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犹龙文钞》作者考（转贴）

双溪居士

这是一个简化了的题目，全称应该为「从《吴郡文编》中辑钞的『《冯犹龙文钞》』作者考」。
    《吴郡文编》是清人顾沅汇辑的一部文集，共二百四十六卷，四千多篇文章。据路工《访书见闻录·顾沅编辑得〈吴郡文钞〉》介绍，该书成于道光七年（1827年），藁本原存苏州市文管会。大约在六十年代初，发现其中有署名为「冯梦龙」的十七篇轶文，遂辑钞为一册，「《冯犹龙文钞》」之名就是辑钞者添加的。这是自容肇祖先生三十年代初开辟草莱，首先勾画冯氏生平以来，数量最集中的一次发现，当然引起了中外研究者的注意。事实上，近十几年来撰写冯氏传记或考定生平者，都运用过这批材料，据此考探冯氏生平思想，也引发过一些争论。
    笔者因偶然机缘，十数年前涉足冯氏研究，曾数次访求这一藁本。我的初步印象，是这批文章的内容与有关冯氏的其它史料既有一些联系，又有较大差别，因自1988年起着手为其笺证，后来又开始了《冯梦龙年谱》的辑撰。从资料的勾稽排比中，开始怀疑到「《冯犹龙文钞》」的作者并非冯梦龙，而是其弟冯梦熊。
    考证之难，首先是发现新材料的不易，紧接着又须对发现的材料进行辨析以至辨伪，其中又分「有意作伪」和「无意作伪」之别。这使小说作者考证变成近乎像是「雷区」，必须格外小心，「冯犹龙文钞」应当属于「历史的误会」，虽然它曾使我耗费了几年心血。
     闲言休叙，且听在下一一道来。
一、问题的提出
    《吴郡文编》本为藁本，从中辑钞的「《冯犹龙文钞》」文章，是否有曾经刊行过的呢？至少其中的《〈俟后编〉跋》是有迹可寻的，因为这部著作在《四库全书》中著录过，有清一代不会被当作禁书。何况《民国吴县志》卷七十五亦明载：「王敬臣《俟后编》六卷，补录一卷，附录一卷。彭定求编。」果然，「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本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中找到了，还是康熙己卯刻本，署「长洲王敬臣著，同邑后学陈仁锡阅。彭定求复位。」
    但是翻阅一查，不对了，该刊本的跋文在目内明明署的是「杜陵冯先生原跋」，正文后署名则是「通家后学冯梦熊跋」。显然，这不是出自「吴下三冯，仲其最著」（梅之焕《麟经指月序》引王大可语）的二先生梦龙之手，而是三先生梦熊。
    那么刊本是否有误呢？
    据彭定求序「因与同人重谋剞劂，更广其传」等语，该书应据原刊重刻。原刊应为陈仁锡编刻，冯跋称「先生殁三十馀年，而人心寂寂，几不知有先生者。方怪近代尽生空桑，而宫谕明卿先生起，捐赀创栋宇，先簿正俎豆，表彰孝子，以教通国，若揭日月，人心始共有先生焉。」可以据以考出其初编刻的时间。按明人郑敷教《桐庵存稿·王仁孝先生祠碑记》云：「崇祯初建祠特祭，得请其制，则司成公（伟案：即陈仁锡，因其崇祯时署国子监司业事）之力多焉。」又清人顾震涛《吴门表隐》卷八：「王仁孝先生祠在长元学西偏，又在大关帝庙右（见志）。祀明征士王敬臣。明崇正（伟案：『正』为避『祯』字讳写法）十四年（1641年）知府陈师泰、郡绅陈仁锡建，以高弟诸贤配。」我疑心「十四年」衍一「十」字，因为陈仁锡卒于崇祯七年（1634年，见其子陈济生所撰《启祯两朝遗诗小传》）又王敬臣《俟后编自序》系年为万历壬辰，自署「时年八十」。而文震孟《姑苏名贤小纪》王传叙其「年八十三而卒」，则王之卒年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与「先生殁三十馀年」的说法亦接榫。冯跋且明言「敬以宫谕之命，书之若此」，则其作必在崇祯四年建祠，至七年陈仁锡卒之间。
    说起来，清初的翻刻人彭定求也是一个有来头的人物。他生于顺治二年（1645年，据其自撰《南畇老人自订年谱》），康熙壬辰「会试殿试皆第一」（即俗所谓「状元」），却「少承家学，淡于荣利」，归隐家居。其孙彭启丰又在雍正初年「会试殿试皆第一」，「祖孙济美，为吴中盛事」（《民国吴县志》据乾隆志增删）。彭重刊《俟后编》的序署「康熙己卯」（1699年），自称「通门小子」。按《吴门表隐》卷八叙王仁孝祠配祀的「高弟诸贤」中，就有文震孟之父文元发，陈仁锡之父陈允坚，也有彭定求之曾祖父彭汝谐。他们的「通家」大概就是以此论交的。有了这样的关怀和渊源，彭重刊时，应当是翻刻原版，不会擅改跋文署名的。
    反观顾沅，他编辑《吴郡文编》时，不仅与彭之重刊在年代上相差130年，而且是在宋代郑虎臣《吴郡文粹》十卷，明代钱毂《吴郡文编续集》五十六卷，清初吴伟业《吴郡文献》三十卷的基础上，「益以旁收之逸篇，复取昭代名公巨制，先哲遗文，分类编辑，都为一集」（董国华《吴郡文编序》）二百馀卷的。但董文也承认「其难其慎」，尤其当明清鼎革之际，吴中文字迭遭兵燹，中间又经康雍时期和《四库》一役的抽损毁易，嘉道以后，明文的保存既已不易，辨析就更困难了。出现「弟冠兄戴」这样的误署，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失误。
二、「文钞」诸篇的年代内容与冯梦龙的行踪思想
    仅仅靠版本上的外证，也许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所谓「内证」。
    文内说：「孝子以道王先生与先君子交甚厚，盖自先生父少参公即折行交先君子。」「余舞勺时，数数见先生杖履相过。」案：《礼·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注》：「舞勺者，勺，钥也。言十三之时，学此舞钥之舞也。」后称未成年时为舞勺之年，本此。王敬臣卒时，冯梦龙已年届二十，不当称「舞勺」，也很难想象乡邻间「交甚厚」，会有六七年不相往来。又文内有「若余不肖，以无用自锢林泉」语，这是指科第不举，宦途无望。冯梦龙虽也屡困场屋，但已于崇祯三年选取岁贡，尽管不是甲第正途，但已不能说宦途无望，事实上，他正是由此而丹徒教谕，而寿宁县令的。这些提法，显然不合冯梦龙当时的身分口气。
    除《〈俟后编〉跋》外，其它文章有没有类似情形呢？在为「冯犹龙文钞」作笺的过程中，我首先试图弄清这批文章的大致写成年代。为节约篇幅，谨以列表形式简述如下（顺序仍《文钞》之旧）：
篇    目
写作年代
判  定 年 代 的 主 要 理 由
承天寺代化大悲像疏
约崇祯初年
据文内有「丁卯秋」等语
雍熙寺重修大殿碑文
天启五年或稍后
《百城烟水》卷二：「雍熙寺……万历元年僧名空重修，天启五年僧默并修。」则知此文当作于默并重修时或稍后。
慧庆寺募修大悲殿疏
崇祯十年或稍前
《民国吴县志》卷三十六下：「慧庆禅寺……万历乙卯修，崇祯十年再葺。」此文当为崇祯时再葺时募化而作。
碛砂古寺重建募化疏
崇祯中或稍前
《民国吴县志》卷三十八：「碛砂禅寺……至崇祯中圮。」此寺既圮于崇祯中，而文内犹有「殿角日慧，铃韵天凉」等语，是作于崇祯中已废未圮之时。
代人为万吴县考绩序
天启五年
《民国吴县志·职官》：「万谷春孟旸 ，进贤人。进士。四十七年任，天启五年擢兵部主事。」则此文当作于万谷春离任时。
吴邑令万公去思碑
崇祯三年
文内有「莅吴者五载，以改成内召，行去吴者又五载」语。则此文当作于万谷春离任后五年建去思碑时。
真义里俞通守去思碑
崇祯元年或稍后
文内有「岁戊辰，鹿邑令缺，通守莆田俞公往摄篆焉……数月之治，即力辞篆务，不恋姑臧」等语。则此文当作于此后。
贞节姚母旌表序
万历四十三年
钱谦益《初学集》卷二十七《节妇文氏旌门颂序》称：「万历乙卯，孀居三十六年，与被旌典。」此文显然为钱文同时之作。
代人赠陈吴县入觐序
崇祯四年
《民国吴县志·职官》：「陈文瑞字应萃，同安人。进士。五年任。崇祯四年调简。」则此文当作于陈文瑞调简时。
代人赠陈吴县觐行序
同上
当为同一事代不同友人所作
代人为谢嘉定考绩序
崇祯元年
文内有「侯今且奏最矣，行将以权衡笔舌，立螭头佐天子治天下」等语。据《乾隆嘉定志》：「谢象三……天启五年举进士，即授嘉定知县……崇祯元年入觐，为监察御史。」此文当作于谢离任时。
代人贺范长白得子序
崇祯四年
据韩菼《有怀堂文集》卷一八，范允临独子必英（字秀实）生于此年。
《俟后编》跋
崇祯四年至七年
（略）
《抚吴疏檄草》序一
崇祯三年
文内有「大中丞中州曹公抚吴三载……会上以边才晋公秩，召公入对，公于是刻其疏草以行」等语。《明督抚年表》卷一：「曹文衡：《南阳志》本传：崇祯元年九月二十升江南巡抚，三年擢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即其人也。则此文当作于是年。
《抚吴疏檄草》序二
同上
同一文章之二稿
《抚吴疏檄草》序三
同上
同一文章之三稿
侯雍瞻《西堂初稿》序
天启六年
文内有「女（汝）廉昨年一夕醉饱杜甫耒阳」等语。据《侯（峒曾）忠节集》卷一五，徐汝廉卒于天启五年，则此文当作于次年。
    综上所述，从这十七篇文章不难得出三个主要的共同之点：
    一，除个别文章外，这批文章都作于天启五年至崇祯十年之间；
    二，这批文章涉及的人、事都限于苏州及其附近地区；
    三，这批文章都属于应酬时文，其中很多表现出强烈的时事政治关怀。
    有此三点，实际上已给我们勾勒出一个范围，不妨就已知的冯梦龙的其它史料，就这个范围来讨论一下，他们是否有某种吻合之处。
    天启四年腊月，冯梦龙辑纂之《警世通言》无碍居士序成；
    五年二月，冯氏于苏州应毛永燧请为王骥德《曲律》作序；九月，叶昆池刊《春秋衡库》三十二卷；
    六年，冯氏寓蒋之翘三径斋，辑成《智囊》；九月，冯氏辑《太平广记钞》李长庚序成；
   七年中秋，冯氏辑纂之《醒世恒言》可一居士序成；冯氏跋卫泳《枕中秘》此年刊行；
    崇祯三年，冯梦龙选岁贡；
    四年，冯氏向祁彪佳赠散曲集《太霞新奏》；
    五年，冯氏任丹徒教谕，与阮大铖、虞来初等同登北固甘露寺；
    七年，赴寿宁县令任，途中为所辑《智囊补》作序。
    此外，冯氏编著之《新列国志》和辑印《太霞新奏》显然也出于这一时期。[1]
    天启以后，冯氏在辑行科举教程何通俗文学出版物方面显然得心应手，享有盛誉，仿佛今之畅销作家，生计当不成问题。据崇祯八年序刻的《春秋三题四发》冯士骅自序说：「年来犹龙氏《指月》（案指《麟经指月》）一书，溯源穷委，最称详匝，家尸户祝，业无间言。」冯梦龙《智囊补序》也承认《智囊》「往往滥蒙嘉许，而嗜痂者遂冀余有续刻。」金阊嘉会堂刊墨憨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张无咎序，明言「子犹著作满人间，小说其一斑也。」叶敬池之《新列国志》的识语还作出广告预告：「墨憨斋向纂《新平妖传》及《明言》、《通言》、《恒言》诸刻，脍炙人口。今复订补二书，本坊垦请先镌《列国》，次当及《两汉》，与凡刻迥别，识者辨之。」其实，李长庚已说明「友人冯梦龙氏近者留心性命之学，书有《谭馀》，经有《指月》，功在学者不浅。兹又辑《太平广记钞》，盖是书闳肆幽怪，无所不载，犹龙氏掇其蒜酪脍炙处，尤易入人。」（《太平广记钞序》），这正说明冯梦龙在者一时期的精神灌注所在，仍然在于通俗文艺辑行和经史的通俗化方面。
    李序成于天启六年，这正是阉党横暴，东林惨烈，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冯氏犹专注于「掇其蒜酪脍炙处，尤易入人」的出版物，梅之焕《智囊补序》亦云：「岁在丙寅，余敛足梅花市山庄，感时事之棼丝，叹当局之束手。因思古才智之士，必有说而处此，惩溺计援，视症发药，断不默默。然书洪乔之空，堕步兵之泪而已。而冯氏子犹先得我心，辑成《智囊》一书。」[2]李、梅都是名籍东林的人士，这似乎能窥见冯梦龙对待时事政治与他们不同的特殊态度或方式。他还在天启七年《醒世恒言序》中提出「醒醉说」，「自昔浊乱之世，谓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而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则兹刻者，虽与《康衢》、《击壤》之歌并传不朽，可矣！」也是由通俗文学的教化功能立论的。他似乎一直沉浸在自己的通俗文艺天地中，并从这个角度来提出疗救世事的处方的。
    此外，冯梦龙对当时的正邪清浊一类门派纷争或者不甚关心，或者可谓糊涂。他万历末年在辑行《麟经指月》列参阅名氏时，除了东林的友人外，也把李蕃、曹钦程这样一些后来成为阉党中坚的人拉在一起，只要他们是「春秋名家」而不问其馀。崇祯初年形势大变，阉党已如过街老鼠，阮大铖已被「钦定逆案」指为对魏阉「颂美赞导」，且「交接近侍次等」而「坐徒三年，纳赎为民」，虞大复亦因「挥霍有馀，操持多议」而「冠带闲住」，冯梦龙却仍然和这样一些东林、复社不齿的家伙一起登高赋诗，显然也只是考虑到阮娴曲学，虞治《春秋》，而不问其馀。
    以上几点，与「文钞」诸篇对时事政治的关切和激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3]此时冯梦龙在商业出版物得辑行上已如鱼得水，获得相当成就，衣食既已无虞，自然不用从应酬时文上讨生活。此外自他赴丹徒开始宦海生涯，也不可能与苏州人事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因此，这批文章不应该出自冯梦龙之手。
三、「冯犹龙文钞」作者考
    反驳者也许可以说，钱谦益《冯二丈犹龙七十寿诗》自注证实冯梦龙与文震孟、姚希孟也有关系，何况冯梦龙晚年在甲、乙交替时也表现出异常强烈的时事政治关怀。以上证明尚不足服人。
    毕竟《吴郡文编》的成稿，距冯梦龙的时代已近二百年，几与今人与曹雪芹时代的差别相同，且文稿仅为孤证，不必定为信说。如果以上比证，尚有不足以服人之处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变换一下角度，来看看与冯梦龙同时同地的人物中，有没有家世交游和经历与冯相似或相关，以致很容易混淆的人物，更容易被证实是这批文章的作者。
    此人确有，他就是「吴下三冯」中的老三冯梦熊。
    冯氏兄弟原出一枝，家世自不必说了。他还曾从梦龙研习《春秋》，这有他为梦龙《麟经指月》序自称「门下弟梦熊非熊」，且言「余受《春秋》于兄而同困者也」可以窥知（见海峡文艺出版社《冯梦龙诗文初编》扉页之影印）。他的为人也略有乃兄风范，梦龙曾自称「东吴之畸人也」，但其特色，是「固博物者，至稗编丛说，流览无不遍。凡挥麈而谭，杂以近闻，诸兄弟辄放声狂笑，粲风起而郁云开，夕鸟惊而寒鳞跃，山花为之遍放，林叶为之振落。日夕相聚，抚掌掀髯，不复知有南面王乐矣。」（韵社第五人《题古今笑》），所以盖棺论定，还有「虽不得为诗家，然亦文苑之滑稽也」（朱彝尊《明诗综》卷七一）的考语。据说，梦熊亦「为人率略似狂，癖狭似狷，谭谐舞笑，动与俗疏。时时有所激昂诋讥，皆傅会书史，以发其诧傺无聊不平之气。自予辈交知十数子，临觞接席，非君不欢。」（侯峒曾《友人冯杜陵集序》）但这里已有同中见异的差别了。和梦龙一样，他也喜欢改名更字，变化分身（也许是想以此改变厄运），这也出自侯峒曾的介绍：「君初名梦熊，字非熊，中岁以字行，别字孝当，自号杜陵居士。晚更名师之，字少璜。今友人无问知与不知，多尚呼『非熊』，或间称『杜陵』，其称『少璜』者益少，故予衷而称之曰『杜陵』」。
    还可以列出更多的相似点，但毕竟有所差别，尽管他们是一气同枝的兄弟。  
    如上所述，冯梦龙渡过困境的方式，是与当时勃兴的商业出版结缘，不必靠写应酬时文为生。乃弟就不同了，至少是有朋友郑重劝过他走这条道路。姚希孟《文远集》卷二一《书牍》中保存着这样一封《致冯杜陵函》，分明透露着这样的消息，这对我们了解冯梦熊的生平比较重要，故全文引用如下：
    「连得吾兄手教，惨悴无聊，溢于楮墨。每与东林兄相向咨嗟，几至下泪。以吾兄才具，天既厄其一遇矣，又何故而降之酷罚，乃至于此。得非眼光太毒，舌锋太尖，本以涉世日深，感愤日甚，而时有申、商之言，乃感此缘耶？虽然，以吾所见所闻，五十奇穷而竟能晚达者，比比矣，又安知天之非老其才，培其德，而故以此相折磨也？兄宜善承此意。至于涸鲋之濡，弟实不能为兄计。一席皋、比，难于南面王。即巧为曹、丘者，安所置喙？而吾兄真率自赏，少世上繁文习俗，恐不能与俗物周旋。且无论其它，即如沈去疑十载丹阳，合三千七十而教诲之，屡试屡挫，而诸弟子与其父兄之心终不变，兄能有此作用否？又如徐汝廉之家事不至于四壁，而一日饭，一日粥，兄且以金粟孤僧为檀樾，而午有肉，夜有酒，出有仆，能甘此澹泊否？又如启美家舅，文字生涯，凡城中锦帐颂祷之文，皆出其手，每篇必一金或二三金，不皆入格，而可以谀俗。又如徐阆风所号为独行君子者也，而少宰韩宗伯之高文大篇，皆代为捉刀，以此有田有庐而终身不困，兄能有此应付否？以此数者参子，致贫之道在此，救贫之道亦在此。爱兄者莫如弟，故敢以狂真之言进。弟五、六月间准归矣，弟归虽不能策兄，然朝夕相过，或不致寂寞耳。」
    这显然是冯梦熊在遭遇恶运，处境奇穷时，向朋友求助，而姚希孟为其指导「救贫之道」的。文中所举诸人，多为冯氏昆仲友侪，如沈几（字去疑）天启六年曾为冯梦龙《智囊》作序，文从简（字启美）曾与冯氏昆仲有诗往来，徐允禄（字汝廉）曾为侯峒曾兄弟西席，与冯梦熊一起「读书西堂」（见《侯雍瞻〈西堂初稿〉序》），等等。
    姚所举四途中，梦熊显然没有乃兄设帐授徒的经历，对穷极之人讲「一日饭，一日粥」的「安贫乐道」之术也不中用，而由侯峒曾「使得稍稍委蛇诸公间，假其笔扎以为终身资，上者如陈琳书记，马周代奏，次之亦比义山、飞卿之所为。纵不得其科第，安在不可以显其名声而赡其穷？而冯君倔强如故也」（《冯杜陵集序》）看来，他显然也没有走那条「捉刀」的幕僚道路（为曹文衡作序或者也是代友人所为。否则以曹之声势地位，未必会委托一不第穷士为自己官样文章作序），于是只剩下一条，就是「文字生涯，凡城中锦帐颂祷之文，皆出其手，每篇必一金或二三金，不皆入格，而可以谀俗」的「文从简道路」了。
    姚希孟的信没有编年，但由「弟五、六月间准归矣，弟归虽不能策兄，然朝夕相过，或不致寂寞耳。」可以窥知出姚的行踪。据《归庄集》卷七，姚氏是于天启五年「被杖夺京职归」的。请注意，这正是「文钞」大批文章的开始时间。[4]
    应该说，冯梦熊的文名是足以担此职责的。姚希孟《冯杜陵稿序》云：「友人冯杜陵，才名夙著，至酉、戌间而欢噪逾狂。一言既成，人必手录而出入携之，如谢玄晖惊人诗。通国之内，上自荐绅，下迨学语小儿，无不奇其才。」（《响玉集·制义序》）侯峒曾也证实了他「所为时文亦矜奇迈俗，万历辛、壬之间名满江左，主司佹得而失之。」（《冯杜陵集序》）合姚、侯两说观之，则梦熊时文享有盛名的高潮，当在辛酉、壬戌间，即万历、泰昌、天启改元之际。但不料「自是而后，渐益诘曲世间，不逐时好，为诸生蹶者屡矣，竟以穷死。死且无子，殡于萧寺，寺僧举一被覆之，仅乃得无暴体。闻者悲之，以为有陈无己、元次山之风焉。噫嘻！可谓穷已。今独其诗、古文若干篇在。」（侯峒曾《冯杜陵集序》）
    从「文钞」内容涉及的交游来看，除了马泰来已考出的文震孟、姚希孟舅甥外，侯氏兄弟亦为其知己，侯峒曾明言「往予兄弟与杜陵同事笔墨者累年」，冯梦熊还有《哭通家子侯仲子文中茂才》（指侯岷曾，载《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八）的诗：「知尔修文处，犹能誉我私。掬将千古泪，洒作五言诗。艺苑悲年少，德门叹数奇。遍除之子耗，惨淡到春迟。」沉痛之至，也表现出他与侯氏昆仲的深情厚谊，正与《侯雍瞻〈西堂初稿〉序》所叙契合。
    至于「文钞」中表现出来的对天启年间政治黑暗的愤怒和抨击，也与冯梦熊的诗作相关合，如陈仁锡之子陈济生辑的《天启崇祯两朝遗诗》中选的这几首：
               《南中杂诗》
南床谏草又中留，  天意垂衣岂睿谋。
钩党清流唐汉季，  杞忧嫠恤圣明秋。
章缝误国齐华省，  节钺筹边孰倚楼。
风雨孝陵十载势，  江湖愁绝到松楸。
《中秋寓虎丘，客言时事有感（二首）》
闻君时事大堪忧，  我自清樽当老谋。
                         直挽横流回倒海，  任他杀气阻邗沟。
幺么无地戎生莽，  瞑眩何年国始瘳。
独有一愁非兔窟，  鱼肠肮脏久荒丘。
    阖闾墓望阖闾城，   时事传来付半酲。
   六月从他书雨雹，   一杯劝汝扫长庚。
  歌声名上申公法，   鼓角楼头觥客程。
  独吊太丘经济好，   黄巾有狎坐消萌。
    可以说，无论是在与人物的交往上，还是在时事政治的关心和观点上，冯梦熊都较乃兄更象是一位东林、复社人物。
    还有一点或许是见仁见智的证据，这就是文风问题。冯梦熊的文风，据姚希孟看来，是「吴会一派，习为轻扬和媚之文，其弊至于有肉无骨，有花无实，脚板相随，莫之振起。而杜陵标新领导，常有『古人不见我之恨』。高竖义幢，横开笔阵，至于抵掌骧眉，雄谭侃侃，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又一快也。」（《冯杜陵稿序》）用侯峒曾的话，是「所为时文亦矜奇迈俗」，「独私叹杜陵负博闻强记之资，虽心肠如铁，而下笔绮靡，辄有金谷河阳之丽」（《冯杜陵集序》）。我们看他为《麟经指月》作的序，是能见出这种风格的，虽然以后人之见，或许有用典没有尽化，词义力求古奥的弊病。「文钞」诸篇，也是这种文风。这和冯梦龙的文风，还是有一望而知的区别的。
    综上所述，结合姚氏信中指示的「救贫之道」，「文钞」的这批文章，可以看作是苏州友侪们以「代作」之酬金，接济贫穷已甚的冯梦熊的一种委婉方式。冯梦熊死于「奇穷」，他的文集生前编成，友人也在其卒后作了序，但未能刊行。二百年后被混淆为其兄之作，依内容而分散辑入《吴郡文编》，六十年代又被从《文编》中辑钞成一册，命为「《冯犹龙文钞》」的。
    冯梦龙是晚明最有影响的白话通俗小说家。韩南（P.Hanan）在他的《中国白话小说史（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中，主要就是以冯为立论基础的。他曾感慨说：
    「冯梦龙的为人可以说是二重的，或可说是来往于两极端之间的。两极的这一端是一位机智幽默、风流倜傥，嗜酒狎妓的人物……两极另一端的冯梦龙却是个严肃的儒家正统读书人。」「在这两个冯梦龙中，我们感兴趣的是前面那一个。」
     我认为，虽然冯梦龙时常从儒家知识分子的正统道路中逸出到商业出版物的编选，或者说为商业性出版物作编纂工作时亦不忘正统道路，实际上这意味着晚明（以至如今）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两难处境中的变通权宜，而未必意味着二重人格。尽管冯梦龙以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走上了科第功名的道路，但毕竟有人开辟出了一条新路。例如较冯梦龙稍长，三十岁即焚儒者衣冠而靠艺文成名的陈继儒，和较冯氏年轻，以戏曲小说「游荡江湖，人以俳优目之」的李渔。他们终于成为近现代「文艺家」们的先声。
    这篇所谓「考证」文字，如果能够澄清对韩南氏所说「后一个冯梦龙」的一些误解，而增强对「前一个冯梦龙」的理解，则正是笔者所愿。   
附记：拙文因故仓促间草成，曾寄美国芝加哥大学马泰来兄奉教。泰来于93年12月10日来函，除表示「您的意见我完全同意」外，还有重要补正：「①《代人为万吴县考绩序》②《代人赠陈吴县入觐序》③《代人赠陈吴县觐行序》三文，写成年代正确，但考证有小误：①『此文当作于万谷春离任时』，误。『考绩』不是离任，考绩的结果可以离任，也可以留任。②③『此文当作于陈文瑞调简时』，亦误。『入觐』与『考绩』是一事。陈文瑞考绩，不称职，始调简。『入觐』时尚满怀希望『而由此作谏官』云云。《明史·选举志》：『外官三年一朝觐，以辰、戌、丑、未岁，察典随之，谓之外察。』（中华本，页1723）陈文瑞，天启五年（1625年）任吴县知县，跟着之崇祯元年（1628）为戊辰，崇祯四年（1631年）为辛未，皆入觐之年。文②明言『今公五年政成入觐』，可知此文撰于崇祯四年。万谷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任吴县知县，以后之天启二年（1622年）为壬戌，五年（1625年）为乙丑，皆入觐考绩之年。按《吴邑令万公去思碑》：『莅吴者五载，以改成内召』，如是天启二年时万仅任职二年，不用入觐。万在吴仅入觐一次，在天启五年，①文即撰于此时。拙见如此，仅供参考。」小伟深以为然。不敢掠美，故附于文末。94年11月8日。
[1] 关于当时出版物的编辑刻印周期问题，笔者在《冯梦龙与〈金瓶梅〉成书》（载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小说戏曲研究》第四辑）中曾略有分析。
[2] 梅之焕《智囊补序》未见著录。此文系日本神奈川大学山口建治先生提供复印件，谨此致谢。
[3] 自容肇祖以来，一般认为冯梦龙为东林、复社人物。笔者曾有《冯梦龙与东林、复社》一文辨析（载本所《文学遗产》1989年第一期，可以参看。
[4] 本次会议期间，得见马泰来《冯梦龙研究献芹》一文，考出「文钞」中《承天寺代化大悲像疏》文内「表舅毛文玮」，正是姚希孟之表舅，证实此文确系代姚所写，这无疑增强了冯梦熊确实听从姚信劝告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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