区红带会中挑选80多名思想素质好、年轻力壮的红带会员组成少年先锋队，集中在东区的赤陵洋村进行军事训练。集训的主要内容是政治思想工作和队列、枪法、战术等。

    经过两个多月的集训，将这支由原红带会组成的“少年先锋队”培养成为一支纪律严明、善于联系群众、善于开展斗争、组织性与纪律性强、富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

    集训之后，县革委会将这支队伍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回到原地整顿，训练红带会；另一部分约20多名队员于10月中旬，集中龟岭村，正式成立“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赖金彪任支队长，曾志代表福安中心县委给七支队授旗。

    赖金标是中央彭杨军校第二期优秀毕业生，曾在罗炳辉、谭震林部队当过排长、连长。他的到来，使寿宁乃至整个闽东的武装斗争面貌整肃一新，大大地改变了以往的被动局面。在红带会、赤色农会的配合下，第七支队在二打南阳等一系列战斗中，打出了威风，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在党的领导下，这支队伍由小到大，为打击和消灭反动武装，为保卫闽东苏维埃红色政权和开辟发展新苏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并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

二、工农武装的蓬勃发展

    随着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的建立和在军事上的接连胜利，各区、乡、村纷纷成立游击队，寿宁县的工农武装蓬勃发展。

    1933年初夏，原“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退回福安时，留下的一部分战士，于此时成立了寿宁南区游击队，由原一支队代理支队长叶茂迁任南区游击队队长。此后，南区游击队以布罗林为中心，在后洋、白叶潭、刘坪、梧岗亭、官路、洋边、渔溪、李家洋、坑底林、山田、青垄、奖禄、凤阳、大韩、石井等30多个乡村，组织贫农团、红带会、赤卫队，建立村苏维埃政府。同时，深入南区开展革命宣传、组织活动，打土豪、分粮食，深受老百姓的拥护信任，许多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南区游击队很快由原来的十几人发展到130多人。在队伍迅猛发展壮大的同时，南区游击队很注重自身的改造和建设。在军事上，学习一支队的成功经验，抓紧训练，增强了游击队的实战能力，使游击队灵活果敢，常常出奇制胜。此外，还加强了政治思想、组织纪律教育。

    根据游击活动的特点和需要，叶茂迁将南区游击队分成9个分队，分别由徐应拾、徐应满、吴阿兰、叶卢时，王广寿、张立松、胡阿弟、张阿晋担任分队长。寿宁第一次革命低潮之际，，张阿晋分队升格为“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一支队”，徐应拾分队升格为“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三支队”，徐应满分队升格为“闽东工农游击第十支队”。

    1934年5月，叶茂迁接受福安中心县委布置的任务，前往福州接洽购买枪支。在寻找地下党员高老三时，路经福州寿宁会馆”，被南阳民团团总龚启銮、龚成统认出而遭国民党福州当局逮捕，旋被害于福州南门兜。

    20世纪20年代后期，寿宁下南区活跃着一支以贫苦船工为骨干的刀会组织，经常出没山林、穿行河道，劫富济贫，犹如古代的绿林好汉，威名远震，深得贫苦农民的拥戴。其为首者叫张阿晋，寿宁县大韩村人。1932年5月，詹如柏到达寿宁下南区一带活动，闻张阿晋之名，着意结识，意图收编。受詹如柏的影响，张阿晋加入革命队伍。两人情投意合，结为谊兄弟，这股土匪便被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游击队。不久，正式改编为“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一支队”，活跃于下南区的斜滩、武曲、凤阳一带。张阿晋平时胆大心细，计谋多端，嫉恶如仇，他率领的游击队神出鬼没，国民党保安团几次联合“进剿”，不是铩羽而归就是找不到游击队的影子，而土豪劣绅则今天被捉一个，明天被擒一双，保安队与民团的枪支子弹也时时被缴，弄得敌人“非三、五十人，不敢行动”。下南区的民团、保安队莫不胆战心惊。

    1934年8月，闽东革命进入了大红时期。第十一支队接到詹如柏的命令，加强活动，扩大影响，筹措粮款，支援福安中心苏区的革命斗争。为完成任务，第十一支队决定攻打粮款充盈的闽东重镇一一斜滩。当时斜滩镇驻有敌教导团主力和反动民团、保安队，势力强大，作战能力强，兼之斜滩一面临水，三面环山，扼守南北交通要道，大地主、大土豪集中，家养兵丁众多，攻打斜滩难度大。但斜滩上连寿(宁)政(和)及浙江边界，下有水路直通沿海，交通方便，地理条件优越。攻下斜滩，影响巨大。

    22日，在福安中心苏区主力红军的配合下，游击队用调虎离山计，引开敌主力教导团队伍。当天夜里，夜色如墨，游击队员悄悄运动到了斜滩附近，得到内应王景柱等人的策应，打开了“把栅门”，分别从坂头坂尾两个方向突入镇内，趁夜色摸至民团团总陈尔康、郭弼成两座房子外面，施调虎离山计放起一把火，顿时，火借风势，风高物燥，火势冲天。陈尔康和郭弼成不及细想，忙令民团团兵全力救火，趁这机会，张阿晋带领游击队不费吹灰之力一举攻克了龙岗(全镇制高点)和坂尾教堂两座炮楼，夺取了大部分枪支弹药，控制了局势。尔后，游击队兵分两路，一部分留守炮楼，居高临下，另一部分将救火团兵团团围住，喊杀连天。在游击队的左右夹击下，民团团兵被打得焦头烂额，四处奔逃，溃不成军，陈尔康、郭粥成仓惶逃离斜滩。

    游击队占领斜滩后，于第二天一早就贴出布告，宣布：“没收地主恶霸的财产、粮食，号召穷苦百姓起来斗争，参加红军打白军”。游击队打开了粮仓，把粮食分给了广大贫苦农民，把缴获的大量银元、布帛、药品及枪支弹药，分别从水陆两路运往福安中心苏区。

    第三天拂晓，敌教导团闻讯后，回师包围了斜滩，游击队边打边撤，敌紧迫不舍，游击队员将缴获的大洋撒向敌军，敌士兵争相抢拾，迟滞了追击，游击队安然撤出斜滩。

    游击队攻占斜滩镇，时间虽短，但影响大。是继南阳之后，被我游击队攻占的又一重镇，也是南阳大捷之后的又一胜仗。这一仗，缴获敌人的款货不可计数，单银元一项就要肩挑船载，为福安中心苏区解决了财政问题，震动了国民党福建省首脑机关。

    这以后，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一支队被改编为周寿独立营第三连。

    与此同时，活动于南区的还有“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三支队”（有别于活动在宁德一带的“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支队长徐应拾。

    徐应满游击队，1933年10月扩编为闽东工农游击第十支队，支队长徐应满。后改编为周寿独立营第二连。

    蔡阿低游击队，即寿宁东区游击队，成立于1933年12月，队长蔡阿低。在寿宁命命陷入第一次低潮时，退往福安境内活动，于1933年4月编为红十六连第三排。除以上几支游击队之外，1934年前后，寿宁县相当活跃的游击队还有曾大汉游击队、叶贞福游击队(后改编为寿景庆县独立营）、范江富游击队(后编入寿政庆独立营)、谢信迁游击队（后改编为闽东特委福寿办事处第六支队)、龚恒余游击队（后编入闽东独立师第二纵队)、吴乌弟游击队（即福寿游击第七支队，后改编为寿北独立营)等，这些游击队到处打土豪分粮食，为寿宁根据地的形成作出了卓绝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