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龙书院文化专著《千载弦歌》第七章:犹闻学子读书香

无痕 · 发表于 2019-9-1 15: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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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无痕于 2019-9-1 15:36 编辑

梦龙书院文化专著《千载弦歌》第七章

犹闻学子读书香

——解读“特赐状元”缪蟾之谜

雷云凌

由来历史名人不属于一家一姓，闪烁在历史天空的名人星光随着时光流逝，早已超越家族圈子，遍洒大地，所产生的“名人效应”财富影响大的属于国家、民族，甚至是全人类；影响小的也属于地方社会。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因为生前胸中所装为天下苍生，身体所行乃社会之事，眼中岂仅是一家一姓的家族利益？做不到这一点，注定成不了历史名人。所以，陈洪轸是寿宁的陈洪轸，缪蟾是寿宁的缪蟾，范式人是寿宁的范式人……站在这个角度去挖掘，整理“名人广文化”，在当今各地大打“名人品牌”的现阶段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让我们共同走进历史长廊，携着相机，让耀眼的炽光扫落历史尘埃，聚焦于770多年前南宋理宗皇朝，镜头中从寿宁的山旯旮里走来一位人物——缪蟾。

缪蟾，字升之。至今众人都说他是寿宁县西浦村人，清康熙本《寿宁县志·选举志》载其父缪守愚为一都人，康熙时的西浦村在一都境内；新版《寿宁县志》人物卷也说缪蟾为一都人；寿宁县政协主编的《寿宁县历史名人录》中陈元度所撰《特奏第一缪蟾》一文中亦说缪蟾是西浦人。但据我考证，缪蟾应为犀溪村人，而非西浦村人。

西浦《缪氏宗谱》：缪録“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八月腊后二日肇居犀溪之霍洋”，即今天的犀溪村锦山片。“居数代，移徙下东皋”，即现在的犀溪乡政府大院附近。因累遭回禄（指火灾），“后又移徙下犀溪，其地居西，溪由西来，谓之西浦”。这几段文字清楚记载了西浦缪氏族人从锦山到西浦的迁徙过程，也提供说明了缪蟾出生在犀溪的可能。整个迁徙过程陆陆续续进行，是个逐步的过程，而不是一次举族齐迁的统一行动。

清乾隆时期编纂的《福宁府志》第三十七卷《杂志·宅墓》里记载：“宋状元缪蟾宅在三都（寿宁）”。三都即今之犀溪村。新版《寿宁县志·建置》所述十分详尽：“雍正六年（1728）改都图为乡镇村庄”。说明在此之前均称“都图”，《福宁府志》里关于“三都”的表述沿用了雍正六年前的称谓。

寿宁在明景泰六年建县时，划福安所辖的平溪里十一至十四都及政和所辖的善政乡南里十都，北里十一、十二都，东里十三至十五都为寿宁县辖地，并进行重新划分，分别改称福安里一至六都，坊隅一至四图和政和里七至十二都，现犀溪村属三都，西浦村在一都。冯梦龙著《寿宁待志》《都图》卷载：福安里三都……离城四十里，住西溪上村坊上”。过去犀溪、西浦统称西溪，上村也就是今天的犀溪村，“坊上”即“状元坊”的上面。

李拔编纂的《福宁府志》迟于康熙版《寿宁县志》70多年，编纂时《寿宁县志》已修成刊印，但为什么二者间会有不同记载？我认为应以《府志》为准。康熙时缪氏已全部迁往西浦，很容易引起顺理成章的误会，反而没有认真考究，《府志》因不甚了解犀溪、西浦具体情况，倒是认真转录了旧有记载或有关材料。如果说，以上资料不足为证的话，旧版《福安县志》所载的“为缪蟾建状元坊于犀溪”就很能说明问题，假如缪蟾为西浦人，则怎么可能把状元坊建到别村？更何况《霞浦县志》和《缪氏宗谱》中也有：在长溪（霞浦）县衙外和犀溪东皋山下门楼底奉旨为缪蟾建状元坊的记载。《缪氏宗谱》尚留下一幅“状元坊”地形图，背后山形与犀溪东皋山形一模一样。

所有这些记载中，最准确的应该是宗谱。

至于缪蟾是否高中状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冯梦龙《寿宁待志》说是“绍定二年特奏名第一”而非状元，宋绍定二年已丑榜状元为黄朴（《福宁府志》，《建宁府志》为王朴）。“是榜闽及第者十九人，无缪蟾名”意思说缪蟾连该榜进士也不是。这种说法似乎未能详尽说明问题，据此可以肯定的只是已丑榜状元为黄朴，缪蟾为特奏名第一而不是正榜状元，但不足于证明缪蟾不是其他科目的状元，或者说，缪蟾在参加“特奏名”殿试时，肯定取得第一，只不过称不称为“状元”问题。

《福宁府志·选举志·进士》中载宋绍定二年（1229）已丑黄朴榜：“缪蟾，字升之，特赐状元”。《特奏名》中载为第一人。明朝正德年间寿宁知县尹衮著《状元坊记》说缪蟾“理宗绍定二年登进士第，特奏科正名状元”。宋理宗在招缪蟾为驸马时有“昆山宝玉，年少登科，羡龙头之首占，才貌冠世，抒输忠之勤渠，实临风之玉树”的诏文。缪蟾高中之后，作《琼林赐宴》诗“答谢丝袍出凤帏，龙头独占姓名魁；三千礼乐林中会，五百英雄背后随……”缪蟾若非“龙头之首占”，又岂敢狂妄地作出“五百英雄背后随”的诗句？不怕天下人笑掉大牙？虽然上述典籍没有明确点明缪蟾是状元身份，但至少独占龙头。

至于是什么“龙头”？与“状元”又是什么关系呢？应从什么是特奏名说起。

宋朝科举，除正榜之外，因各种原因增开附榜。《宋史·选举志》：开宝三年（971），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自此始。既然是“赐本科出身”特奏名身份也就等同进士。《福宁府志》：“宋真宗咸平三年（1001）亲试，陈尧咨等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有晋天福（936-943）中，尝预贡者。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咸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争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宋仁宗诏：“进士三经殿试，诸科五经殿试，或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虽不合格，特奏名”。从这道诏文分析，到了仁宗时期，特奏名地位有所下降，犹如现在本科之外的大专一样。到了南宋高宗建炎初，则规定特奏名“第一人附第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第三人赐同进士出身，余赐同学究出身（《福宁府志．选举志》）”。照这样看来，缪蟾的“特奏名第一”至少算进士及第，且高同二甲，这正可以解释为何《福宁府志》的《特奏名》和《进士》名录中都有缪蟾名字。《寿宁待志》说：“是榜……无缪蟾名”应指正榜，并未列出“特奏榜”，且冯梦龙的根据来源是按“府志”，也有可能是当时的府志错漏的缘故。寿宁建县后隶属建宁府，府治设现之建瓯市，终明朝直至清朝初年都一样，清雍正十二年（1734）划归福宁府，冯梦龙是明末寿宁县令，他所说的“府志”应当是《建宁府志》。府志中不仅没有缪蟾的名字，连陈洪轸名字也没有，证明了当时“府志”疏漏之处是很多的。古代进士共分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人数不定，二甲第一名称“传胪”。我们平时所说的“两榜进士”指的是举子先要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得中者称“贡士”，取得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资格，第一名称“会元”，礼部发榜公布。殿试通过后才算高中进士，第一名称“状元”，再次发榜公布，所以称进士为“两榜进士”。“特奏名”既被允许参加殿试，就等同于“贡士”身份，参照宋廷列朝做法惯例，也就是说得中“特奏名”者也要经过类似两榜的过程，先是由礼部将符合“特奏名”资格者名单列出，按一定标准排出名次，与贡士一起参加殿试。缪蟾在礼部的排名中已是名列第一，参加完殿试后仍然是第一。古时取得“第一”一般都有个什么“元”的称呼，如乡试第一称“解元”，缪蟾这个“特奏名第一”称为“特奏状元”是合乎情理的事。当然，“状元”的称呼不能只靠“情理”的推论，还要有事实根据。

《福安县志》所载的宋绍定二年在犀溪建状元坊和《霞浦县志》所载奉旨为缪建状元坊两段话的记载都说有个“状元坊”，这是第一次建“状元坊”，都是缪蟾生前建的。古时建坊一定要朝廷批准，否则被视为欺君大罪，是要被抄家灭族杀头的事，谁敢狂妄的不知自已是谁，不仅朝廷有关的藩臬部知道这一点，缪蟾也知道，岂会如《寿宁待志》所说的是“有司不察”，允许建坊？况且《待志》所指是明天顺年间建在县城直街（现解放街）的“状元坊”，并没有道及宋绍定二年就建在犀溪和霞浦的“状元坊”。当年就批准建“状元坊”的宋廷“有司”对刚刚发生在眼前的事一定清楚的很，所以《福安县志》和《霞浦县志》以及《缪氏宗谱》关于状元坊的记载肯定是正确的。

缪蟾既是特奏名第一，又是“状元”（但非正榜状元），合称为“特奏状元”或如《福宁府志》载为“特赐状元”是再准确不过了，也毋庸置疑。

照此推论，应将《寿宁待志》的“特奏名第一”改为“特奏（或赐）状元”。

缪蟾高中特奏状元后，于宋绍定五年（1232）年娶皇姑临安公主赵安嫦而为驸马。这也可以肯定地推出缪蟾才貌出众，理宗既然看上他，在招为附马时就将“特奏名第一”正名为“特奏状元”，免致委屈皇姑。正可理解尹衮在《状元访记》中说缪蟾先“登进士第，特奏科正名状元”的说法，尹冯二人同为寿宁知县，但尹作《状元访记》比冯著《寿宁待志》还早了120多年，尹在文坛上虽无声名，但在任时“暇召诸生讲课，勉以躬行德业……囊无遗址……(《福宁府志》)”，也是一任贤令，其说应不可轻易否认。冯虽有文名，但文者有时也会出错，这是有可能的。不能因为冯的名气大点，褒冯而贬尹，这也不符合唯物辩证法思想。

从此后，缪蟾官运亨通先授修职郎，转儒林郎，武学博士，后官至太子太傅，礼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