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宁红带会时期的“地下交通员”是如何在三十年后被找到？

大`梦`寿`宁

峥嵘岁月竞风流----追忆我的祖父李烈泮

李森

1

　　1986年初春，寿宁山区低海拔区域的修竹村，虽已枝头吐嫩绿，但仍然春寒料峭，寒气逼人。那天，天空中愁云密布，阴风飒飒。
　　入夜，一位86岁的老人，躺在一张老式木床上，虽盖着厚厚的棉被，依然佝偻着身体，好像有点冷的样子。他动了动嘴唇，示意我靠近，似乎有什么话要说。我往前挪了挪，身体前倾，靠近他。他对着我的耳朵，有气无力地说：“你……是……（我）唯一……的……希……望……只有……汝……才……能……帮……我……找到……证……据……以……证……明……我……的……身份……”我含着热泪坚定地点点头。
　　这位老人，就是我的祖父李烈泮。

▲祖父李烈泮

　　围在床边的，还有我的众多叔伯兄弟们，他们皆不知我祖父话中的深意，只有我心知肚明。祖父吃力地睁着眼，最后一次望了望我，似乎还有话要说，但终究没说出来，安然地闭上了眼睛。我的祖父，一个慈祥而善良的老人，带着一丝遗憾，永远地离开了他生活一辈子的故土，离开他朝夕呵护的儿孙们。
　　一声叹息后，房中的叔伯兄弟们都深情地说，“多好的一位老人啊！““难得的善人啊！”“他的一世过得好艰难啊！”……

2

　　祖父生于逊清庚子年（1900）。祖父、祖母一生育有三个亲生儿子，老大李瑶华（我的先父）早他十年离世，老幺李大也早早先他而去，年仅四十五岁。老二虽仍在人世，却也没能在他身边为他送终。他虽然子孙满堂，可给他送终的，却只有我和我老婆。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曲折和悲苦。早在1933年，革命的火种就播种在寿宁南路的修竹这片土地上。那年，由陶铸、叶飞、范式人等人在寿宁创立的“红带会”迅速发展，他成为“红带会”南路的一名地下交通员。由于他当时的住地头岗下可通石井、斜滩，左可通岱阳、南阳，右可通平溪、政和、周宁。所以，党组织在“头岗”设立“修竹站”，绕开当时的南路“五虎”中的李墩（时为反动乡长）、刘文仪（时为坪坑民团，团总），利用隐蔽身份与活跃在寿宁各地的“红带会”组织一起，开展寿宁的革命斗争，为福建的早期革命奉献青春和热血。

▲上世纪三十年代播下革命火种的头岗“山楼”旧址

　　他本是一名淳朴、勤劳的农民，与世无争，终日与黄土为伴，年少时跟随父亲离开修竹主村迁往离村两里多地的“头岗”住“山楼”。曾祖父之所以带领一家老小弃主村去住山楼，是有苦衷的。一方面为了避开当年李墩的横征暴敛，一方面是为了耕作方便，延长劳作时间。据祖父说，当时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候，兵匪横行，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曾祖父看到李墩的狗腿子在村中横行霸道，看着都讨厌，说又不能说。惹不起，我们还躲不起？
　　曾祖父在修竹村口碑好、威望高，是村中的“当事人”。不管村中大事小事，公事私事，人们遇到了困难，都会向祖父请教，请他出主意。这既是村民的信任，却也是烦恼事。世间是非，有是就有非，帮了此人就难免得罪彼人。人心隔肚皮，人有君子就有小人。世间事，又岂非一个是非、对错就能判个一清二楚？曾祖父一家躲到头岗，也还有躲避“口舌”是非之事这层考虑。现在想起来，若当年曾祖父没有迁居头岗，或许就没有后来祖父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了。世间因缘际会，一切皆于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山楼”迎来几位头顶笠帽、手提大刀、腰缠红带的青年。他们为避雨而来。进屋后，环视四周，见厝中没有他人，便在“山楼”中借宿住下。祖父忙着为他们安排过夜的被褥，祖母踮着“三寸金莲”为他们烧汤煮饭。饭后，他们在房中促膝谈心，祖父也参与其中。由于年龄相仿，有共同语言，所以谈得很投机。其内容多为抨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怎样改变现状，怎样让广大人民的生活好起来，零零碎碎，不一而足。
　　据祖父回忆，当时的谈话内容，有的很深奥，许多地方似懂非懂，可大概意思还是明白的。祖父告诉他们，当时的“南路五虎”之一的李墩横行乡里，危害人民，劣迹斑斑。祖父少年时期曾上过几年私塾，是一个闻名乡里的“小秀才”。由于话语投机，当晚谈到夜深才各自散去。
　　第二天，这些年轻人并没有急着离开“头岗”的意思。当年，国民党对地下党搜查很严，祖父怕李墩在当地的眼线（狗腿）较多引发怀疑，为免生不必要的麻烦，就把他们先安排到厝下的果园中。园中有狗看护，同时也便于转移。到了中午饭时间，直接送往果园中的灰寮里。到了晚上，再把他们接回房中。
　　经过几天的考察，他们认为祖父诚实可靠，便让他给他们送信，收集粮食。并决定在“头岗”设立地下交通站，叫他屯集粮食，以供急需之用。同时任命祖父为“交通员”。从此，祖父走上革命的道路，为活跃在寿宁山区的“红带会”送信、筹粮。

3

　　当上交通员不久的一天，祖父接到一个神秘的任务，前往斜滩取一封信，并把信送到鳌阳一户李姓的人家中（因为同姓，便于掩护）。
　　斜滩是寿宁的重镇，被喻为“小上海”。斜滩是寿宁境内水路与陆路的交汇点，通过水路往下通福安重镇赛岐（出海口），称下路或南路；往上通过陆路连接我省的政和、松溪和浙江省的庆元、龙泉等地，称上路。周边各县的茶叶、香菇、木材等物资都要汇集到这里，由斜滩运往赛岐，而赛岐的海产、食盐也用“斜滩槽”水运到斜滩，再由斜滩运往闽北、浙南各地。所以，当时斜滩的客店特多，从街头到街尾，食店连绵数里，到处都有“担担客”来往，络绎不绝。日夜从不间断，因此有“小上海”之誉。尤其是“斜滩醋”“扁肉”“湿面”“斜滩酱油”“斜滩豆酱”等，至今仍为人所称道。
　　我祖母郭氏，斜滩人，祖父去斜滩“走亲戚”，自然不会引起人怀疑。祖父这次为“送信”有幸再次目睹斜滩的繁华，但他有任务在身，无心留恋，取到信后，决定连夜赶往鳌阳。彼时，寿宁境内还没有一条公路，斜滩到鳌阳，走的是“车岭车到天”的天堑车岭，长7公里，沿途山高路陡，峰高触云，故有“去天五尺”之称。一路上，要经过著名的“一线天”“车岭头”等艰难险阻处。他这次必须连夜经过这些地方，心里有些害怕。可是由于事情紧急，即使是虎口也要往里面钻。
　　这时，祖父的内弟告诉他：“姐夫没关系，赶夜路的人多着呢！”他半信半疑，后来一路上的见闻果然如他内弟所言。整条路上的人流一点也不亚于白天。因为时值盛夏，赶夜路凉快；还有斜滩旅店早已经人满为患，无处歇息，只好乘着夜色匆匆赶往下一个宿点----旸头。旸头离斜滩十五华里，这对常人来说不算什么，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赶到。可是对这些肩挑一百多斤的“担担人”来说却不是一件易事。因为这段路不在近远，而是在于它的陡峭。这十五华里没有平路，全都是一级又一级台阶，抬头仰望岭头与天空连接，故有“车到天”之称。更有甚者，整条岭是顺山脊而建，从下往上一目了然，自古有“爬壁”之喻。
　　祖父轻脚轻手越过一个个“担担客”，站在岭头往岭尾一看，只见三三两两的“担担客”艰难地往上爬行。他们一个个边走边高声地谈东讲西，以解途中的寂寞。虽然口音不同，他们是那样的融洽，那样的亲切，根本分不清楚是“旧客”还是初次见面的“生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旸头，都想到那里找一个床铺早点歇息，养足精神，再赶往下一个住宿地……可是当他们到达旸头时，却大失所望。因为这里的旅店也早已住满，还好旅店中的饭菜却是二十四小时常备的。他们只好草草地填饱肚子，有的继续前往，有的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在路边找一块净地勉强住一晚上。祖父草草吃了夜宵，继续赶往鳌阳。
　　第三天，祖父带着从鳌阳取回的信，匆匆赶回“头岗”，回程并没有走原路，而是改道走日洋铺—九岭—芹洋—头岗。九岭是寿宁境内与车岭齐名的另一条名岭，是寿宁通往政和、建阳、建瓯的官路，是明清时期寿宁前往建宁府的著名古岭，比斜滩到鳌阳的车岭要略显平整、宽阔些，可容两顶官轿交互通过，沿途设有驿站，每个驿站都有驿卒，接待过往的官差，提供食宿服务。在寿宁境内就有五里亭、日洋铺、九岭头、官路洋、九岭茶亭、外店、尤溪铺、平溪铺、南溪铺等铺递。九岭一样以岭长而峻峭闻名，素有“九岭爬九年”之称，让人闻之却步。
　　时近中午，暖洋洋的阳光照在身上，好不惬意。返程途中的祖父，突然听到从鳌阳方向传来一阵呼呼的声响，祖父原以为是谁在放“双响”鞭炮，驻步细听，知道不是“双响”的声音，而是枪声。当时匪患猖獗，几许枪声也不足为怪，所以祖父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当晚，他借宿在“外店”的亲戚家中。由于几天来太劳累了，第二天起床时已日上三竿。他匆匆吃过早饭，徒步回家，这里离家尚有15华里，途中顺便借道去芹洋探望远房的姑姑。刚进芹洋，只见几个李墩所养的团兵，倒背着枪狼狈地匆忙返回阜莽。后来得知，那是前一天傍晚，他们从斜滩取道鳌阳返回的路上遭到“红带会”的伏击，被击毙好几人，还被抓走了几个，只剩这几个漏网之鱼。
　　祖父从芹洋姑姑家出来，过修竹溪后，又绕到修竹栖林庵去探问他的“师兄”------庵中主持“乌明长老”，当晚就住宿在庵中。次日天还没亮，他就怀揣书信回到了头岗。

4

　　据《福建寿宁地方革命史》记载：
　　南区游击队在队长叶茂迁的率领下，从1933年9月开始至次年1月的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先后12次或单独行动或同东、西区游击队和第七支队联手，攻打了下库洋、半坑、旸尾、后冬岔、斜滩、武曲、风阳、乌石岭等乡村的反动民团和反动“奶娘会”、“妇女团”、“黄竹仔”。并伏击了伪教导团。此时，除斜滩、武曲、托溪、平溪等几个大村镇外，基本肃清了南区境内反动势力。有力地促进了寿宁各区、福安北区、周宁上北区的革命斗争，使南区迅速成为寿宁苏区的一大部分。
　　在南区的阔丘一带，范振辉、吴阿五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抓土豪、打民团。1933年夏初，反动派向南区阔丘一带革命力量反扑。坪坑民团团总刘文怀、刘文仪，后洋民团团总叶明茂，联合出动全部团兵，并请来了国民党渐江驻军两个连240多人，气势汹汹地扑向阔丘。范振辉、吴阿五组织红带会员和南区游击队的一个分队给予有力的还击，消灭了一部分敌人。
　　祖父就是在红带会袭击坪坑民团这一背景下为红带会秘密送信的。这次经历后，祖父更坚定了革命信念，向组织表达了要求参加“红带会”的意愿。由于头岗经常有三五成群的外地人来籴谷，有时多达十几人，这引起了李墩在修竹的“狗腿”的怀疑，于是招来了李墩的注意，他多次借故派“团兵”或扮成“土匪”对头岗进行不间断的监视和搜查，但都没发现什么。据祖父说，有一次团兵假装前来籴谷，如果不是我祖父机灵，就糟了。后来为了躲避敌人的注意，把交通站移到了修竹村溪源底的“村楼”。那里紧靠修竹村边，又在“岭头坂”的山脚下，即隐蔽又方便躲避，一有情况随时可以躲进小树林，由小树林跑到村外。“村楼”原是村中的神地，除每年正月“游祖”，有村中的“神头”（主持“游神”事项的人）在讨论公事外，平时没人敢到里面去。因为我祖父在村中德高望重，每年他都会被推为“大头”。他频繁进出是不可能引起怀疑的。他带几个陌生人进出“村楼”也不会引起怀疑。
　　反动头子李墩虽然找不到证据，但他依然没有消除对祖父的怀疑。终于有一天，他获知祖父的新厝只有前门，而没有后门，便召集十几个团兵，自称是“何营”的土匪，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斧头砍开大门。情急之下，我祖母身穿破衣，用一条脏的发黑的围裙背起她的小儿子李大（年仅两岁）手提泔水桶，称是帮工的，硬着头皮从“匪”群中逃出。祖父仗着年轻欲从后面的谷坪跳往上厝，不幸落空摔到大路上，幸被上厝的蔡阿婆救起，逃过一劫，可是却不幸摔断手臂，再加上得不到及时治疗，落下终生残废，丧失劳动能力。大儿子（即我父亲）年少体轻，从前面的晒谷坪跳入对面的菜园的草园中，躲过一劫。14岁的二儿子（李式龙）被抓往阜莽李墩厝中，李墩企图从孩子的口中套出点什么，最后还是亲友和众多乡邻请求才以罚款告终。经过这次惊吓，我祖母因儿子还未满两周岁，导致大出血，从此落下病根，再也没有生育。她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年仅36岁）。
　　从此，我祖父无奈之下，只好雇工干农活。他自己开馆教书，以舌耕度日。李墩知道祖父在村中有一定的威望，想为他所用，便要他做保长。祖父不为所动，委婉拒绝，故意让曾祖母在公共场合大骂：“如果谁选我儿子当保长，谁就会断子绝孙。”这样村里没一个人敢选我祖父，李墩无计可施只好作罢。但因为此计不成，李墩恼羞成怒，找借口在一个月之内连抓祖父三次，最后以“不识好歹”的罪名他抓往平溪区公所，关了好几天。

5

　　祖父一生坎坷，他虽有三个儿子，可是他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在我的心目中，他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高大。他不但是我的长辈，更是我成长的引路人，还是我思想的启蒙老师。从我懂事起，陪我时间最多的，除了姐姐，就是祖父。祖父教育我一定要听党的话，学会本事，给我讲“岳飞传”“戚继光传”“郑成功传”……尤其是父亲逝世后，祖父生命的最后十年，简直是和我形影不离。在这段时间里，他告诉我一生的经历，我才得以晓得这些充满传奇和悲情色彩的故事。
　　他出生的年代，是世界格局发生大动荡的年代，也是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年代。他告诉我，他人生最大的不幸，不是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之痛，而是与组织失去联系。可是他又告诉我，不管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说，重要的是自己认为对就去说、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路，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毫不犹豫，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
　　“修竹站”的创立给寿宁南区的“红带会”开展活动提供了方便。祖父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积极努力地为组织传送信件，遵照组织的要求，利用“山楼”作掩护，积极筹粮、置地，为“红带会”提供住宿、粮食、资金的方便。为了能多支持“红带会”的物资，祖父一家常年放着满仓的粮食，除重要假日外，一家人终年吃地瓜饭，一年难得买鱼肉。桌子上的菜几乎全是园中自种，油全部自给自足。自己亲自养鸡、鸭、猪、羊、牛，解决全家的油盐。为了增加营养，在自家门前屋后种植各种水果，在自家的田里养殖鱼、泥鳅、田螺之类待客。三个儿子在外读书，都是自带地瓜作主粮，祖母亲手做好咸菜、豆腐乳等，送到学校。
　　可是由于当时形势的变化（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红军主力北上抗日），祖父与组织失去联系，直至全国解放依然没有与组织取得联系。
　　在失去组织联系的最初一段时间，祖父以为是他们（指前所说的年轻人）工作忙，没时间联络他。可是，一年又一年，祖父感到不对，又不敢主动去寻找组织，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找（因为当初有约定，不能对任何人透露，否则按纪律严处）。处理村中事，他胸有成竹。早年读过几年私塾，也曾跟随他岳父（斜滩船户）去赛岐做点小生意，在斜滩开过几年店铺。见识比其他人会多一点。受他岳父的影响，懂得怎样去同情别人，怎样去识别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斜滩乃联结福建上下四府的交通纽带，也是党开展活动的绝佳之地。
　　当然，祖父的“寻亲之路”也是从斜滩开始的。不仅他的妻子来自斜滩郭家，他的妹妹也远嫁斜滩。当年交通不便，从修竹爬山涉岭到斜滩要走一天山路，不但岭陡路滑，还经常要受到一些散匪的骚扰，被劫之事时有发生。他原以为在斜滩可以找到组织，殊不知由于党组织的隐蔽性，一介山民想找到“几个人”，岂不是大海捞针？在斜滩呆了几天，一无所获的祖父只好扫兴而归。数年之间，祖父几乎走遍了整个寿宁，用他的话说：“我走遍寿宁的四个坑底（言走的地方远而多）。”
　　解放时，由于屯集的粮食无法转移，更无法证明这些粮食的用途，故而被评为“地主”。在那被戴上“地主”帽子的岁月里，当他被戴上高帽被批评时，也不忘初心，对“铺天盖地的批判”充耳不闻，心中默默地喊着“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多少次我亲眼看见，批判会都结束了，人们都走了，他还“舍不得”离开场地。每次都是我去叫他回去的。平时，他对投来的“白眼”和“流言蜚语”都能泰然处之。他常对我说：“人家用口水吐我们，不能显出不乐意，反而要高兴地接受，更不能当着人们的面擦掉。不然，人家会说我嫌弃他的口水臭。”他还说：“自己被人欺负，不是坏事。但自己千万不要去欺负别人，尤其是比我们弱小的人。”
　　也因此，很多时候，他的“批斗会”被称为是最安静的批斗会，有时甚至有始无终。他也因此被称为最老实的“地主”。他如果被强制去干些“公益事”，如修路、锄草，他总是走在前面，他总是挑重活、干脏活。知道祖父为人的村民，仍然尊重他，一些辈分比祖父高的村民，只要是年龄比他小，都尊他为“烈泮哥”（我家在村中，辈分是最低的）。这是善良的村民打心底尊重他。
我曾经以为，祖父对此打击仍能“不当回事”。后来，我理解了，祖父是人不是神，也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为了革命他丧失爱妻，他不是没有感觉，只不过没显山露水而已。他对我说，这是党对他的又一次“考验”。直至今天，我才真正理解“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的真正含义。
　　虽然遭受批斗和打击，生活变得异常艰难，但祖父始终相信党，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在极为困难的生活条件下，三个儿子均培养成材，老大李瑶华，解放前毕业于建瓯师范学校；老二李式龙，1953年于福安师范毕业；老幺李大，1956年毕业于福安师范。三个儿子全部培养成材，这在当时的修竹村，乃至整个芹洋，也是少有的。

6

　　我曾经发誓，要为祖父找到组织。然而，我一个处处受人鄙视的“地主仔”要找到“证据”谈何容易。一个“地主仔”，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有谁会帮助我？所以，我只能一面认真工作，一面积极地靠拢组织，向党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最终由于我的努力，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原以为入党后，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去有关部门查找证据。可是由于家庭的变故，父亲李瑶华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评为“漏划地主”被强制离职，甚至连我也被遣送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1975年胡耀邦主持工作时，父亲才得以平反，被落实政策召回教师队伍。然而，父亲的身心已经遭受严重创伤，参加工作才一年多，就于1976年八月含恨离开人世，年仅五十五岁。
数十年来，我曾多番寻找，但没有任何证据。一晃，我退休了。我下决心，再难，也不放弃。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当作百分之百去突破。如果我这一代不能完成祖父的遗愿，时过境迁，希望将越来越渺茫。

▲1987年11月出版的《寿宁党史资料》第二期记载，李烈泮于1933年7月至1934年9月担任“修竹站”交通站负责人

　　一晃，又是十年。直到2018年，我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于《寿宁党史资料》中找到有力证据，证实祖父的“地下交通员”身份。《寿宁党史资料》1987年11月第二期第73页的《福建省寿宁县“二战时期地下交通站分布统计表”》，祖父的姓名赫然在列。作者分别为林希顺和李晶明，林希顺现供职于省教育厅，李晶明仍健在。这是迄今为止能证明祖父“地下交通员”身份的最有力的证据。
这本书面世的前一年，祖父去世。而由于信息闭塞，这本书出现在苦苦寻觅它的主人眼前，却已足足过去30多年了。我感慨万千，却万般无奈。除了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什么也做不了。我也老了。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清明节，我带着全家前往祖父的墓地，以寄托我的哀思。我告诉祖父，我这个不孝孙子，为他找到了“组织”。虽然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任何补偿，但我会告诉家族中的每一个人，告诉我的子孙，让他（她）们永远记住，您是我党的一名“地下交通员”。我想，九泉下的您，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高兴的。

写于2019年

来源：记忆里的寿宁

伤不起

花落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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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了老一辈革命者，是他们的牺牲付出才有“共产党”得天下，希望有关部门去落实李烈洋同志革命史实，情况属实的应该立即给追补荣誉、匡正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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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存在很多，不少老人死不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