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宁地方革命史

明正

第四章 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一、南山顶会议

    1933年春，寿宁境内发生严重水患，山洪泛滥，田园被毁，地主豪绅趁机抬高粮价，反动当局苛捐杂税猛如虎狼，寿宁同闽东各县一样，面临着严重的春荒：“…...青黄不接，贫苦农民处在饥饿的严重状态之中”。福州中心市委根据这一情况，号召闽东各县发动“春荒斗争”，开展闽东北的游击运动。“春荒斗争在这一形势下无论在那方面都是今天闽东北最中心的斗争”。要求闽东各县党组织通过领导这一斗争，广泛地发展赤色农会，壮大游击队，在斗争中创造新的苏区。

    寿宁特支根据这一布置，召开特支第二次会议，；以东、西两区和上南区为工作中心，根据寿宁实际情况，将春荒分粮斗争和镇反运动结合起来，提出“打土豪、筹款”口号，组织农民到地主家里分粮，并按照群众的要求，镇压了几个坚持与我分粮群众为敌的粮胥和民愤极大的大土豪。农民群众在赤色农会和红带会的支持下，组织了分粮队，“很快将这一斗争开展了起来。”

    但是，由于寿宁的“分粮、镇反”斗争，没有一支强大的能独立作战的武装力量作为保障，且限于局势未能与土地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未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未能很好地引导这些斗争持续地发展下去，以致成为此起彼伏状态，党组织也就疲于奔命，穷于应付，致使“农村革命运动的发展比较缓慢”。例如，1933年l月，福安的“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由福安北区进入寿宁东区活动，尽管寿宁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在红带会的配合下，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寿宁特支的“分粮、镇反”斗争，但终因敌人的进攻而失败。后来，闽东特委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指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只有政权而(群众)没有得到土地，因此群众不能坚决地来支持这个斗争”。

二、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寿宁各区斗争情况突出地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特支未能对各地斗争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组织，未注意加强各斗争区域间的联系，以达到造成大范围的斗争和相互策应的局面；红带会的作用也只是半公开的单纯的防御，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致造成“这种斗争下去，那种斗争起来，这里下去，那里起来，个别爆发与个别受打击的局面”。

    从而被敌人各个击破，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寿宁革命造成困扰。直至4月份发生了著名的竹毛洋战斗之后，红带会的活动开始转为公开，东、西两区的农民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之后，上述的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

    严酷的斗争现实，使范铁民等人认识到了寿宁的革命形势已经到了非建立一个政权来有计划、有组织地统一领导寿宁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而不可的时候了。“如果不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人民政权，任何斗争的胜利，都得不到保障”。“革命的斗争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革命才会彻底，革命才有指望成功。

    1933年5月初，范式人被国民党逮捕并送福州入狱，叶少琴、叶允罗、魏乃妃等人又因身份暴嚣，遭敌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叶秀荃、叶少玉、李启咸等。不久，叶秀蕃受命前往福鼎开辟新区。这样，寿宁党的力量变得十分薄弱了。随后，福安中心县委派遣曾志、赖金彪、章玉(又名庄育麟)3人前来寿宁加强党的领导。他(她)们按照福安中心县委的意图，与在东区领导斗争的范铁民取得联系后，立即在南山顶召开了有30多人参加的东区贫农团代表大会，大会开了5天，成立了寿宁县革命委员会(即寿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范铁民(又名林再生)，副主席章玉。革委会设在东西区的中心点-赤陵洋村。革命委员会下设6个部，六部委员分别是：军事委员赖金彪、肃反委员叶允江、粮食委员张彦福、土地委员吴梦清、财政委员叶周长、文化委员王阿义。革命委员会隶属福安中心县委。

    寿宁县革命委员会是闽东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她的成立犹如一声惊雷在闽东上空炸响，她向全闽东人民宣告，寿宁革命从此进入了更高阶段，标志着寿宁苏区的初步形成。接着，各区区、乡、村三级苏维埃政权也先后建立，推动着闽东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闽东革命进程。

三、二打南阳一一寿宁革命第一次高潮

    1933年11月20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讨蒋协定”，双方停止敌对攻击，联合讨蒋抗日。

    这一形势的变化，为闽东地区正在趋于成熟的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时值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原驻扎在闽东的海军陆战队第一旅与八十七师被调去参加“围剿”中央红军，驻防闽东内地的部分反动武装力量，南撤至宁德飞鸾、罗源以及省垣一带与十九路军对垒，无暇他顾，这就为闽东的农民武装暴动和革命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时机。

    此时，全区性革命条件日臻成熟，如一座即将爆发的巨大火山，在极短的时间里，闽东革命风暴以锐不可挡之势急袭国民党反动统治。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及时把握这一有利时机，成立了赤卫队总部，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地的武装力量，组织发动了全区性工农武装暴动。

    寿宁党组织和寿宁县革命委员会按照中共福安中心县委的部署决定再次攻打南阳，进一步推动苏区的各项工作。

    1934年1月，南阳已处在红色政权势力的包围中，西北至鳌阳、东北至西浦、南路至斜滩3条主要交通线路，已基本被我方切断。各地守敌龟缩工事内，不敢轻易外出。南阳村内守敌惶惶不可终日，慌忙撤至斜滩，留下七、八十名民团团兵和不到一个连的浙江省保安团队伍，防务空虚。

    县党部和县革命委员会掌握到这一敌情后，决定拿下南阳，这次吸取了打坑底与第一次攻打南阳失利的教训，作了充分的准备。一方面，派侦察员潜入南阳镇内，摸清守敌的具体兵力、火力部署和进攻路线；另一方面，根据敌情，对游击队和参加战斗的红带队员作战前动员和确定重点攻击目标，加强战斗的统一指挥和密切配合，打好第七支队成立后的第一仗。

    1月4日凌晨，赖金彪率领七支队在千余名红带会员的配合下，控制了南阳村四面的制高点和交通要道。凌晨4点，担任前敌指挥任务的赖金彪，发出了攻击命令。猛然间，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动地。七支队队员和红带会员犹如猛虎下山，前赴后继，勇不可挡，将上两次战斗失利而憋下的一肚子怨气，尽情发泄在敌人身上。七支队与红带会迅速击败守军，击溃反动民团，俘敌20多名，缴获部分枪支弹药和大批银元。残敌分两路溃逃，一路向西北退守西浦，一路由官路退往斜滩。

    占领南阳后，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和寿宁县革命委员会旋即迁驻南阳，并于次日在震耳的爆竹声中成立了南阳乡苏维埃政府，并发布告示，打土豪筹款，镇压了20多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时值隆冬季节，气候寒冷，滴水成冰，但七支队占领南阳并建立政权的消息，却象三月的春风，吹遍寿宁的每一个乡村角落，吹进了贫苦大众的心坎，大大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情绪，增强了他们的斗志，吓破了反动派的胆。国民党寿宁县县长叶鼎文闻讯后，偷偷溜出寿宁县境，弃官而逃。

    武装游击队占领南阳，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寿宁的反动统治，大大鼓舞了寿宁人民的斗志，使寿宁的革命进入了第一次高潮。

四、东、西区革命力量之间的摩擦

    1929年至1930年间，中共福安县委制定了“争取土匪武装，拉起党的……队伍”的策略，并付诸于行动。当时的福安县委还没有完全看到最广阔的农村贫雇农的力量，把建立党的武装的希望，主要放在争取土匪上(同时也搞些兵运工作，但成绩不大)。后来的斗争事实说明，土匪中亦有不少好人，也有不少人参加革命后，表现出了坚强的革命性，但多数的土匪头子是很难改造成革命力量的，其本性决定了他们的思想行动常常与革命原则相违背。把争取土匪工作作为斗争的重要策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阶段福安党组织在政治上的幼稚和幻想。

    这期间，闽东境内土匪活动最为狷獗的是寿宁的何营、周营等股。中共福安县委把争取土匪的工作重点放在寿宁县的几股土匪和闽北的卢兴帮身上。詹如柏首先动员匪首何金标接受共产党改编，何不肯。不久，何被国民党政府收编，其手下头目周玉光反对收编，拉出100多人枪，另立山头。范铁民亦在其中为一小头自，带领手下一班人经常活动于东、南区的白叶潭、刘西坑、横山、刘坪一带。后范铁民被詹如柏动员接受秘密改编，并计划改编周玉光部下，不幸事败，范铁民则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范铁民参加革命工作后，与叶秀蕃、范浚等人共事过程中，彼此间没有发生什么矛盾，后来东、西区革命力量之间却产生对立情绪与分裂态势，究其原因大致有：

    第一，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是1932年10月由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前来寿宁巡视检查工作时主持成立的，直属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领导。当时的“福安县委在工作上未指导过中共寿宁特支”。因此，中共寿宁特支也就没有接受中共福安县委的领导。

    第二，福安成立中心县委后，曾先后派曾志、赖金彪、章玉等前来寿宁协助范铁民工作，扶持范铁民当上“寿宁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但在“革命委员会”的组成成员中没结合西区的力量，“……又不任命西区的人当委员……”。致使东、西区的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加剧了矛盾。在“寿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叶秀蕃往福州向中心市委汇报工作，之后，鉴于寿宁东、西两区业已形成的对立状况，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考虑到叶秀蕃回寿宁工作，将使寿宁东、西两区问题更加难于处理，遂将其派往福鼎开辟新区，中共寿宁特支也就自行解散。这些原因导致范浚等西区领导人于1933年6月自行成立了“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同时，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共福安中心县委一直不承认“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并借口寿宁党组织在宣传党的十大纲领时，只结合本地情况宣传了五条：(一)推翻国民党统治；(二)建立苏维埃政权；(三)打土豪分田地；(四)抗租抗税；(五)打倒土豪劣绅。于是，便将“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和“中共寿宁县县党部”打成社会民主党。

    第三，1933年lO月下旬，范浚被错杀之后，西区革命势力群龙无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一部分力量服从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大部分则以范浚的妹夫叶允宝为首，不知范浚已被害，还在等待范浚回来，拒绝“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甚至发展成对范铁民和“革命委员会”的仇视。叶允宝等人错误地认为：“范铁民是土匪出身，我们西区的人不要土匪参加革命”。这样，东、西两区的对立情绪进一步恶化。

    同时，下南区自1930年2月詹如柏在文林村秘密活动和叶步兴相偕詹如柏、施霖等人回西塘村活动时始，下南区的革命一直都是在福安县委领导下发生和发展的。因此，下南区的各种革命力量，包括南区游击队都直接由福安县委和后来的福安中心县委领导。除了工作上的必要联系之外，没有接受“中共寿宁特支”或“中共寿宁县县党部”以及“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

    这样，至1934年2月寿宁革命转入第一次低潮前，寿宁便存在着东、西和下南区三股有一定独立性的革命力量，形成既鼎立但在许多工作上又能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矛盾的局面，特别是东、西两区几成水火，未能形成一个有力的统一的领导机构，未能联合三区力量来领导寿宁革命。这在一定程度上迟缓了寿宁革命发展步伐，也是导致寿宁革命很快地陷入第一次低潮的主要原因之一。

    寿宁革命第一次低潮之后，东、西两区的主要领导人牺牲了一部分，转移了一部分。两区革命团长在敌人对革命的疯狂进攻与残酷屠杀面前，体验到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重要性，于是才基本消融了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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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寿宁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一、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1932年1月，詹如柏同马立峰、施霖、詹如焕(詹如柏之弟)一起来到了有着良好群众基础的下南区文林村，在原来“赤色农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闽东的第一个村级苏维埃政权-文林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张财生，副主席张宗厚。村苏下配六部人员：交通林细妹、土地张信禄、粮食张兴生、财政张春弟、肃反张桂招、军事张若银、文化张财生 (兼)。

文林村苏维埃政府建立后，领导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秘密革命活动：经常召开各种会议，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并向邻近的余坑里、大洋、白岩、里路等村发展革命势力，按革命形势的发展步伐和上级的要求，张财生等人经常在地下室里(为领导人的安全而挖的，当年闽东革命的几位领导人马立峰、詹如柏、叶飞、曾志、施霖等曾经多次在此开会，并曾在此壁上题过诗)书写革命标语，并派人潜入社口、武曲，把标语张贴在大街小巷之中，建立交通站，由张若银负责，为革命传递情报，给过往的同志和队伍带路。

    为了巩固这个基点，马立峰、詹如柏还从福安县太逢区苏政府调来12杆火铳，帮助村苏成立了游击队。这支队伍在后来攻打甲峰、社口、武曲、坦洋等处民团的战斗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至今，文林村的“五老”张财生仍保存着马立峰的亲笔诗稿：“君是天下奇男子，满腔热血我所知。有岂抑郁不得志，饥其性情发于诗。得数百篇皆可读，问千载上定谁诗。江南万里烽烟急，投笔从军会有期”。

    寿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制定了下一步工作计划，村村组织贫农团，成立村苏维埃政权，开辟交通线；开展打土豪筹款和分粮斗争，立即组织发展红带会，召集打铁匠赶制梭标，武装红带会。随后，县革命委员会立即着手建立各区、乡政权和游击队，以巩固“寿宁县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此举有力地推动了寿宁革命的发展。乡、村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财政、肃反、文化、交通、粮食、土地等7个部。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县党部和县革命委员会，于1933年夏，将全县重新划分为6个工作区，即：上东区、下东区、上西区(里西区)、下西区(外西区)、上南区、下南区，在短短两个月内，这6个区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上东区区苏政府。1933年6月在龟洋岔村成立。主席叶兆辉、副主席张阿咩，财政委员何帮贵、粮食委员刘阿细、肃反委员何帮图、文化委员何禧，军事委员黄士仪、土地委员陈阿进、宣传委员何阿二。

    下东区区苏政府。同年8月在石鼓村成立，主席叶大进。同时，又于该村成立了下东区区委，书记张德桃。区委和区苏的成立，大大加强了下东区革命的领导和组织力量。一时群情高涨，许多农民纷纷要求参加工农游击队，其中还有十几位妇女参加了贫农团。下东区区苏政府属下的村苏维埃政权建立大致情况是：

    1933年8月，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范铁民到龟岭村帮助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张良波。

    1933年夏，山后村村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龚阿彭。同时，范江富在邻近数个村庄的贫农团中挑选了缪佬廷、王启进等40多人成立了红带会，范任队长。

    1933年6月，曾志、范铁民、范义生3人来到南岔村，组织成立村苏政府。这期间，村里的黄秀娇、黄秀梅、夏赐妃，叶风芝4位女同志积极配合曾志工作，担任她的警卫，跟随活动，成为村苏的骨干力量。尤其是黄秀娇积极护理红军游击队伤病员、站岗放哨、送情报，还参与筹建斗笠厂和草鞋厂工作，并组织妇女到白区买盐买药品，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从一个童养媳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1933年6月，林再生(范铁民)主持成立了石鼓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林吓生。不久，地主反动派企图在村上建立民团以对抗革命群众。村苏获悉后，七部人员立即深入到邻近乡村，一边做群众思想工作，宣传“抗租抗粮”，打土豪、斩劣绅”，—边发动穷苦农民参加贫农团、红带会。在村苏的努力下，石鼓村30多人组成的红带会诞生，蔡吓低为队长，粉碎了反动派在这里建立民团的阴谋。

    赤陵洋村是县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在县革委会成立的同时亦成立了村苏政府。

    1934年初，花岭村村苏政府成立，同时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活动。

    1934年8月23日，院洋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活动。

    此外，在岗垄地区的外山、仙峰、罗角山、甲坑、大王前、麻竹宅等村也相继成立了村苏政府。

    在西区，由于此时的东、西区对立形势已处紧张时期，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在西区的许多乡村得不到执行。因此，西区乡、村苏维埃政府的建立进程比较缓慢，除了1933年7月成立上西区和下西区区苏政府外，只有少数几个村子相继成立了村苏政府。

    上西区区苏政府。1933年7月在上地洋村成立，主席叶明而。

    下西区区苏政府。1933年7月在榅坪村成立，主席吴显淮。

    在下南区，于1933年7月在李家洋村成立了下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叶义辉。接着，以李家洋为中心的附近村庄，亦陆续建立了村苏政府。除此以外，由于下南区靠近福安北区，下南区各地的革命火种多系马立峰、詹如柏、施霖、叶步兴等人点燃，并隶属福安县革命委员会北区苏维埃政府领导。其具体村苏政权有：

    西塘村：1933年春，福安北区党组织派詹帮宁等几位同志到西塘村协助开展工作，进展迅速，渐趋公开化。同年11月，詹如柏率林淑梅(詹妻)、吴知法、詹义发，詹孝弟等同志再次到西塘村，成立了西塘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林满弟。同时，詹如柏还帮助村苏建立了一支19人的游击队，队长林桂仔。村苏筹集了20多元大洋，派人到北区购回了两支长枪。此后，西塘游击队配合福安北区游击队主力参加了攻打武曲、社口、坦洋、甲峰等处民团的战斗。

    塘西村：与西塘村仅一水之隔，两村隔长溪相望，鸡犬之声相闻。1932年，马立峰、詹如柏、叶步兴在西塘活动的同时，也在塘西村建立赤色农会，同时开展打土豪筹款斗争。1934年2月，福安北区的詹帮宁、陈挺等人到达该村指导成立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林火得。

    梅洋村：1933年夏，林兆六、林庆祥等接受了福安北区党委布置的任务，回村活动，建立赤色农会。一个月后，福安太逢区苏主席林良森来到梅洋，检查了该村的工作，认为梅洋已具备了成立村苏的条件，回去即向马立峰、詹如柏作了汇报。6月，马、詹二人亲至梅洋，主持成立了梅洋村苏，主席林石生。并成立了一支有30多人的游击队，队长林盛宗。这支游击队后来在配合福安北区游击队攻打武曲、社口、甲峰民团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攻打武曲民团时，林兆六等10余人英勇牺牲。

    桂香林村：1933年初，詹如柏等人在此成立了赤色农会小组。不久，又主持成立了村苏政府，主席曾恒春。并建立了一支游击队，队长曾恒春。村苏成立后，该村的革命活动逐渐走向公开化，全村男女老少都参加了各种革命组织。在与武曲、社口、斜滩、坦洋、北山、南溪等处民团的作战中，该村青壮年全数参加了战斗。由于桂香林村的人民革命性强，斗争坚决，地形隐蔽，周围各村游击队、贫农团捉来的土豪，大都关押在桂香林村的“土豪厂”里。该村成为寿宁下南区革命斗争的一个中心点和小后方。村苏政府下辖桂香坂，溪头洋、小溪、田洋当、下钱塘等村。

    象岩村：1933年由詹帮宁帮助建立了村苏政府，主席郭以贻。该村游击队先后7次配合闽东工农游击第十、第十一支队和福安北区游击队攻打了斜滩、北山、凤阳等地民团。

    后章村：1933年4月，詹如柏派林良森．詹帮宁、詹红仔3人到村里组织建立了村苏政府，主席吴启銮。同时，还建立了一支20多人的游击队。

    大韩村：1933年初成立村苏政府，主席陈细干。并建立了游击队，队长张阿晋。该村游击队是由“法兵”和“绿林好汉”改造过来的，枪支多、枪法谁，力量较强，先后7次配合福安北区游击队作战，独立对敌斗争能力强，被改编为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一支队，后扩编为周寿独立营第三连。在南区，1932年11月10日，叶秀蕃、范式人委派徐应拾回乡开展工作，在半村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到处张贴标语，大造革命舆论。叶秀蕃在半村“奶娘宫”灰墙上以苏维埃政府名义书写的标语是：“工农兵联合起来，努力参加革命！杀官长，投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抗捐税，抵壮丁，不当国民党炮灰”。又在桃坑桥头墙上，写下落款为“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的标语：“反对战争，不打民众，持枪反旧，参加革命，杀死官长，革命成功，共产党万岁！”于是，革命思想便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深深扎下了根。

    南区的阔丘一带，范振辉、吴阿五领导建立了青垄、圈石等村苏维埃政府。

    在上南区，寿宁特支桐山庵会议之后，范式人、胡天亮分赴上南区工作。经2人的努力，至1933年5月，上南区局面被打开，在青竹坑、旸尾、竹坪、清源、三望洋、龟岭岔等20多个村庄建立了赤色农会和红带会组织。6月，在青竹坑建立了区苏政府，主席韦周善，副主席李阿彭。并以青竹坑为中心，建立了竹坪、坑垱、溪岗，溪尾仔、三望洋、龟岭岔6个村苏维埃政府。同时，建立了上南区游击队和20多个村赤卫队。

    据统计，截至1933年夏，全县共有64个村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开创了一片比较巩固的苏维埃区域。

    土地革命时期。寿宁县6个工作区中，曾经建立苏维埃政府或在苏维埃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就有162个行政村和936个自然村，苏区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9％。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符雷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寿宁东、西区已建立赤区”。

    寿宁县革命委员会和全县各乡村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千百年来，在寿宁这块土地上第一次出现的穷苦农民自己的政权，是寿宁的广大穷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明白了“不靠天不信命，只靠自已干革命”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道理，毅然拿起枪杆子前赴后继打出来的，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寿宁苏区的建立，促进了闽东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形成。

二、红色政权的巩固

    为进一步巩固红色政权，解决革命形势发展所需的大量经费，以满足广大农民因青黄不接对粮食的迫切要求，寿宁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了打土豪筹款、没收与分配地主富农的粮食的群众性运动。

    在下南区，以桂香林为中心的各村苏维埃政府按照上级布置立即行动起来。塘西村赤色农会小组在林火德、郑茂忠率领下，捉获土豪2人，筹款200块银元；大韩村苏政府主席陈细干领导村苏全体人员，在张阿晋游击队的大力配合下，连毙反动土豪陈发妹、张由兵等7人，筹款300多块银元。

    在东区，1933年春，由范浚、范义生，韦芝祥、范江富、许威、王陶生等领导没收了院洋、含溪、仙峰、天池等村地主的150多担租谷。

    1933年夏，中共寿宁县党部开展“打土豪，斩劣绅，分粮食”斗争，没收了仙峰、渡家洋、猪母洋等村地主租谷400多担。不久，岗垄红带会、游击队乘胜前进，横扫岗垄地区的反动派，先后分掉了翁坑地主缪大坤、犀溪地主叶康恒与福安洪岭、大垄及泰顺横蛉等地地主租谷200多担，抓来麻竹宅和含溪等村的土豪l0多人，筹款上千块银元，解决了党组织与苏维埃政权的活动经费。

    在上南区，胡天亮领导上南区各村苏政府与游击队，在20多个村庄红带会配合下，没收了外韦、旸尾、三望洋等地大地主的800多担租谷。

    寿宁县革命委员会还于1933年12月发布通令，规定了分粮的主要原则和具体措施；“按人口大小和劳动力为原则，以乡为单位，重新平均分配，十岁以下小孩和没有种田的雇农、失业工人与没有劳动力的小孩、女人、老人可分种田大人之一半，不劳而食的流浪汉无谷分。同时各乡要留足公粮，以济各革命团体之口粮。粮食分配后，各人所分的谷子，完全归自己所有，全家搬走的地主反动派的谷子没收充公粮；富农的谷子完全没收后，与未种田人分配同样的谷子数，地主的谷子应全部没收。各家不得假报，如有假报者，一经查觉，将所有谷子没收严办”。

    后来，县革命委员会考虑到分不到粮食的地主可能饿死，这跟党的政策有些相背，又重新规定地主亦可参与分粮，特别对那些开明地主更得从宽处置。

    为了使新生的红色政权保持与广大群众的密切关系，革命委员会还规定：“以后各革命团体，不得向分粮的群众征收谷子，违者严办。”“各赤卫连、各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要尽量减少”，“各革命团体每日早餐吃甘薯米拌饭，晚饭吃粥”。针对各区、乡、村三级苏维埃政府里出现乱吃饭和吃饭多、办事少以及一些人假冒邻近村苏工作人员骗吃饭的现象，县革命委员会还规定：“不是工作人员，没有公务者不得吃饭“，并实行了饭票制，规定凡工作人员和有公务者，由工作所在村苏发给饭票，凭票吃饭。通过这些措施，不良现象得以制止。

    此时的苏区内有些地方则出现一些个人主义问题，县革命委员会则对症下药，发布第一百四十九号《关于个人倾向问题的通令》，及时给予纠正。对苏区内的“发生个人思想，承认个人，全不相信团体”，搞个人崇拜，树立个人威信，独断专行的现象，《通令》责问“…….倘此人反革命或开除，试问将何以处置之?但是革命非一人可能成功，其力量全在团体，团体由工农群众组织而成，非一人可以独断专行，纵一人有拔山举鼎之力，亦须赖团体之精神来斗争…….故革命之成败，全在团体，然无团体相信之心，而徒承认个人，断难济事”，“试问以个人名义号召群众，由个人独断专行，若有错误，谁任其咎?”《通令》还明确指出革委会和苏维埃政府的性质：“况本革命委员会，非一人之机关，乃大多数工农组织而成，岂且徒书个人之名"。对此，县革命委员会则严格要求，“凡我工农兄弟，或有要求，或有报告，不准书个人之名，如属哪部，即归哪部”。“此后各区乡革命委员会要分部工作。无论任何事故，凡一切报告、系属那部，即报那部，不管县、区、乡革委会，系属何人管理。各同志须相信团体，勿以个人名义为标准”。

    在乡、村苏维埃政府成立过程中，还出现个别人为发展个人势力，不经贫农团或赤色农会选举便独自任命苏维埃政府各部委员，以及在分粮过程中，负责人不遵守分粮规则，随意加减的现象。对此，县革委会亦采取相应措施，给予制止。

    1933年底，苏区内出现了乱抓人、乱筹款的“左”的错误倾向，一些赤卫队、赤卫连，以借“香灯费”之需为由，向地主、富农乱筹款，更有不听从指挥的赤卫队、赤卫连，未经区、乡苏维埃政府批准，任意胡为，抓人借款，致使“各乡井人众惧赤卫队、赤卫连之势力敢怒而不敢言。”县革命委员会专此发布《通令》，严禁在苏区内乱抓人筹款。指出这种现象是“不站在革命立场之举动，诚为土匪之行为”。“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完全离开革命路线，使得工农群众各自惊惶”，“如此行为对革命前程，大有阻碍。”县革命委员会十分注意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对苏区内已经被没收或已自愿献出粮食的地主、富农的团结问题相当重视，《通令》指出；“现在苏区内所存之富农，无一家有现银元之则，中农不达到数十元资本，地主豪绅搬走反动地方，敢住苏区内者，屡受白匪之蹂躏，倘赤卫连再加乱抓人筹款，使各寒心…….”《通令、)还郑重指出：“本革命政府是解除民众的痛苦，扩大苏区，号召全寿宁劳苦群众，参加革命得永远之享福起见，凡一切行动应站在群众利益上为基本，才不是脱离群众的土匪行为。”《通令》还对县革委会所属各区、乡、村苏维埃政府与各赤卫队、赤卫连作出规定：“以后凡革命委员会各赤卫队、赤卫连不得任意在苏区内抓人筹款，或有反动分子，则准捕获，非反动罪犯暨不准妄行举动。如下东区要去别区抓证据确实之罪犯，宜先通知该区政府，方可进行“。

    县革命委员会各种正确规定和措施有效地纠正了苏区内的一些错误倾向和行为，使苏区干群在政治上得以训练和改造，使劳苦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出路，更坚定了为自己阶级利益而斗争，使苏区的范围一天天地扩展，有效地保证了筹款分粮运动的顺利进行和苏区的安定团结，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团结了大多数，孤立了少数人，使新生的红色政权更加巩固并得到发展，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明正

第三节  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

一、分田运动

    寿宁的广大劳苦大众在这场广泛的群众性的分粮和打土豪筹款斗争中，得到了实际利益，看到了共产党指引的方向的正确和英明。革命群众斗争意识强烈、情绪高涨，斗争场面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形势大好。当时流行寿宁境内的《十二时节歌》，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罪恶，表达了贫苦农民看到了光明后坚决跟党走的决心。《十二时节歌》：

正月时节叶青青，民国世界不太平，

中国工农千千万，无衣无食不安心。

二月时节是清明，反动军队到寿宁，

到处杀人并放火，奸淫抢掠人人惊。、

三月时节三月三，军阀作恶真不堪，

苛捐杂税年年起，捐蠢粮胥勒乡间。

四月时节小满时，一捐未去一税来，

不管贫富都要出，穷人腹饿苦愁眉。

五月时节五江红，中国形势大不同，

各处军阀争天下，南北交战乱纷纷。

六月时节热难当，军阀争强我惨伤，

一日三餐吃不饱，抓伕挑担作牛羊。

七月时节七夕时，军阀专政笑迷迷，

吸尽工农血和汗，大厦洋楼讨细姨。

八月时节是仲秋，出卖华北和琉球，

中国变成外国地，爱国工农怎干休?

九月时节是重阳，工农奋起战一场，

打倒中国国民觉，建立苏维埃政权。

十月时节是立冬，工农战士气昂昂，

肃清一切反动派，北战南征打广东。

十一月时节日落西，反动军队哭又啼，

工农英勇争胜利，建立政府苏维埃。

十二月时节是年边，红军胜利在眼前，

除尽世间不平事，共产主义万万年。

    在残酷的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人民政权，贫苦农民是万分珍惜的，在新政权为人民无私谋幸福和旧政权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压迫的强烈对比中，广大人民群众用心声高度赞扬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红旗高写苏维埃”一一四季歌，便是贫苦大众表达出来的心声之一斑。

春季里桃花满树红，工农兵暴动在广东，

三天夺得广州市，羊城上血迹满地红。

夏季里莲花扑鼻香，我红军起义在南昌，

阶级斗争初开始，红旗全国正飘扬。

秋季里菊花正出芽，打倒地主资本家，    ．

劳动工农亲团结，消灭敌人不放他。

冬季里菊花满园开，杀尽他反动狗奴才，

还我人民来专政，红旗呀高写苏维埃。

    虽然，广大劳苦大众的斗争情绪高昂，但是，由于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和县革命委员会尚缺乏土地革命的经验。没有立即开展土地分配工作，以致许多农民对土地归属问题茫然无知，到了秋收季节，“许多稻谷糜烂在田里，无人收割”，“群众没有把稻谷收割起来”，造成没能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革命也就不彻底，新生的革命政权也就不能巩固。而且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如何解决吃、穿和经费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和县革命委员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靠打土豪筹款和大户分粮只能解决眼前急需，土豪劣绅将越抓越少。地主富农的粮食也有告罄的时侯，故无法解决革命的长久所需问题。这些情况，使县革命委员会认为只有马上分配土地，彻底解决贫苦农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因此，下令苏区和各地尽快着手分田。并通令全县，规定了分田的主要原则和分田大纲：(一)分田原则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逃亡在外的地主、恶霸及被镇压的地主不给分田，其家属和未逃地主分坏田或边远田；富农所分得的田比地主的略好些，贫雇农、中农以原耕地为基础，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原则，分得一部分好田，在这一点上吸收了闽西根据地的经验教训。闽西根据地分田时开始是抽多补少，结果造成平衡失调，多数地方肥瘦不均，特别是工作地区不好的地方，好田基本还在地主手里，后来重新划分了阶级，重新分田，走了一段弯路。县革命委员会很重视分田出现的问题，一开始就强调“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进行，效果较好；并且对红军家属另给一定的照顾。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地方不给地主分田的问题。(二)分田步骤为：第一步，以各村为单位，由村苏土地委员和赤色农会或贫农团若干人，组成分田评议委员会，学习分田政策，研究具体方法，划分阶级，评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5种；第二步，分别召开各村群众大会，烧毁田契、租票、债券，进行阶级教育，提高群众觉悟；第三步，组织检查分田情况。

    在当时的闽东根据地中，寿宁苏区的分田运动开展的较早。在分田原则上虽然借鉴了闽西根据地的经验教训，但还是不够成熟完善。从县革命委员会至各村苏维埃政府的每一个干部，都是生平第一次参予分田斗争，心中无数，不敢大张旗鼓地放开手脚大干，难免受到一定的抑制，因此，分田运动开展得不很顺利，进程缓慢。在分田斗争开展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各区、乡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对此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立即执行，致使各区、村的分田工作一拖再拖，“虽收阅置若罔闻，不积极进行”。对此，县革命委员会于1934年1月10日发出了《第126号布告》，严令各区、乡即早执行，不得拖延，布告严肃指出：“自秋收至今，已数月有余，多数乡村，粮食尚未分清楚。如此苟延作事，对革命之前程，大有阻碍。况现田园当行锄耨，以待春来播种，本革命委员会前已督促各区迅速分田，谁知至今，各负责同志，违令拖延，尚未举行，致各群众日日袖手，不尽职务。查其意以为田山兹尚未分，一切种作从何处以着手，若各同志不即日执行分田，届期一去，则田山定至荒芜，饿殍自可立待，你等清夜岂不三思。兹将再行布告，仰各负责同志，限十日内调查(清），凡各区、乡母山要概行分配清楚，以靖工农群众盼望之心。若再拖延，定即严办不恕”。

    1934年初，分田运动在闽东根据地各县苏区蓬勃兴起，成为各县苏维埃政府的斗争主流。曾志主持起草了闽东根据地分田大纲，搞了为期一个月的分田试点，并组织各县代表参观。这就使闽东根据地的分田运动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寿宁的分田工作始走上正轨。

    据统计，寿宁县的东区、下南区全部、西区部分乡村开展了分田运动，参加的群众达全县总人口的60％左右，在整个闽东地区约有五、六十万人口分得了土地。

    寿宁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劳苦大众用暴力手段摧毁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的一场伟大的革命，它与历史上千百次革命不同，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历史上最难于解决的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把土地从少数人手里夺回来，交还给广大劳动群众，使劳苦群众翻身做了主人。

二、为保卫土地革命果实而斗争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进行，寿宁苏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国民党寿宁当局和寿宁县地方反动势力妄图扼杀新生的革命政权。于是，在寿宁大地上，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血与火的战斗。

    在岗垄地区，1932年冬，范浚派赤陵洋村的黄登令、仙峰村的叶大进等人首先来到地处岗垄中心的郑家坑、甲坑开展活动。至县党部和县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后，成为全县革命斗争中心。此时，经常活动于岗垄地区的武装力量有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县革命委员会所属的3个赤卫连以及各村红带会。范江富率一个赤卫连驻岗头，守南阳之口；曾大汉率一个赤卫连驻赤桐尾，守犀溪之口；叶步钦率一个赤卫连驻洋头底保卫县党部。这些武装力量为了保卫寿宁革命成果，发扬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向岗垄地区的渡家洋、猪母洋、翁坑、镇家岭、好坑、东吉洋等地开展了“打土豪、斩劣绅、分粮食”的斗争，并多次与来犯之敌进行殊死的战斗，取得了九战九捷的重大胜利。其中，较著名的战斗有：

    (一)猪母洋战斗。1933年6月初，犀溪反动民团头缪长泰引浙江省保安三团一部，妄图偷袭我驻仙峰洋头底的县党部。敌人的行动被我发觉后，范义生率100多名红带会员赶赴猪母洋附近截击敌人。红带会虽然缺乏枪支，武器落后，只能凭借鸟铳、土铳和龙筅、大刀对付敌人，但大家无所畏惧，凭着自身的过硬本领和熟悉地形的特长，与敌人展开了近战，杀得敌人死伤累累，弃械奔逃，撤到祠堂门口顽抗。但是，由于红带会受到“不准拾枪”的纪律限制，给敌人以机会拾回武器，伺机反扑。敌人改变战法，爬上屋顶，发挥其长处，顿时，子弹如蝗虫般飞来，使红带会伤亡数十人。

    这一仗，粉碎了敌人偷袭阴谋，并杀敌10多名。但由于红带会缺乏临阵战斗经验，及受迷信色彩的纪律限制，没能及时抓住战机，乘胜追击，给敌人以喘息反扑的机会，造成了较大的伤亡。战后，县党部领导认真总结了此次战斗的教训，废除了红带会的一些如“不准接近妇女”、“不准拾枪”等迷信规定，为尔后的多次战斗的取胜奠定了基础。

    (二)岗坪墩截击战。1933年9月12日，敌八十四师一部和犀溪、南阳民团计700多人，第二次大举进攻岗垄，疯狂地烧毁了甲坑、社坑、三加岭、麻竹宅、富家村、杨梅盘6村的26座房子。9月20日，福安的海军陆战队和反动大刀会近千人，又从洪岭北犯，烧毁了古岭宅、石头岗、承天、南山下、刘坪仔、猫竹园、店坪垄的13座房子。县党部和县革命委员会立即组织群众收藏粮食，转移红军家属；并迅速将游击队、赤卫连调集到一起，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给予反击。

    9月中旬的一天，一股敌人约两个连惊慌撤退至岗坪墩，遭到县党部书记范义生和红带会连长范江富、下东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叶大进等人率领的赤卫队主力200多人的截击。敌人猝不及防，被打得晕头转向，丢下几十具尸体和10多支枪。以及一大批弹药，夹着尾巴逃窜了。

    此次战斗中，岗坪墩红带会队长龚智中及其儿子龚阿细与红带会员叶仁村等10多人勇猛地向敌人冲杀，直至倒在敌人枪口下。他们的这种英勇拼杀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去夺取战斗的胜利。

    在西区。1933年7月中旬，敌教导团先后两次进攻西区的革命中心大安。敌人所到之处，群众遭到残暴蹂躏，革命家属惨遭杀害，牲畜和财产被洗劫一空。尤其是榅坪村，全村被烧成一片火海，景象惨不忍睹。7月下旬，敌教导团一部200多人在村头的反动保长金茂田的带领下，再次由犀溪向大安进犯。西区红带会总队长叶允宝同西区红带会主要领导人吴乌弟，率领西区红带会500多人，配合游击队在大安水尾桥布下了天罗地网。红带会、赤卫队、游击队员手持大刀和龙筅英勇奋战，完全击溃来犯之敌。此次战斗，共缴获步枪20支，子弹数箱，军用品不计其数，并击毙敌人十几名。

    1933年8月上旬的一天，浙江兵一个排由泰顺移防坑底。红带会事先获得了情报，叶允宝和吴乌弟率红带会员百多名，埋伏于铁汗至楼基坪的溪岸边。这铁汗和楼基坪一带，是寿(宁)、景(宁)、庆(元)的主要通道，这里山路崎岖，地形险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太阳升上中天时，敌尖兵班已进入了伏击圈，吴乌弟手举套筒枪，瞄准对岸敌人，一枪一个，接连撂倒数名敌人。随即，军号震天响起，在山头上的红带会、赤卫队员点燃油桶、鞭炮，呐喊助威。敌人摸不清我方虚实，只觉满山遍野尽是红军队伍，不敢轻易进攻，拖着19具尸体退回泰顺。

    在南区。南区游击队在队长叶茂迁的率领下，从1933年9月开始至次年1月的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先后12次或单独行动或同东、西区游击队和第七支队联手，攻打了下库洋、半坑、旸尾、后冬岔、斜滩、武曲、风阳、乌石岭等乡村的反动民团和反动“奶娘会”、“妇女团”、“黄竹仔”。并伏击了伪教导团。此时，除斜滩、武曲、托溪、平溪等几个大村镇外，基本肃清了南区境内反动势力。有力地促进了寿宁各区、福安北区、周宁上北区的革命斗争，使南区迅速成为寿宁苏区的一大部分。

    在南区的阔丘一带，范振辉、吴阿五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抓土豪、打民团。1933年夏初，反动派向南区阔丘一带革命力量反扑。坪坑民团团总刘文怀、刘文仪，后洋民团团总叶明茂，联合出动全部团兵，并请来了国民党渐江驻军两个连240多人，气势汹汹地扑向阔丘。范振辉、吴阿五组织红带会员和南区游击队的一个分队给予有力的还击，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但因敌强我弱，为保存实力，游击队撤进深山，反动派趁我队伍撤退之机，大势进行奸淫抢掠，仅45户人家的阔丘村，就有20个妇女遭到强奸。村民财产亦被洗劫一空。

    敌人的暴行，没有使人们屈服，相反的，这一血的事实告诉人们，没有彻底消灭反动派，人民就不可能摆脱悲惨的命运。为了避免苏区人民再次惨遭劫难，吴阿五等领导人派吴光耀、夏北田、刘登洋等10多人，在林下坑、粗坑林的森林里搭起了两个秘密山寮，在东方山森林里搭了一个“土豪厂”，从此，游击队经常隐蔽深山，昼伏夜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先后镇压了刘文明、朱则明、夏北进等17个反动土豪劣绅，缴枪10多支。同时，还分掉了刘万庚、朱福周、朱则厅、夏国治、夏万贵、吴伉西等地主的囤粮260多担。

    在南区的纯池(今属周宁县)与下禾溪乡，革命亦开展得如火如荼。下禾溪乡乡长许赞唐是当时寿宁县臭名昭著的“五虎”之一，其父许海南被红军镇压之后，为了报复革命群众，重金聘请敌省教导团两个连的兵力，杀气腾腾地杀向半村，向设在半村的苏维埃政府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半村保卫战开始了。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三支队队长兼半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徐应拾，率领游击队员和全村群众团结战斗。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打死打伤敌人多名。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第三天，隐蔽在村里的许海南的外甥、反动地霸周敦潘、周敦财与敌里应外合，放火烧了自已的房屋，引起大火，火势很快蔓延到苏维埃政府所在房屋。同时，敌人的炮火也轰塌了游击队的炮楼。情况万分紧急，徐应拾只得组织群众突围，亲率游击队断后。此后，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三支队退到闽北山区，坚持斗争。

    许赞唐人马攻入半村后，实行“五光”政策，将全村24座房屋烧得精光，当场杀害革命群众13人。地下交通员许奶炯一家7口，除妻子和一个外出未归的孩子外，全部惨遭杀害。其中一个仅4岁的男孩，被许赞唐抛向空中开枪杀死，借以取乐。

    在上南区。上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经常活动于南区的革命武装力量有：上南区游击队，队长胡天亮；上南区赤卫队，队长李阿彭；上东区游击队，队长刘帮顺，下辖5个游击分队。

    1933年5月，范浚、叶兆辉在李家斜后门山设立红军楼，培训军事骨干。经过2个月的培训，分批训练了200多人，以这批骨干为基础，成立了上东区游击队。

    1933年9月，刘帮顺率上东区游击队、赤卫队百多人，在仙峰岭头截击了一连国民党浙江驻防兵，打死打伤敌人5名，缴枪3支。之后，上东区游击队乘胜出击，击溃了敌人。同月，刘帮顺又率领80多名游击队员和30多名赤卫队员，与许威、范江富、叶允江领导的县赤卫连并肩作战，在赖金彪的指挥下，于水埂岔堵截了想开往三角林的浙江保安团。这一仗虽未克敌，但却胜利完成了堵截任务，破坏了敌人增兵三角林的计划。上东区游击队完成任务后，又转战至上南区的矮山，攻打了那儿的妇女团，缴枪数支。同时，上东区游击队又抓住“洋面”(西山顶东麓脚下各村)靠近县城的三望洋、杨柳秀一带的民团不备之机，于11月间，突然袭击杨柳秀等村民团，一个月之间，横扫“洋面”各村民团、土豪劣绅，打得敌人战战兢兢龟缩回县城和清源，不敢越雷池一步。共缴获食盐18担，步枪8支。一时间，声势大震。

    不久，刘帮顺又同范桂进率上东区游击队、上南区赤卫队100多人，埋伏于扬柳秀，成功地截击了从斜滩回县城路经杨柳秀的国民党寿宁县县长叶鼎文的队伍，叶鼎文弃轿而逃，吓得国民党寿宁县当局接连数天都不敢开城门。接着，刘帮顺、范桂进、叶兆辉、周阿淆指挥上东区游击队和上南区赤卫队200多人，击退了妄图进犯艮头苏维埃政府的托溪民团，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狼狈而逃。

    10月，胡天亮、李开弟率上南区和上东区游击队及各路红带会100多人，击溃了驻守托溪的敌浙江兵1个连之后，又率领游击队返回符家垱，不料队伍的行动被伺机已久的敌人发现，敌便紧急从斜滩、石井、村尾、竹坪、旸尾等村调集反动民团200多人，于10月16日晚，突然包围了游击队，战斗从凌晨开始，一直打到17 日中午，游击队终因寡不敌众，撤出了符家垱，上南区游击队队长胡天亮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短短的几个月内，寿宁县的革命武装力量和反革命武装力量进行了大大小小数百次的战斗，斗争之激烈是寿宁乃至闽东革命斗争史上最悲壮、最惨烈的，许多革命同志倒下了，但其鲜血染就的革命红旗，却越来越鲜艳。

明正

第五章  寿宁革命的第一次低潮与寿宁苏区的恢复

第一节  寿宁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

一、反“围剿”斗争

    1933年5月至1934年初，寿宁革命进入了第一次高潮。这一阶段苏区的武装力量，除了上万名红带会员外，规模较大、战斗力较强的游击队就有6支：第七支队、南区游击队、曾大汉游击队以及由南区游击队分队扩编而成的徐应拾游击队、徐应增游击队、张阿晋游击队。其中，第七支队与张阿晋、徐应拾、徐应增领导的4支游击队在整个闽东地区来说都有较大的影响。后来，张阿晋，徐应增、徐应拾3支游击队相继升格为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一、十支队和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三支队。此外，各区、乡也先后建立了游击队、赤卫队。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和红色政权的建设。于是，寿宁苏区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红色歌声响彻山村角落。当时最流行的是《杀敌歌》和《工农自己的队伍》。

《杀敌歌》歌词——

帝国主义恶军阀，他是工农的死对头，

压迫剥削我们，痛苦恨难消。

枪有刀有在我手，上阵杀敌是时候，

一战再战，千战百战气不休。

杀！杀！杀！杀得赤血横流，

革命胜利为自由。

枪有刀有在我手，上阵杀敌是时候，

战！战！战！百战气不休。

《工农自己的队伍》歌词一一

我们是工农的队伍，

我们在斗争中壮大成长。

千次百次的血战，

锻炼成无比伟大的力量。

我们有共产党英明领导，

我们有指战员奋勇杀敌的决心。

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

我们是无坚不摧的钢军。

手中紧握着刀枪，

对准敌人的胸膛。

谁敢向我们挑战，

谁就遭受我们顽强的反击，

谁就在我们面前灭亡。

    为了扼杀寿宁苏区的红色政权，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柳心泰急忙向浙江泰顺驻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陈式正告急；托溪反动头目吴正任则往福州向国民党福建省当局求救。

    恰于此时，发动“闽变”的第十九路军，因遭到蒋介石陆海空三军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加之内部矛盾重重，外部又未得到红军的有力支援，遂迅速溃败。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停止办公。蒋介石在福建缓了口气，腾出手来，加紧了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所掌握，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分兵把口”、“节节抵抗”的错误军事思想的指导下，致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得手后，将中央红军团团围困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狭小的范围内。这样，福建、浙江的部分守敌便集中力量“围剿”中央根据地外围的苏区。

    1934年1月22日，浙江省泰顺驻军敌八十四师师长陈式正亲率一个团又四个连，耀武扬威地直扑寿宁，会同福建省敌新十师陈齐煊部一个团，以及全县40多个民团，共计4000多人，分5路向我东、西苏区发动全面进攻，进行军事“围剿”。

    1月31日，敌八十四师一个团出犀溪，占仙峰，并在仙峰村修建5座炮台(碉堡)，切断我军归路之后，逼近南阳。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和寿宁县革命委员会主动撤出南阳，转移到岗垄地区。同时，命令各区委、各支部以及各区、乡、村苏维埃政府，一面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将粮食和一些财物埋藏到隐蔽处，一面动员红军游击队家属火速转移。随后，各区、乡、村的党支部和苏维埃政府率游击队、赤卫队(红带会，下同)撤出驻地，退到偏僻乡村和草深林密的山上。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的战术，同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一次又一次地挫败敌人进攻。

    但是，由于寿宁各区革命力量，没能形成统一领导，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并且缺乏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武装队伍，未能有效地打破敌人的“清剿”。加上因当时的寿宁党组织在武装斗争方面经验的不足，以致革命遭受很大损失。

    敌人虽然不断发动“清剿”，摧毁了相当一部分革命力量，但始终找不到游击队主力，进行正面决战。敌人在军事“围剿”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后，改从政治方面展开攻势，加紧对各区革命力量的围困和招抚，妄想在政治上孤立、经济给养上困死游击队，达到使游击队不战自溃的目的。2月，陈式正指派叶明焜为寿宁县县长，令其组成“安寿联防办事处”，成立“清乡委员会”、“善后委员会”，在南阳、犀溪、大安、坑底、泮洋、仙峰等地设立分会，在西区的浩溪设立了“招抚处”，配合军事“围剿”。利用叛徒诱捕赤卫队领导人，诱骗红带会、游击队员“自新”，然后加以杀害。仙峰乡18名红带会员被叛徒欺骗回村自新后，均遭杀害。西区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金达普、叶允江等人被大安村反动头目金坤骗到县城自新后，亦惨遭杀害。

    国民党反动派还将苏区内的一些革命基点村大安、交溪、炭山、鼎盖梁、榅洋、甲坑、麻竹宅、郑家坑以及南山下等几十个村庄烧成一片废墟。并在重要村庄安营扎寨，强迫移民并村，实行经济封锁，对红军游击队实行层层封锁，步步为营，妄图迫使游击队下山与其正面交战。

二、南撤福安

    敌人强大的军事“围剿”、政治攻势和经济围困，使游击队、红带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数千名游击队、红带会员被分割围困在几个地区，给养断绝，队员们大多露宿过夜，以野菜充饥。时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许多队员手脚长满冻疮，糜烂溃腐，给行动造成极大困难。更兼连续的作战、行军，许多人被捕、牺牲，士气一时低落。因此，革命不坚决的人就掉队、逃跑、开小差或自新了。

    范铁民、范式人、赖金彪、范义生等人率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和寿宁县革命委员会机关以及第七支队和赤卫队员上千人撤至岗垄地区后，同敌人辗转交战多次，处境越来越困难，形势越来越险峻。2月初，第七支队和红带会及县党部、县革命委员会直属赤卫队1000多人，被迫集中于南阳石鼓。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范铁民写了致福安中心县委和福安北区区苏主席陈伯俊两封书信，令福寿总交通员吴进信送达，要求福安方面给予支持，调集赤卫队前来支援，内外夹击，痛歼来犯之敌。

    此时福安局势亦开始紧张，国民党军队在“围剿”寿宁苏区的同时，也对福安苏区展开进攻。福安北区区苏主席陈伯俊接信后，给范铁民回信中分析了福安的形势，说“……现在，我们下面形势也很紧张”。因而无法支援。数日后，范式人、赖金彪等人接到福安中心县委指示，要他们为保存革命实力，可把第七支队撤退到福安，暂避敌人锋芒，待机恢复寿宁苏区。

    范式人、赖金彪、范铁民等研究决定，动员不“红”的人回家隐蔽，于是，大部分红带会便化整为零，分散到深山里。留下岗垄红带队和七支队共200多人分两路向福安撤退。

    之后，县党部和县革命委员会亦将所属人员和红带会主要领导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范铁民领导，由缪明长、叶大进、缪怀汉、缪怀占等人带领，坚持留在寿宁，收集零散队伍、开展游击战争。另一部分由老詹、叶允宝负责，分五批陆续向福安苏区撤退：第一批有陈帮娇(范铁民妻)、范义生、范海军、范岩寿等人；第二批是黄登金及其妻妹英和叶贞福、福弟、淑凤、风英等人；第三批是妹赖等10多个红带会负责人和队员；第四批有100多名红带会员。第四批队伍刚出发，就与国民党兵遇上，队伍被打散，少部分突围至福安北区。

    第五批是中心县委派来加强寿宁工作的老詹和叶允宝等人，叶允宝按照上级部署，将目标较大的红带会和赤色农会领导人，基本上安排撤往福安之后，携妻范延芝和老詹率西区红带会主力最后南撤福安。由于叛徒夏朝西出卖，当队伍到达南阳南岔三步岩时，突被大股敌人包围。叶允宝、老詹率红带会同敌人展开浴血奋战，打死打伤敌人多名，终因寡不敌众，队伍被打垮，范延芝当场壮烈牺牲，叶允宝、老詹身负重伤被俘，旋被解送泰顺。中共福安中心县委获悉后，马上筹集了现款，准备赶往泰顺营救。由于路途阻隔，耽误了时间。老詹和允宝2人已被押至杭州入狱。不久，双双被敌人枪杀于杭州。

    游击队等革命武装南撤后，敌人对岗垄地区进行疯狂的屠杀。敌八十四师一部9个连，从洪岭一一州边、石岭(现属泰顺)一一犀溪一一南阳，绕岗垄山脚封锁一圈，企图切断岗垅人民的给养，然后血洗岗垄，断绝游击队落脚之地。驻扎在仙峰、院洋的5个连敌人，数次出动，烧光了岗垄人民搭起赖以安身的草寮，而后，强迫群众领“良民证”，实行“移民并村”和“清乡”，威逼分散回家的红带会员参加“剿共义勇队”。岗垄南端的古岭宅、凤凰尾、犁头丘、石头岗、店坪垄、猫竹园的23户群众被敌人从烧毁的废墟中赶到南山下，用树皮竹块搭棚而居；岗垄西端的洋头底、猪母洋、三家岭、山后、杨梅岔、黑牛洞、畚斗丘的上百户群众，被烧毁房屋，赶到仙峰居住。犀溪、仙蜂、南阳地主趁机反攻倒算，用刺刀强迫群众赔偿1933年的租债，抢走所有值钱的东西，“洗清”了岗垄人民的家当。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有不少优秀的儿女壮烈牺牲了。洋头底的老妇女缪桃香被犀溪的民团捕去，反动团总缪长泰要她招出游击队的情况，她受尽酷刑，十指插针，仍坚决不招，最后被反动派杀害。古岭宅的革命群众缪怀宝、缪义成、叶宝叶(女)被洪岭缪颜生民团捕去，任凭敌人用扁担打、棍子夹和香火炙，而他们矢忠革命，一言不吐。但是，也有个别思想觉悟不够高，革命不够坚决的人，顶不住敌人的威迫引诱，竟挑走埋存于岗垄加虎岗密林、桃垄石洞、社坑深山里的公粮，给留下坚持战斗的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一时间，乌云满天，天空一片黑暗，寿宁境内各区的中共支部、各级苏维埃政府、游击队、红带会、赤色农会、妇女会等组织基本停止活动。寿宁革命陷入第一次低潮。

明正

第二节  寿宁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在寿宁革命暂陷低潮之际，闽东其他各县的革命烈火却越烧越旺，出现了新的局面。

    1934年元月2日，连罗县委动员连罗游击队和群众一万多人，分水陆两路向逃亡地主、豪绅、恶霸集中地一一连江县重镇马鼻(一个民团最大、力量最强的市镇)发起总攻击。在马鼻地下党策应下，经过一场激烈战斗，解放了连罗两县最顽固的反动堡垒马鼻镇。马鼻镇的解放，使连罗两县的反动政权摇摇欲坠。元月8日，在连江透堡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十三团。

    元月7日，闽东工农游击第一、五支队与6000多名赤卫队员并肩作战，在赛歧特支的配合下，攻占了当时福安南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镇赛歧，造成了我军威逼福安县城，震憾全闽东之势。随后一、五支队同红带会一万多人包围了古城霞浦，攻城虽未成功，但“红色风暴”吓得地主豪强狼狈躲藏。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闽东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于霞浦西胜正式成立，团长任铁峰，政委叶飞，政治部主任叶秀蕃，下属四连、十三连和短枪队(队长陈挺)。

一、红十六连的战斗历程

    寿宁革命陷入低潮后，南撤福安境内的第七支队和红带会员计达三、四千人，食宿困难。县革命委员会便将人马分成两批，一批疏散到范坑、沙坑、小溪塔、上坪，另一批退往柘洋(现柘荣)。后因福安党组织未做好准备，便动员一批返回寿宁。元月底，第七支队和部分红带会骨干百余人集中福安北区的和尚洋(现属柘荣)待命改编。2月初，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到和尚洋，宣布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团第十六连”，赖金彪任连长，范式人任指导员，下辖一、二两个排。红十六连成立后，根据中心县委的指示，转战福安、霞浦、宁德各县，消灭反动地主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扩大新苏区。

    时值“闽变”失败，各地反革命气焰嚣张。福安柏柱洋山上的反动大刀会残杀了我一批基层群众和干部；霞浦杯洋的大刀会等地主武装杀害我赤卫队六、七十人；宁德龟山的地主大刀会杀害安德区苏警卫连60多人及安德区委书记叶秀荃，致使这些地区的不少乡村在反动势力的压迫下“反水”。红十六连奉命消灭了大坪岗的大刀会，稳定了闽东根据地的总后方柏枉洋地区。接着，红十六连趁着一股锐气，一举攻下宁德龟山的洋头、洋尾、洋中3村，又乘胜攻进福安西隐、宁德龟山、环岭等地，连续消灭了20多个反动民团刀会据点。随后，红十六连又转战霞浦，消灭霞浦西家宅大刀会。西家宅大刀会自诩“刀枪不入”，称雄一方，极为反动，有六、七百人。法兵头目韦步奎五兄弟凶残好斗，号称“五虎”。红十六连官兵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击毙韦氏“五虎”，接连打死敌人10余名，击溃西家宅大刀会。红十六连英勇善战，“横扫千军如卷席”，打出了威名，打得反动民团刀会闻风丧胆。各地群众提起红十六连健儿，莫不竖起大拇指称赞说：  “寿宁师傅真了不起!”

    红十六连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转战，不仅建立了赫赫战功，而且也使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由原来的30多支枪发展到了拥有100多支长短枪的主力连队。原来留在寿宁坚持斗争的范铁民、蔡祖生(又名阿低)等人，收集了零散队伍，组成东区游击队，蔡祖生任队长。东区游击队时而化整为零，时而集中打击敌人，坚持斗争5个多月，于1934年4月间，从寿宁突围，退往柘洋，编入十六连为第三排，参加了柘洋保卫战。此时，红十六连已拥有150多人枪。

    为了恢复寿宁苏区，打通寿宁东、西区，6月16日，红十六连奉命奔袭院洋，打了一个漂亮战之后，便撤回福安山头仔村。6月下旬，该连队奉命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团第三营”，营长赖金彪，教导员范式人。十六连下辖七、八两个连，七连长吴黄肿，指导员叶周长，八连长范忠清，指导员韦芝祥。三营除营长赖金彪外，其余均系寿宁人民的子弟兵。

    红十六连是在原第七支队的基础上扩编的，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和后来的特委十分重视这个连队的建设，其主要领导人马立峰、詹如柏先后担任连党代表，经常给战士们上政治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全连在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式人和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赖金彪的率领下，正确执行了毛泽东关于“战争既是长期和残酷的，就能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正规战了。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明确认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的战略战术，出生入死，战斗在闽东大地上，横扫闽东各地反动民团刀会等地主武装。红十六连指战员的足迹遍及福安、宁德、霞浦、柘荣、寿宁5个县，成为闽东红军的主力连队，同时也成为寿宁革命低潮时期群众希望的公开标志。在艰苦的生活中大家发扬了克己奉公、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为了能够增加枪支弹药，全连官兵甚至“连每个月一元的零用费都不要”。红十连按照闽东党组织的要求做到既是战斗部队，又是群众工作队，担负着消灭敌人，建立、巩固苏区政权的任务。

二、中共福寿边委和中共福寿县委的成立

    1933年11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召开执委扩大会议，通过了“目前闽东形势、党的任务和工作总布置”的决议。大会听取了各县代表和各县执委的报告，分析了闽东的革命形势及存在问题，认为当前闽东各县蓬勃兴起的斗争已不仅仅是一般地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而“必然是夺取政权的开展”，“每一个斗争的爆发，接踵而来的则是武装冲突，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会议认为，“闽东反动统治阶级在革命力量打击下，极度地动摇而趋于崩溃。”会议还认为，闽东各县的苏维埃运动，“一处斗争爆发，四面八方群众就欢欣鼓舞，纷纷起来响应”。而且，寿宁县三分之一地区变化的形势、宁德霍童的战斗、福安南区和北区的斗争，已经向闽东党组织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这就是：“有布置有计划的发动与领导全闽东斗争，夺取政权，建立闽东苏区，成立红军，打通闽北。”会议要求闽东各级党组织认清形势，立刻行动起来，为完成县委提出的任务而奋斗，会议具体地对寿宁今后的工作作了部署：

    (一)寿宁创建了全县三分之一以上的赤区，斗争区域几乎遍及全县。现要巩固东、西苏区，马上分配土地，实行苏维埃一切法令。寿宁南区马上发动起来，形成东南区一大片赤区版图。福安北区对敌人要坚决反攻，建立苏区，与寿宁打成一片……

    (二)工作区域布置：寿宁北区为一个区域……

    (三)职工工作：建立斜滩线船民工会。立刻建立寿宁赤色区域内各种赤色工会，有农会组织的，即分开成立雇农工会。

    (四)……“寿宁迅速在东、西区各成立十个支部，南区成立十个支部、三个区委。

    (五)游击队要尽量发展与扩大……

    根据大会决议，寿宁执委代表立即赶回寿宁布置开展工作。为了加强对福安、寿宁、泰顺三县边界地区革命的领导，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决定在原福寿第一区委的基础上，于福安的太逢区成立中共福寿边委，隶属福安中心县委领导，下辖12个基层党支部，有152名党员。书记范铁民，委员有叶家竹、詹嫩弟、林良森、缪阿出、林金书、林江弟。这期间，福寿边委在范铁民领导下，一方面积极地在福安、寿宁毗邻地区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一方面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支援红军作战。

    正当闽东苏维埃运动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的时候，形势又发生了不利的变化。1934年1月，国民党镇压了十九路军以后，重新调集兵力向闽东苏区发动进攻。寿宁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悉遭破坏，各区的革命活动基本停止。但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急需一个组织出来领导寿宁革命，恢复寿宁苏区。于是，中共福安中心县委便将福寿边委改名为中共福寿县委员会，县委机关始设福安北区的棠溪、蛇头洋，1935年春，闽东革命低潮时，迁入寿宁县东区的含溪、麻竹宅一带活动。福寿县委书记由范铁民担任，委员先后有詹应弟、郭和、陈阿熊、林金书、韦芝祥、詹如焕、陈伏兰、林其生、林发洪、詹明法、毛维忠、毛祥麟、王陶生、郑细贤、詹嫩弟、郭加章、林良森等人。下辖有福安境内的北区、北区分区(佳浆区)、上北区、下北区、西北分区及浙江泰顺境内的泰南区和寿宁县境内的含溪、阔丘区等8个区委，县委成立时共辖基层党支部12个，有152名党员。

    寿宁境内的阔丘区，建立于1934年2月，书记范振辉，副书记吴阿五。含溪区委成立于1934年11月，区委书记先是缪洪骥后为缪明长。1935年，含溪区大力开展建党活动，仅在寿宁岗垄苏区就建立9个支部，发展党员50多名，对岗垄根据地的形成和建设起了推动作用。

    1934年2月，在福安柏柱洋召开了全闽东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全区各县的4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马立峰为主席，叶秀蕃为副主席，范式人为肃反委员。

    1934年4月，第一任中共福寿县委书记范铁民调任中共宁德县委书记，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决定由担任闽东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叶秀蕃兼任中共福寿县委书记。叶秀蕃于1933年6月初赴福鼎，协助黄淑宗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福鼎县第一个党小组，并亲手创建了一支拥有20多人枪的福鼎县游击队。

    同年3月底4月初，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陈之枢叛变，省委惨遭敌人破坏，闽东党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为了加强闽东地区的领导，促进闽东革命，6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和中共连罗中心县委在柏柱洋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闽东临时特委。下辖的福寿县委有执委9人，常委5人。县委下辖3个区委，20个支部，80多个党员。同月，叶秀蕃调特委机关任《闽东红旗报》主编兼社长，主持翻印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等一系列党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文件，这对指导当时各县的斗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叶秀蕃之后，由吴显淮、郑宗玉、缪阿出、詹嫩弟等人先后接任福寿县委书记。

    福寿边委和福寿县委的成立，在寿宁革命转入低潮的重要时刻，领导了福寿县寿宁境内的革命斗争，使留在寿宁坚持斗争的徐桂顺、缪明长、叶大进等人以及坚持开展游击战的各游击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为寿宁苏区的恢复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并领导寿宁革命再次走向高潮。

明正

第三节  恢复寿宁苏区的斗争

一、坚持敌后斗争

    寿宁革命力量南撤福安后，幸存的区、乡、村党与苏维埃组织迅速转入地下，游击队被迫退往深山密林。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紧了对寿宁苏区的“清剿”，企图消灭寿宁境内革命力量，巩固其在寿宁的统治，再以寿宁为后方，向福安推进，与福安等地反动派相配合，进而达到扑灭闽东革命烈火的目的。此期间，寿宁境内哨卡林立，刺刀生寒，行人路断，乡邻不敢往来。几乎每天都有数十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高喊着“革命一定胜利”、“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走向刑场。革命者的鲜血洒遍了寿宁的大地。反动派的气焰极为嚣张，迫得人们都喘不过气来。尽管寒风凛冽，乌云满天，但是。寿宁革命群众是天天盼红军打回寿宁，重建寿宁苏区。当时，暗地里流传在群众中的革命歌曲《红旗永不倒》，就很好地表达了革命群众的心声：

提起反动派，叫我好伤心，

屠杀我工农，更加无情残。

保护大地主，土豪回家来，

向我穷苦人，讨租又逼债。

无耻反动派，一定要打倒。

粉碎敌人来围剿。

恢复我苏区，同志再努力，

苏维埃红旗，永远不会倒。

    事实上，虽然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所谓“良民区”，表面上平息了革命，但留下坚持活动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斗争。

    在岗垄地区坚持斗争的有原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委员叶大进，甲坑红带会队长缪明长，中共福寿边委委员徐桂顺，以及韦芝祥、叶家竹、缪怀古、缪怀汉等人。

    在中共福寿县委的领导下，按照工作分工，徐桂顺、缪明长、缪怀古、缪怀汉等以甲坑、郑家坑、瓦窑坪、麻竹宅为中心，叶大进等则以仙峰为中心开展秘密活动。

    在那腥风血雨的险恶环境里，面对着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徐桂顺、叶大进、缪明长等人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革命活动，与敌人作艰苦的周旋。他们领导岗垄地下党组织，动员群众建筑秘密寮、挖洞穴，坚壁清野，将粮食财物搬到山上埋存起来，有计划地组织安置身份已暴露的人员隐蔽到深山密林。在甲坑、郑家坑一带，徐桂顺、缪明长等以宣传为主，耐心细致地做好红带会员、赤色农会会员、贫农团员和革命群众的思想工作，并向各村老百姓宣传革命挫折是暂时的，游击队不久将打回来严惩反动派，安定群众的情绪。他们经常走村串户，深入群众，不辞劳苦，张贴标语，积极宣传，使广大革命群众的心中深植下“寿宁革命现在虽然处于低潮，但福安革命烈火却又燃起来了，红军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们贫雇农要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第二次斗争”的信念。徐桂顺、缪明长等不顾个人安危，出没于岗垄地区的绝大部分乡村，不断把革命火种播到群众心里，使岗垄地区革命群众的希望之火又重新被点燃起来。

    为了扩大影响，并为恢复发展寿宁苏区做好准备，打好基础，缪明长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邻县泰顺的老鹰岩、州边、张狮等地，秘密发展了一批赤色农会会员和贫农团员。

    敌八十四师在岗垄地区实行野蛮的“五光”、“十杀”政策，各地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也纷纷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白色恐怖充满乡间。革命队伍中出现了个别“怕死鬼”、“软骨头”，这些败类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变节投敌，充当内奸。为了保护革命群众，保存革命力量，徐桂顺带领人员多次冒险潜入敌占区化装侦察，配合岗垄地下党想方设法掌握了反动分子和内奸叛徒的名单，然后，将情报送往福寿县委机关，设法处决除害。为了困死革命力量，敌人采取了堡垒政策。他们在主要村庄安营扎寨，强迫群众筑碉掘壕，国民党政府还组织民团刀会搞“联防”。针对敌人的举动，叶大进领导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与敌人针锋相对，配合游击队毁壕沟、割电线，搞得敌人晕头转向。

    活跃在岗垄地区的敌后党组织，在安定了岗垄群众的思想情绪之后，又组织发动群众重建家园。岗垄人民以野菜树皮充饥，在废墟上搭草寮避风雨，坚持搞好粮食生产。由于他们的努力，留在寿宁岗垄地区的革命力量，终于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与反复“清剿”下，坚持下来了。

    在南区，叶茂迁领导的南区游击队接受了“留在寿宁，继续进行游击活动，牵制敌人，分散敌人兵力”的任务。杀叛徒、镇压反动分子，神出鬼没痛打敌人，牵制了故人兵力，极力保护苏区，保护南区人民的胜利果实。

    4月，叶茂迁率部在梧岗亭截击了敌人从斜滩送往县城的十几担军用物资，得手后，即往下南区的北山、青垄一带撤退。敌省保安三团获悉情报，立即调斜滩、武曲、凤阳等地民团配合保三团一部共500多人的兵力，分兵三路合围游击队。因敌众我寡，游击队无法同敌人硬拼，只得边打边撤。敌人穷追不舍，游击队始终没能摆脱敌人，最后被包围于高墙下。这时，我方已牺牲多人，伤亡较大，若不设法冲出重围，就有被全歼的危险。在此紧急时刻，叶茂迂果断下令突围，叶茂迁率几位班、排干部组成突击队，杀开一条血路，游击队余部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经大韩、塘西退往福安后洋(福寿县西北分区区委所在地)。

    在南区的阔丘，范振辉领导的南区区委和南区游击队(队长吴阿五)在坚持斗争。

    寿宁革命中心东移至岗垄地区后，党在南区阔丘的力量还相当薄弱。敌人对这一地区还未十分注意。范振辉、吴阿五等人便趁机加紧活动，使阔丘区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游击队很快壮大起来。为了便于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南区游击队被编为5个分队，分别出吴允皮、余允斌、夏万桂、刘妹仔、夏万海5人任分队长。并于1974年2月成立南区区委，范振辉任区委书记，吴阿五任副书记。

    国民党反动派在镇压了寿宁东、西区革命之后，加紧了对南区的“围剿”。范振辉率游击队主力撤往福安，余部由吴阿五率领，退往深山。在寿宁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吴阿五余部没有消极等待红军打回寿宁，而是积极领导游击队员分头秘密活动，昼伏夜出，披星戴月，走村串户。一边进行宣传鼓动，安定群众思想；一边镇压反革命、筹款，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为南区革命的恢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打回寿宁

    尽管留在敌后的同志顽强地在坚持战斗，但敌人兵力十分强大，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使坚持敌后斗争的党组织、游击队的工作难以开展。特别是南区，除了阔丘区外，其他地方的各级组织基本瓦解，完全停止了活动。因此，坚持敌后斗争的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都切盼红军游击队打回寿宁，重新领导寿宁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在福安棠溪一带的福寿县委，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为了恢复寿宁苏区，支持坚持敌后斗争的同志，有必要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在敌包围圈内撕开一个突破口。1934年春，福寿县委不断接到徐桂顺等人送来的情报。先后派了4支肃反队和游击队回到寿宁，协助坚持敌后的同志开展镇压反革命斗争活动。

    寿宁县革命主力南撤福安后不久，福寿县委接获福寿县交通员吴进信报告，西区红带会总队长叶允宝、老詹等人因福寿县交通员夏朝西叛变而牺牲。曾经与叶允宝一起在西区战斗过的战友们悲痛万分，纷纷要求回寿宁找叛徒算帐，替叶允宝报仇。福寿县委遂派被称为“神枪手”的吴乌弟和吴黄肿等人，潜回寿宁南岔，处决了夏朝西。

    此后，许齐篡、吴黄肿、吴乌弟、叶贞福(叶藩)、刘帮顺等人，受福寿县委的委派，先后3次组成肃反队，返回寿宁活动。

    1934年4月，中共福寿县委认真分析了形势，鉴于闽东各地的革命斗争发展异常迅猛，认为恢复寿宁苏区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在福安县山头仔村召开了“中共福寿县委会议”，专门研究恢复寿宁苏区问题。赖金彪、范式人、范义生、范铁民、王陶生、张得桃、许安富、许威、蔡阿低、范忠清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设立中共福寿县委寿宁办事处，委派许威任办事处主任，具体负责恢复寿宁苏区的斗争。会议还决定，选择地处闽浙边界的寿宁、福安、泰顺三县交界处的岗垄为据点，开展活动，建立革命根据地。

    同年5月，许威率领办事处工作人员20多人回到了岗垄及寿宁上西区一带，与此前就已潜回寿宁的肃反队取得联系，镇压了以周光天为首的一批反动派以及18个反动保长，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从此，“许多保长害怕了，才不敢那样猖狂”。许多地方本来计划组织反动民团，也不敢组织了。办事处还要求这些保长做到“白皮红心”，即使不能帮助革命，也不能危害革命。还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和目的是“消灭反动派，不是消灭保长”。

    接着，以韦芝祥、叶家竹．吴显淮为首的政治工作团和以叶贞福、吴黄肿、龚恒余、缪矮擂为首的游击队约60多人，亦相继回到了寿宁，分散到东区、西区和南区一带活动。此后，办事处领导工作团、游击队、肃反队与坚持敌后斗争的叶大进、徐桂顺、缪明长、缪怀义、缪怀古等人相互联系，互相配合，通力协作，很快恢复了大部分党组织。寿宁革命斗争烈火又开始燃烧起来了。

    但是．敌人沿岗垄山脚所布下的一道封锁线，却严重阻碍了东、西两个革命区域以及寿宁与福安两个苏区的相互联系，同时，在政治和经济上亦困住了岗垄地区的手脚，给岗垄地区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此，办事处特向福寿县委请求支援。此时，中共福安中心县委亦决定派十六连打回寿宁，配合福寿县委，开展斗争，恢复寿宁苏区。

    6月初，十六连奉命从柘荣开抵山头村，与赶到山头向福寿县委汇报工作的许威等一部分领导人会合。在福寿县委的组织下，于山头村召开了有县委和十六连领导及许威等三方人员参加的讨论会。会上，许威汇报了寿宁情况：敌人分兵驻扎在岗垄山脚下的院洋、半岭、仙峰、南阳、下洋等隘口，组成一道封锁线，切断岗垄苏区与外部的联系。其中院洋驻兵最多，有教导团一个营部外加一个连约120多人。此外，敌人在苏区内大肆烧、杀、抢，实行“移民并村”，强迫群众参加“剿共义勇队”。敌人的残酷兜剿，使苏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红军打回去……。

    根据许威提供的情况，会议专门讨论了攻打地点的选择问题。部分人主张打院洋，另一部分人主张打洪岭(属福安)。主张打院洋的许威等人和主张打洪岭的缪阿出等人分别将两个地方的地形画出供大家参考。分析讨论结果认为：院洋地处福安、寿宁、泰顺三县交汇，是寿宁苏区通往福安的交通要道，打下院洋，勾通路线，使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且对我军来说易进易退，利多弊少。洪岭则地处山坳，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不利偷袭。守敌虽少于院洋，但碉堡坚固，民团顽固，不好打。因此，县委决定攻打院洋。

    16日夜里，十六连轻装冒雨出发，由许威率游击队当向导，抄小路直扑院洋。当队伍到达院洋后门山时，村里的敌人尚未睡觉，从那透出灯光的窗口里，传出了一阵忽高忽低的吆喝声。

    根据许威事先的侦察，已获悉敌主力驻在村中心的房子里，大房子后面是仓库，约有一个班的守敌。另有一个班的敌人，由一个排长率领，驻守村口的一座房子里，担任“步哨”。范式人和赖金彪决定：从各排抽调9名特等射手，由许威、吴乌弟、吴黄肿3人率领，先解决“步哨”楼内敌人，主力一、二排则从村子两冀迂回到村中心敌主力驻房大门外的开阔地周围埋伏，任务是将援敌消灭在开阔地里，三排负责解决仓库里的敌人。

    进攻命令下达后，各路人马分头行动。9名射手，借竹林夜色的掩护，摸到敌“步哨”楼后门，下了门岗的枪，摸进楼里，径直冲往楼上。此时，楼上部分敌兵正躺在床上打呼噜，其余的则围在桌子边摸牌九。按原计划，一名射手分别对付一名敌人，吴黄肿和吴乌弟负责解决排长。吴乌弟是寿宁西区著名神枪手，曾经用三发子弹消灭8个敌人。这时，只见其枪口火光一闪，“叭”得一声，敌排长的脑袋就开了花，随即“叭、叭、叭”一阵齐射，不到十分钟，便解决了守敌，缴获步枪9支、手枪1支、子弹千发。

    枪声惊醒了敌人的酣梦，大房子内顿时骚动起来，大门开处，约有一个排的敌人冲了出来，企图增援“步哨”楼。敌人冲到房前开阔地，遭到刚进驻“步哨”楼上的吴乌弟等12名射手的射击。埋伏在周围的十六连指战员们，也向敌人射出了仇恨的子弹，这股敌人在三面火力的猛烈央击下，顿时倒下了一大片，几名残敌侥幸逃回弄堂里。十六连立即组织突击。

    后续敌人刚出弄堂口，一见形势不妙，立即抢占弄堂两侧牛栏。这牛栏一面紧靠大房子，三面是坚实的土墙，敌人早已在墙上掏了许多枪眼，据为工事，向十六连疯狂射击。猛烈的火力压得十六连指战员抬不起头来，冲在最前头的一排长许安富和儿名战士当即中弹倒下。范式人、赖金彪见状，下令停止攻击，十六连带着缴获的30多支长短枪和大量弹药，撤回村外。

    与此同时，三排也向大房子后面仓库内的守敌发起了进攻，很快打下了仓库，缴获了敌人堆放在仓库里的30多支步枪和大量的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抓了2名俘虏。

    解决了仓库里的敌人之后，三排也加入了进攻行列。部队再次向敌人发起进攻。但由于敌人在两侧牛栏和弄堂中段的矮墙里分别架设了机枪，增强了火力，进攻又一次受挫。敌人虽被完全包围。但十六连因武器装备较差，敌人又占据了有利地势，尔后陆续发动的几次进攻都失败了。战斗一直僵持到第二天中午。这时，有人建议用火攻。但考虑到这样会把周围群众的房子烧着，造成玉石俱焚，影响群众的利益和屋内群众的生命安全，因而没有采纳。战斗相持到下午3点，接到担任警戒的战士报告，福安、南阳两个方向各有一连的敌人，已经出动增援院洋。为免腹背受敌，陷入被动，十六连决定放弃攻击，立即撤退。

    这一仗，计毙敌40多人，伤敌若干，俘虏2名，缴获长短枪共71支①。此外，还缴获大量的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此战是寿宁革命转入低潮后的第一次大胜利，虽未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但给了“围剿”苏区的敌人以很大打击，吓得院洋残敌和半岭、仙峰、下洋等处驻敌纷纷龟缩回南阳。于是，寿宁东、西区的联系勾通了，福寿苏区的交通线得到了恢复，从而加速了寿宁苏区的恢复和发展。

三、重建寿宁苏区

    敌八十四师及新十师各一部参加“围剿”寿宁苏区，其驻防地兵力空虚，泰顺、福安等地的革命势力借机迅速发展起来。

    福寿县委正确运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趁着红十六连夜袭院洋的胜利之机，敌退我进．下令各支游击队积极出击。加紧活动，重建寿宁苏区。

    在岗垄地区。许威游击队和叶藩游击队的活动更加活跃。两支游击队互相配合，经常故意暴露目标，引蛇出洞，与敌周旋，声东击西，瞅空则给敌人以重击。同时，不断地探敌情、抓俘虏、破坏敌人的交通设施、镇压反攻倒算的反革命分子和地主恶霸，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在阔丘区。范振辉奉福寿县委之命，于5月间回到南区恢复党组织并开展工作。庙于坚持敌后斗争的阔丘区委副书记吴阿五在低潮时期做了许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南区革命活动很快就恢复了起来。范振辉、吴阿五指挥游击队开展打土豪筹款，镇压反革命活动。10月，攻打了峡头、槽坑、碑坑等地民团，镇压了7个反动分子。11月，打下了山漈等地的“粮柜”，镇压了两个反动分子，缴获银元200多块。接着，游击队又攻打了圈石民团，俘敌3人，分掉粮食100多担。

    在下南区。张阿晋率领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一支队攻占寿宁重镇斜滩，震动了寿宁县国民党当局。3天后，敌人气急败坏地组织反攻，游击队却安然撤出斜滩。

    这样，在短短的半年内，革命的烈火又在寿宁各地燃烧起来了。为了进一少领导农民起来革命，迅速地恢复寿宁苏区，中共福寿县委认真分析形势，认为应该开始着手恢复各级苏维埃政府，开展活动，使那一部分观望的群众重新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来，以壮大革命队伍。

    同时，因原寿宁县革命委员会已自行解散，停止了工作，闽东苏维埃政府便决定成立福寿县苏维埃政府，以促进福寿县的全面工作。1934年5月，福寿县苏维埃政府于福安境内的东坑村成立，主席林其生，后为徐桂顺，下辖7个区苏维埃政府。在此推动下，各区的乡、村苏维埃政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岗垄地区。7月，缪洪骥、缪明长、王陶生等人相携来到寿泰交界的大王前，组织大王前周围7个村的群众，召开了大会，成立了7个村苏政府，其中大王前村苏政府主席刘成尾。

    接着，缪明长等人又在甲坑村成立了村苏政府，主席缪进寿。

    8月，在花岭、院洋等地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配备了七部人员。

    在南区。范振辉、吴阿五在阔丘、青垄、圈石等村恢复了村苏维埃政府。

    在下南区。1934年4月，桦垄村苏政府成立，主席叶金弟。

    1934年底，象岩村的苏维埃政府得到恢复，主席郭以祥，副主席朱维基。同时，还建立了一支40多人的游击队，队长王金雨。

    在此之前，塘西、西塘、大韩等村的村苏亦相继得到恢复。

    1934年4月中旬，为了推广柏柱洋分田试点的经验，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在柏柱洋斗面“半月沉江”的田野上，召开了分田胜利大会。中共福寿县委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代表回来后不久，鉴于寿宁苏区已基本恢复，福寿县委遂布置了在寿宁苏区内重新分田的任务。各村苏政府，依照闽东苏维埃政府颁发的分田大纲，从回乡反攻倒算的地主豪绅手里夺回土地，重新作了分配，使刚恢复的寿宁苏区得到巩固。在此同时，寿宁苏区外部的形势变化，对寿宁苏区的恢复发展，亦起着促进作用。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之前，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党中央派出了一支精悍部队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6月，该部在寻淮州、粟裕、刘英的率领下，从瑞金出发，进入福建，向福州逼进。福建省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恐，慌忙将驻防闽东的八十七师大部和海军陆战队调回福州。新十师动摇，闽东红军趁机而动，主动进击，苏区地盘迅速扩大。

    8月11日，先遣队进入闽东，克罗源、占穆阳，取道福安的占溪、下南溪、晚洋，于26日进入寿宁托溪，在托溪休整两天后向浙江省庆元县方向转移。

    先遣队的到来，顿使闽东革命形势好转，先遣队在沿途散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民众书》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给闽东工农群众的一封信》等文件，极大地鼓舞了闽东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先遣队还给闽东游击队一些文件，介绍中央苏区的工作经验，留下一个与上海的党中央联系的暗号，另外还留下一批伤员，他们伤好后，给闽东增加了一部分力量。但同时，尾追先遣队的国民党兵亦被牵引入闽东，在闽东境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闽东革命造成了一定压力。对此，闽东特委于9月20日发表“告群众书”，号召全闽东革命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的烧、杀、抢政策，揭露国民党的这种烧杀抢政策的目的是企图用极端白色恐怖来镇压革命群众，以巩固其反动统治。同时，号召募捐救济被难群众。

    9月底，在宁德县支提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冯品泰、政委叶飞、副师长赖金彪，独立师下辖3个团。此后各县相继建立了县独立营。1934年11月，福寿县独立营成立，营长陈挺。

    同年11月，成立了含溪中心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徐桂顺(后由缪科弟继任)。不久，又成立了含溪区警卫连，连长谢信迁。此后，含溪区逐渐成为寿宁人民革命斗争的中心。

    同年底，王陶生奉命回福(安)、寿(宁)、泰(顺)地区工作，在寿宁的上地洋举办了两期干部训练班，培养了江朝林、缪明长、齐国雷等一批干部，加强了寿宁革命的力量，使革命队伍的思想素质有了提高。

明正

第六章  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第一节  寿宁革命的第二次低潮

一、艰难岁月

    1934年9月，闽东独立师成立后连战连捷，把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推向了高潮。不仅使闽东7县苏区连成一片，同时，还发展到古田、屏南等县。建立了一块面积近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革命根据地。

    闽东革命的胜利，引起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注视和惶恐，他们惊呼：“闽东军事发展迅速，日来突飞猛进，为向所未有”、“赤色恐怖遍满乡村”、“闽东匪祸之深，实不下闽西各县……”。在中央红军长征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抽调大批兵力，向闽东根据地大举“围剿”。闽东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击。从此，寿宁革命同闽东各县的革命一起转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1月，蒋介石调整闽赣两省“绥靖”部署。将闽赣两省划成12个“绥靖”区，闽东为十二“绥靖”区。1935年2月下旬，蒋介石又电令取消十二“绥靖”区序列，将闽属九至十二区改为驻闽第一至第四区，设驻闽“绥靖”公署，闽东为驻闽第四“绥靖”区，并委蒋鼎文为驻闽“绥靖”主任，委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为闽东十一县“绥靖”区司令官，先后调动新十师、八十七师、七十八师四六五团、四十师一部等正规部队，以及保安一、二、三、十一团和保安特务团、保安特务大队和各县常备队、清乡队、反动民团、大刀会之类的地方武装。合计总兵力约10万之众，开始对闽东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国民党军队采取“分兵合围”、“重点驻兵”、“穿心斩线”、  “分块进剿”等战术和移民并村以及“五光”“十杀”政策，气势汹汹而来，妄图一举荡平闽东革命根据地。寿宁苏区面临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

    1934年12月26日，敌人在宁德三都澳设立“剿共指挥部”，兵分三路大举进攻闽东苏区，第一路新十师、七十八师四六五团及省保安一、二、三团，向福安、宁德、霞浦、福鼎、寿宁进犯。敌人还将苏区划分成零星小块，并派一个师的兵力追击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新十师还通电南昌行营，要求将驻漳州空军第五队调赴闽东担任侦察、轰炸任务。

    1935年2月，敌第一路军一部，从赛歧出发，沿赛江北进，经长溪、蟾溪沿河进犯寿宁县城，敌人占领两岸村镇渡口，把福寿中心苏区切成两部分。敌人在被攻占的苏区内筑碉掘壕，驱使地方反动民团，组织大批机动兵力齐头并进，围追堵截我军，施行残酷的“五光”“十杀”政策，强迫移民并村，建立“连坐切结”的反动保甲制度。而革命高潮时期逃亡的反动豪绅，趁机纷纷卷土而来，疯狂向农民反攻倒算，寿宁县反动县长叶明猑为首的一批反动派，在寿宁各区乡组织“清乡队”、“剿共救国军”、“大刀会”，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剿共"。

    敌人占领苏区后，变本加厉地向苏区人民反攻倒算，很快建立了白色恐怖的黑暗统治，使苏区遭受严重摧残，许多革命组织被破坏，革命骨干和无辜群众被杀害，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抢光。仅岗垄地区南山下一村，就被敌人连烧7次，缪成和一户的草寮，一连盖了12次，被敌人连烧12次。在敌人的血腥屠杀面前，寿宁人民却愈来愈坚强。1935年2月，南山下村的缪步长、缪怀宝、缪义成等52名群众被洪岭(今属福安)民团抓去，任凭香火烧炙，始终未供出红军和游击队的行踪；瓦窑坪群众龚阿三因掩护红军受伤被捕，受尽严刑，直至献出生命，敌人始终无法从他的嘴里掏出一个字，铁坪村赤色农会会员龚阿让遭南阳反动团总龚启銮捕去，龚阿让一口回绝龚启銮的威逼利诱，始终不吐露红军情况，最后被敌人夹破肚皮流出肚肠而牺牲。

    敌人惨无人道的血醒镇压，殃及全县5个区30多个乡的数百个村庄，敌人残酷地制造“无人区”，特别是第五区(即东区)的院洋乡、仙峰乡、官路乡管辖下的麻竹宅、后洋、甲坑、石鼓等村及大安乡的交溪村，被剿成一片废墟，成了典型的“无人区”。据不完全统计，在敌人的这次大“围剿”中，全县被烧毁房屋312座，住户达596户；牺牲的烈士达637人，烈属604户；被害群众150户，计181人，至于农具、家具、耕畜等的损失更是不可计数。

    在艰难的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田园荒芜，哀鸿遍野，贫苦农民无家可归，露宿山林，任风吹雨打。寿宁苏区广大军民正经受着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1934年12月底，国民党军新十师攻陷中共闽东特委所在地福安官洋，马立峰率特委机关退驻雷柏洋，时闽东红军伤亡严重，局面已难久撑。在此情况下，中共闽东特委于1935年1月13日，在福安洋面山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闽东红军的去留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独立师政委叶飞、师长冯品泰、副师长赖金彪、闽东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叶秀蕃等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地方领导同志的意见，要矢志不移地保卫苏区，提出“和苏区共存亡，与敌人决一死战”，否则，对不起广大的苏区人民；二是独立师负责同志的意见，反对与敌人硬拼，也反对与敌人纠缠，必须立即转移，跳到包围圈外去。在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叶飞当机立断，既肯定了保卫苏区的正确一面，也指出“与苏区共存亡”的错误主张，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把苏区变成游击区，从此转入游击战争；第二，独立师寻机给敌人一个打击后，迅即转移到苏区外围县份活动，开辟新区，把敌人引出苏区，以支持配合苏区斗争；第三，打，不要硬拼，不能与敌纠缠，给敌人打击后，迅速撤离。“洋面会议“是一次关系着闽东革命生死攸关的重要的决策性会议，会议克服了“单纯防御，拒敌于苏区之外，与苏区共存亡”的消极思想，确定了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结束了盲目拼杀，被动挨打的局面。确保闽东革命力量在艰难的岁月里得以生存和发展，使得闽东革命的熊熊烈火始终燃烧在神州的东南一隅。“洋面会议”所确立的正确战略决策，是中共闽东特委从闽东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应用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争思想，解决了闽东革命的具体问题。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它充分说明了中共闽东党组织从年轻、幼稚逐步走向了成熟。

    14日，独立师探悉敌新十师3个团5000多人将开赴柘洋、福鼎“清剿”，途经彭家山。15日清晨，独立师和当地赤卫队计2000人埋伏于福安佳浆、彭家山和寿宁的平山岔(刘坪村附近)，虽给敌新十师以重创，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由于敌大批援兵赶到，最后独立师不得不分路突围。

    在撤退的路途中，独立师不断受敌袭击。不久，叶飞、赖金彪率领独立师主力渡过东溪，到达寿宁下南区的西塘村时，前有滔滔长溪之水堵住去路，后有敌新十师紧紧相逼，情况十分危急。西塘、塘西等村的苏维埃政府得知情况后，立即动员了32条“斜滩槽”，搭成一座简易舟桥，使红军得以迅速渡过长溪，进入寿宁苏区。但当独立师辗转到达寿宁县的三角林时，遭到了敌新十师一部的阻击。由于消息不通，我独立师处在毫无准备状况。此时，福寿游击队20多人在队长周阿淆的带领下，自纯池出发，经湖潭、平溪向三角林方向靠拢。到达上南区之叶洋铺时，遭敌偷袭，经过激战，除少部分队员突围外，余均壮烈牺牲。

    冲出重围的特委交通员吴进信连夜赶在敌人发起进攻之前赶到三角林，向独立师领导汇报敌情，使独立师能在敌人合围进攻之前迅速抢占大山顶主峰等制高点，做好战斗准备。

    此时，敌新十师队伍已向我独立师驻地三角林两翼运动。要想安然转移已来不及，形势很严峻，如果不迅速击退眼前这般敌军，摆脱其纠缠，一旦待追敌新十师主力靠拢，就有可能被敌人合围。鉴此，独立师决定利用三角林的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敌人。

    天一亮，大约一个营的敌人向我军阵地发起了攻击，敌人叫喊着冲了上来。彭家山战役后一直被新十师纠缠着，憋了一肚子气的独立师指战员们，这下终于有了出气的机会，他们将一腔怒火倾注在无情的子弹上，泄向敌人。随着一阵紧密的枪声和子弹的爆炸声，敌人潮水般地退了下去，山坡上、山坳里顿时扔下了几十具尸体。嗣后敌人又连续向我军阵地发起了几次进攻，均被打退。敌人见捞不到便宜，便全部退到我机枪、步枪射程以外，远远地与我军对峙着，企图拖住我军，等待合围主力赶到。聚歼我军。

    叶飞、赖金彪识破敌人阴谋，决定组织若干个小分队，待天黑时摸进敌群，袭击敌人，制造混乱，借以疲惫敌人，为夜间撤退转移创造有利条件。是夜9时，出各连抽出班、排干部组成几个小分队，借夜色掩护，摸入敌群，左右开弓，打了一阵枪，扔了几颗手榴弹，敌人不知虚实．辨不清敌我，稀里糊涂地打开了枪。小分队趁乱捉了几个俘虏，缴获了15支步枪，一个不缺地安然返回’。一时间，敌营枪声四起，一阵紧似一阵，在几个小分队的接连袭击下，敌人以为我红军主力攻进营地，吓得惊慌失措，敌一营长杨某连夜撤兵逃回寿宁县城。敌人一走，我军立即撤出三角林阵地，由副师长赖金彪亲自带队断后，借路余山岗、傍山垄，向福安穆阳一带撤退。

    1935年2月底，独立师进至蟠溪村，与敌新十师顾宏扬团相遇，队伍急向宁德方向转移，敌人紧追不放。3月1日，在宁德边界的官岭村被敌追上，并遭敌包围。独立师组织20多位战士抢夺一处制高点，以便控制局势，掩护部队突围。在抢夺战中，副师长赖金彪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24岁。赖金彪是个勇敢善战，机智果断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他的牺牲，是闽东革命和红军的一大损失。

    1935年2月，安福县独立营营长游裕康叛变，引敌杀害了闽东革命的最早传播者和组织者之一的马立峰。随后，特委代书记詹如柏在寿宁下南区遭土匪王光信捕捉，被敲断脚骨，送往福安赛岐。不久，英勇就义。

    同年夏，寿宁苏区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共宁德县委书记范铁民不幸于宁德天峰寺被捕，随后，被敌人杀害于宁德霍童石桥，时年21岁。在此之前，担任过连江独立第十三团领导的叶步兴不幸在一次与敌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仅22岁。这期间，闽东革命重要领导人施霖、林孝吉等又相继壮烈牺牲。

    恰于此时，坚持在岗垄地区的叶秀蕃、范式人派出交通员，到宁德寻找坚持斗争的叶飞、阮英平。叶飞把身边的独立师主力部队第二团交来人带去，归范式人指挥。并于同年4月间，亲率师部特务队，将企图叛变的独立师师长冯品泰带至寿宁岗垄，与叶秀蕃、范式人会合，3人一起审问了冯品泰后，将其秘密处决。

    至此，闽东特委委员损失过半，闽东独立师减至数百人。寿宁革命的领导人也牺牲了一部分。寿宁革命陷入了第二次低潮。

    1935年春，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收集在皖南怀玉山遭国民党军队袭击而失散的先遣队余部800多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折回寿宁、泰顺边境活动。闽东独立师得到消息，即向寿宁、泰顺边境靠拢，以求与挺进师会合。

    挺进师回闽东的消息，使国民党闽东军政当局大为震恐。因其时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认为闽东红军已基本围剿尽绝，敌正规部队开始陆续撤离闽东，留下新十师、保安旅等反动武装驻防闽东，继续进行“清剿”。敌我力量对比变化很大，形势朝着有利于我方发展，寿宁革命形势再度出现转机。国民党闽东当局于4月中旬下令新十师所属各部向寿宁推进，于寿宁托溪、溪底及浙江庆元、南阳一带设防，阻止挺进师与闽东独立师会合。

    4月下旬，挺进师转战至寿宁的上东、林山一带，因敌情不明，突遭国民党保安二团马鸿兴部的袭击，遭受损失，政治特派员阿宝失踪，通迅器材散失。刘英、粟裕收拾余部转移至浙江活动。这样，恢复寿宁革命的这一有利时机遂告失去。

二、笫二次反“围剿”斗争

    在敌人对闽东苏区的大规模残酷“清剿”一开始时，寿宁各级组织就已经有组织地投入了反“围剿”斗争。1934年年底，闽东特委应中共福寿县委书记吴显淮的请求，将独立师二团一部计200多人拨归其指挥。吴显淮率队由福安山头出发，经院洋插入泰顺岭北，取道西区地源向浙江云和挺进，沿途歼灭了数股国民党的零星部队，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后在浙江银柘遭敌八十四师一部的阻击遂撤回寿宁境内。当部队接近地源村时，又与八十四师另一部约六、七百人相遇。面对强敌，吴显淮未能避实就虚，避强击弱，而是指挥队伍盲目硬拼，导致队伍遭受重大伤亡，败退而归。后来，吴显淮率余部在福寿地区与敌周旋了4个多月，队伍被打散。

    在南区，1934年12月，托溪八角亭反动民团团总吴正任带领团兵100多人，到阔丘、八定一带“围剿”我游击队。根据敌我态势，范振辉、吴阿五当即决定采取麻雀战的战略战术，避敌主力，攻其不备，打得敌人狼狈而逃。不久，不甘失败的吴正任，再次联合托溪周围各村民团，请来了八十四师一部，组成了500多人的反动武装，对南区再次发动“围剿”。南区游击队主力被迫由范振辉率领撤往政和一带。吴阿五则就地潜伏，继续领导南区革命。

    在下南区，张阿晋领导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一支队(后扩编为周寿独立营第三连)，运用诈降计，捉捕了杀害詹如柏的凶手詹如逢、刘帮容，替詹如柏报了仇。

    1935年春，叶秀蕃因患大肠出血，回到寿宁好坑、官宅一带隐蔽治疗。在养病期间，鼓励幸存下来的同志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坚持斗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并写下了“遍地红花悲宿雨，满腔热血诉东流”的诗句，深切地表达了痛惜闽东革命蒙受损失与继续革命的悲壮心情和坚定信心。在叶秀蕃的鼓励影响下，许多革命同志重新树立了信心，加深了对取得反“围剿”斗争胜利必须经历艰难困苦历程的认识。岗垄地区在叶秀蕃等人的领导和努力下，恢复了一批党组织，在官宅、好坑建立了新的党支部，支部书记叶阿桂。同时恢复了福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徐桂顺，下辖含溪中心区等7个区苏政府。

    与此同时，由于长途跋涉，范式人大腿溃烂，从福安北区的坑口辗转回到寿宁官宅，与叶秀蕃会合。中共福寿县委机关亦于此时从福安的蛇头洋迁到岗垄的含溪。在叶、范的主持下，成立了新的福寿县委，由缪明出任县委书记。在含溪周围的麻竹宅、南山下、石头岗、甲坑、郑家坑、谢坑、天星岗、富家村、好坑、瓦窑坪、院洋等村进一步恢复和建立了一批基层党组织，恢复了含溪区委，新建了麻竹宅乡苏维埃政府。并建立了福寿游击第六、第七、第十九、第二十一支队以及甲坑、郑家坑游击小组。分别由许威、金阿达、许齐纂、缪矮擂、叶家亩负责。

    这些游击队的建立，大大加强了岗垄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力量。“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革命又出现了转机。

    4月间，叶秀蕃、范式人与转战至寿宁的叶飞研究了当前坚持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坚持游击战争的需要，范式人认为“苏维埃时期的一些政策要改一改”。对当时的工作，叶、范研究后，订出了四条政策：(一) 在游击战争时期不提分田地，主要是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二)解决好赤、白区的对立问题，允许商贩来往；(三)对抓来的土豪能拿多少钱就拿多少，改变过去使其倾家荡产的做法；(四)派福寿第六、七两支游击队去开辟寿景庆边区。由于小商贩利用经常出入赤、白区的机会，为红军提供情报，替红军作宣传，虚张声势，恐吓敌人。不久，苏区物资供应情况亦好转，如食盐，“开始是敌人封锁红军，以后是红军封锁敌人

    以上四条政策的订立和实施，对转变寿宁革命斗争的困境，对寿宁游击区反对敌人“清剿”斗争，渡过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争取了一部分小地主，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了敌人，壮大了革命力量。

    范式人同范义生一起还给留在福寿苏区担负反“清剿”任务的独立师第二团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使红二团原来因敌人残酷、环境恶劣而受到影响的斗志重又高昂起来，低落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他们寻机率红二团打了几次胜仗，振奋了人心，使红二团的军心趋于稳定，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但在革命的洪流中却也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斗争现实。4月初，为了安全起见，叶秀蕃同警卫员叶阿井及黄阿华3人搬到了官宅村对面的法竹岗森林的秘密寮里住了下来。秘密寮是寿宁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很具特色。或设在岩下，或设在涧边，十分隐蔽，不易被敌人发现。

    5月中旬，国民党保安团营长卢健勋带领“剿共便衣队”，化装成“赣籍红军"，冒充刘英、粟裕部队，在福安的八斗洋村抓走福寿游击队队长缪矮擂，在卢健勋的威吓利诱下，缪矮擂背叛了革命，供出了福寿游击队的全部情况，使隐蔽在福安官宅的3名游击队员被捕，3名在押土豪被释。并于5月21日引便衣队包围了叶秀蕃住的秘密寮。在突围中，叶秀蕃击毙1名敌兵后，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仅31岁。闽东革命的英勇壮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叶秀蕃终于用鲜血和生命实现了他生前的光辉誓言：“社会尚未安宁，家庭何须建设，人生义在奋斗，观念应抱牺牲。”

    叶秀蕃，出生于较富裕的地主家庭。192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寿宁特支书记兼组织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闽东特委机关报《红旗报》主编、闽东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能够背叛家庭，丢下了一年二、三百元大洋收入的鳌阳小学校长的美差，卖了田地干革命”。他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寿宁及闽东地区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制订出了结合于当时寿宁民情，易于被寿宁与闽东农民所接受的斗争策略。并利用《红旗报》等宣传媒介，向苏区人民和革命工作者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关纲领、政策，为寿宁党的创建和闽东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曾与黄丹岩烈士对过这样一个联句：“吃苦是良图，做苦事，用苦心，费苦功，苦境终归乐境，偷闲非善策，讲闲话，理闲事，喜闲游，闲人即成废人”。并以此与同志们互勉，任劳任怨地为革命奋斗终生。他的牺牲使寿宁革命乃至闽东革命均遭受了重大损失，他的光辉业绩将永垂不朽。

    此后，范式人独自承担起了领导福寿地区游击战争的重担，起了主心骨作用。

    寿宁人民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为岗垄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开辟了寿景庆新区。

明正

第二节  中共闽东特委福寿办事处

一、含溪紧急会议

    1935年5月初，敌我双方兵力有所变化，共产党领导的闽东全体军民坚决反抗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并在局部战场取得一定的胜利，各地斗争形势有所好转。

    在这革命形势的转折时刻，且鉴于马立峰、詹如柏、叶秀藩、杨而菖等领导人的相继牺牲，为健全闽东特委，加强党对游击战争的领导，5月底，经叶飞提议，闽东党组织的负责人在寿宁含溪召开了具肖重大历史意义的紧急扩大会议。会议作出3项重大决定：(一)恢复重建中共闽东临时特委，书记叶飞，委员有阮英平、范式人、许旺、苏敏丹。(二) 制定今后斗争的基本方针：对内恢复老区，向外发展新区，军事上改变打硬仗、攻碉堡守阵地的作战方针，采取灵活机动游击战术，部队行动与地区工作相结合。(三)调整各项政策以适应游击战争的具体需要，在经济上不搞分田，不侵犯富农及小地主的利益，对地主采取按亩征粮的政策，对大土豪除少数罪大恶极者须予严惩外，在游击根据地内采取“借款”，在白区采取“派款”的政策。放宽商业政策，允许白区商人到根据地经营生意，强调买卖公平，使其有利可图，对白区大商店也不随便没收。为争取地方武装势力，会议决定，民团武装只要不为非作歹，红军不予攻击。对于国民党地方组织(保甲制度)，会议确定了“白皮红心”政策，即派一批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充当保长或联保主任，对国民党选派的保甲人员则分别对象，争取好的团结中间的打击坏的。

    含溪会议的这些决策，对于打击敌人，恢复老区与开辟新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夺取游击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为贯彻含溪会议精神。特委做了具体分工，范式人负责福寿地区。

    此时，独立师3个纵队的活动区域是这样的：第一纵队队长范义生，政委金信江，以寿宁周墩地区为依托，向屏南、松溪、政和、宁德、古田、浦城、建瓯发展，建立游击根据地；第二纵队队长陈挺，以福寿地区为依托，向浙江的泰顺、景宁、庆元、龙泉、丽水等县发展，开辟新的游击区；第三纵队队长沈关国，政委缪英弟，主要在霞(浦)、(福)鼎、平(阳)地区活动。

    由于闽东革命又有了坚强的核心，形势慢慢好转。同年8月，特委在柘洋(即柘荣)的堵坪召开会议，充实特委组织机构。书记叶飞，组织部长阮英平，宣传部长范式人，委员有许旺、陈挺、范义生、郑宗余、谢作霖、黄固生、詹嫩弟等，会议还决定独立师政委叶飞兼任师长，范式人任政治部主任。特委下辖周墩、福寿、霞浦、鼎平4个中心县委。会议除重申5月份召开的含溪会议所确定的方针外，还补充一条：对大刀会采取“政治瓦解和武装镇压相结合的政策”。

    根据特委决定的“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新区、同时对内恢复老苏区”的总方针，会议批准设立宁屏古、福寿、霞鼎、鼎平4个办事处，分别以阮英平、范式人、许旺、谢作霖为书记。福寿办事处下辖福寿中心县委和寿泰、寿宁、寿景庆3个县委，以寿宁为中心，主要根据地是寿宁岗垄与福安柏洋，由范式人指挥独立师第二纵队坚持该地区的斗争。

这个时期，在特委福寿办事处和福寿中心县委领导下，寿宁的东、西、南苏区尤其是岗垄苏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办事处共辖有支部38个，党员200多名。特委办事处尤其注意游击武装的建设，在加强了独立师第二纵队的建设之外，还整顿和组建了福寿游击第六、第七、第十九与第二十一支队以及寿泰县游击队、寿景庆县游击队、第二区游击队等共10多支游击队。

    为了将福寿地区建设成巩固的游击根据地，特委福寿办事处就减少消费、节约支前和扩大红军、反击敌人的进攻等问题，给福寿县委作了具体的指示。

    8月27日，范式人以特委办事处的名义，致信福寿县委，指出如含溪区委等各直属领导机关“给养消费非常重大，对经济全无节省”。要求县委应把这许多消费及给养一概决定清楚，严格控制“闲杂来往客人”的经费开支，才不致使“领导机关威信损失，经济亦不致浪费。团体不致受损害”。号召每个领导机关成员尽量节省开支，给前方以更多的经济援助。并就有关给养消费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1、游击支队、特务队，给养费每日决定一角伍分，后方病员同样给养。伤员则视具体情形区别对待。

    2、各级领导机关及工作人员，给养费每日一角三分，病员亦照此标准执行。

    3、特别费、公费，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4、交通费应照其他地方来决定。如系要地，信息时常不断来往的，则可以津贴食费二十天或半个月，偏僻地点或不须要津贴，一切依照情形来决定，但最多者，每月不得超过二元，以不得糜费浪费为度。

    5、客饭伙食要格外认真。因为发生闲杂人吃饭，如不杜绝，不但经费糜费，而且机关威信扫地。有介绍者，不得收纳伙食费。

    6、红军战土非有前方介绍，不但不得收纳，应照开小差拘押，通知上级或前方，同时应通知各直属机关，对于各村口注意检查拘留，以杜开小差及反革命分子漏网等情况发生。

    7、看守队伙食：每人一角伍分，土豪一角，，对土豪家属则需他交纳伙食费。每个土豪从始终每日应交伙食费五角。

    范式人领导特委福寿办事处，在寿宁岗垄地区大力做好巩固后方、支援前方的工作。同年8月30日，他又给中共福寿县委写了一封信，指示县委要做好游击队的工作：“把负责支队队长及政府重新宣布，把县委威信提高来领导他们，对他们的给养公费等决定清楚，指示他们分头积极去行动。在军事上；也要能够使敌人有些害怕，不敢随便侵入赤区，因游击部队行动便捷，到处骚扰截击，均有相当把握也。两个支队如果搞得好，比一个独立营还有力量也”。在经济方面，范式人做了具体的布置：“游击队在一月当中，要责成他们努力联带抓土豪。一个月决定要多少，特务队在你们直接领导指挥之下，当然更和游击队不同，筹款的责任，比游击队应更大也。我们过去受打击的原因，主要是因经济的困难，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范式人还明确指出：“前方作战，一切全靠后方接济，我们后方如没负起责任，前方就糟糕。红军是共产党的实力，红军健全，能够消灭敌人，主要是我们能够接济一切，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扩大红军，就是健全红军主要(措施)之一，不用说更是我们的任务了。我们后方弄得健全，使伤病员战士不致吃苦，他们就不致寒心，对动员参加当更有把握。经济充足，前方伙食不致缺乏，战士生活未受影响，任敌人怎样进攻，亦奈不得我们也。他鼓励说：“每一个同志负起冲锋，抱着牺牲的精神，不怕—切困难，努力前进，任凭敌人有什么厉害的武器，谅来亦抵不住我们”。范式人在这里强调前后方与扩大红军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倡不怕困难，英勇献身的精神，对扩大与巩固岗垄苏区，加强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福寿办事处所属各县党组织与游击队的活动

    1935年夏，中共福寿县委升格为中心县委，书记谢作霖，隶属中共闽东特委领导。8月，特委福寿办事处成立后，辖有福寿中心县委、福寿县委、寿宁县委、寿泰县委、寿景庆县委。

    福寿县委，书记詹嫩弟。主要活动于福安的太逢、蛇头一带，辖有福安北区的太逢、蛇头、泰南8个区委，64个党支部。福寿县委于9月在好坑村成立以警卫连为基础的福寿游击第六支队，队长谢信迁，指导员王阿银。

    福寿县委抓了游击队建设之后，还对县委以下的各级组织进行了整顿，召开了福寿县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听取了各区的工作汇报，认真检查了前一时期的工作，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中央红军已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敌人要维护统治，必“调一切力量向西北去对抗，后方空虚”。后方将会以民团为主要力量来对付我军，但“因其无军事训练，不堪作战”。敌人要使后方不至空虚，所以用抽丁当兵及收编民团武装来扩充他们的实力，，再加以训练之后来对付我们……。会议还严肃检查了县委工作。批评县委“要等到群众自动起来才进行工作，完全没主动去执行”，“县委(区委)、支部皆各自为政”。根据特委福寿办事处的指示，县委还对今后的工作作了计划安排，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取得很大的成绩。1935年1１月，因形势变动，福寿县委自行停止活动。

    寿宁县委。1935年8月，叶飞、范式人等率领独立师二纵队和师部特务连200余人，在寿宁西区的炭岔头村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成立了寿宁县委，任命原福寿县委执行委员韦芝祥为寿宁县委书记，委员有叶大进等。下辖有含溪、阔丘、奖禄8个区委。

    县委成立后，积极贯彻执行中共闽东特委与特委福寿办事处的指示及制定的方针政策。在布置秋收斗争、组织抗租团、扩大游击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外，县委还在特委福寿办事处和福寿县委的支持帮助下，恢复发展了32个支部，党员达300多人。

    含溪中心区委。由于岗垄地区的恢复和发展，原含溪区委扩建为中心区委，书记缪洪骥调任寿泰县委书记，由缪明长继任。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中共含溪中心区委在动员群众参加保甲、保粮斗争，发动群众积极筹款支援红军作战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仅山（祭坑）诸(仙岗)青(潭渡）村政府就筹款2万多元送交前方。

    阔丘区委。当书记范振辉带主力游击队转移至景宁、庆元边区后，副书记吴阿五与部分游击队员留下坚持敌后斗争。五阿五与蔡祖生相互配合，重新组织了被遣散回家的许多同志，指挥游击队同反动民团展开多次战斗，镇压了几个罪大恶极、反动气焰嚣张的反动分子和个别危害革命的叛变分子，抓了渺洋村地主练锋恒的老母和妻子，筹款500多块银元。不久，吴阿五在一次秘密活动中，不慎被后洋民团团总叶明茂和坪坑民团团总刘德超带领的100多名团兵包围于后坑水尾宫。当吴阿五发现突围无望时，跳入龙井潭壮烈牺牲。紧接着，蔡祖生染上疟疾，在回地头仔村疗养时，被渺洋村伪保长练锋铭引来的托溪八角亭民团包围。突围中，祖生后脑被击中，不幸牺牲。阔丘区委遂基本停止活动。

    奖禄区委。1935年8月，寿宁县委成立后不久，派江朝林前往下南区奖禄村，正式成立了奖禄区委，书记江朝林，辖有原福寿县委员会西北分区区委所属寿宁境内的各乡，如寿宁县下南区的斜滩、武曲、凤阳、纯池(今属周宁)等乡。区委成立后，江朝林等区委干部深入各村，恢复村苏和各种组织，革命活动又活跃起来。特别是象岩、桂香林村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迎送、接待过往红军队伍与担负站岗、放哨以及支援红军、游击队作战中争作贡献，两村也就成了寿宁下南区革命的中心点和小后方。象岩恢复了以郭以祥为主席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一支以王金雨为队长的拥有40多人枪的游击队，工作开展得相当出色。象岩村成了闽东特委领导人和独立师过往的安全落脚点。离村约l公里的吕房洋岩洞，便成了独立师队伍的天然隐蔽所。当年，叶飞、陈挺等均在此岩洞藏过身，不少红军伤病员亦在该洞内疗过伤。象岩村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主动担负了对领导人和伤病员的安全护理工作。陈挺将军称赞：“……该村广大群众……对革命是有过贡献的”。桂香林的妇女代表范银娇、陈银凤等，对待红军指哉员与其他革命同志亲如一家，被红军独立师指战员赞喻为“模范慰劳团员”。

    寿泰县委。1935年8月，在范式人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寿泰县委于寿宁岗垄地区的郑家坑村成立，书记王陶生。同时，成立了寿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缪科弟。中共寿泰县委成立后，一手抓党政建设，一手抓游击队工作。寿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大力发展革命组织，发动群众支援红军，帮助群众盖房．筹粮，各区局面很快打开。游击队则深入游击区抓土豪筹款，严惩土劣、反革命分子。游击队所到之处，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活动，在板壁上写标语：“要饭吃，要衣穿，个个都来做革命……”号召入民群众起来打败国民党军的“围剿”。

    1935年底，范式人派金信海回东区的犬王前村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很快组建了一支有20多人的“(儒)冬(地)甲(厝)（大王）前苏维埃政府游击队”，金信海任队长，配合独立师二纵队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敌人。后该游击队扩建为寿泰县独立营。

    中共寿泰县委还根据特委福寿办事处的指示，加强地方干部的培养与训练工作，举办多期干部培训班。为寿宁根据地和泰顺根据地培养大批革命骨干，促进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

    寿景庆县委。寿宁革命转入第二次低潮后，游击武装力量开始向寿宁、景宁、庆元三县边界发展。当时主要有：寿宁南区区委书记范振辉领导的游击队；叶藩率领的原福寿游击第七支队，坚持当地地下斗争的陈庆重、张老一(张立贵)游击队。

    寿景庆边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下，反革命命势力十分嚣张，人民深受地主恶霸剥削压迫。为打开这里的局面，叶藩率领的七支队，首先从镇反入手，连续杀了郭志林等20多个民愤极大的地主恶霸。同时，与其他几支游击队相互配合，攻打了坑底、泮洋等地反动民团与省教导团、县保安队，革命声威大震。接着，游击队开展了群众性的宣传发动工作，各游击队员分成若干小组深入到寿景庆边界的榅当洋、上地洋、欠坑、官塘、江根、左溪、竹坪、黄秀、大坪、芎坑等20多个乡村，大力宣传革命思想，扩大影响。游击队每月还节约下三分之一的生活费救济受饥遭灾的穷苦农民，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

    1935年8月，为加强寿景庆边界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闽东特委在寿宁上地洋村成立了中共寿景庆县委，县委书记范振辉，下辖上北中心区、地洋区、官塘区、白柘洋区。

    上述四区分别于1935年8月在寿宁上地洋村、新安村与浙江庆元左溪村和白柘洋村村成立了区委组织，上北区委书记龚应元，地洋区委书记郭景澄，官塘区委书记陈庆重，白柘洋区委书记张立贵。

    寿景庆县委成立后，立即着手整顿寿景庆边各支游击队。以第七支队为基础，融合另两支游击队，成立了寿景庆游击大队，叶藩任大队长，张立贵任副队长。同时加强了游击队的思想建设，提高了游击队员的素质。

    寿景庆县委成立的同时，相应地成立了寿景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叶藩，并同时在庆元左溪成立了官塘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先松，在上地洋村于原福寿县辖两区苏的基础上成立上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叶明而(后为郭景澄)。是年lO月，官塘、上北、左溪、张村等寿景庆边区30多个乡村相继成立了乡、村级苏维埃政权，各乡、村游击队、赤卫队、贫农团等革命组织亦随之建立发展起来。县游击大队也由原来的50多人枪，发展到170多人、80多支枪。一时，农民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地闹起来了，寿景庆边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地主恶霸胆颤心惊，国民党报纸也惊呼，“这一带匪患闹得太厉害了"。

    宁寿县委。1935年8月，于福安竹洲山芋园坪成立，书记由倪愚四、张云腾先后担任，隶属特委宁屏古办事处和宁屏古中心县委领导，主要活动于寿宁、周宁、福安等县边界，1937年春自然解体。

明正

第三节  福寿游击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

一、岗垄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1935年8月，闽东特委堵坪会议批准设立4个办事处之后，闽东游击区逐渐形成以4个办事处驻地为依托地的斗争格局，促进了老区的恢复巩固和新区的开辟发展。

    岗垄是福寿办事处的驻地，其位于寿宁城关东去约60华里处，东、西两座主高峰海拔超千米，两峰四周群山起伏，沟壑遍野，山路绵长，古木参天，纵横50多里，星布着以甲坑为中心的大小60多个村庄，散居着920多户人家，约2 700多人。垄东接浙江泰顺，以东峰山脚双溪为界；垄南接福安八斗洋；垄西是素称“寿宁好南阳”的南阳村；垄北是犀溪。岗垄处于寿宁、福安、泰顺三县交界地带，交通闭塞，文化落后。

    20世纪20年代，岗垄的．4600多亩耕地的70％为县城、犀溪、洪岭、南阳、好坑等地的地主豪绅所占有，农民多靠租地种田地以维持生计。由于岗垄土质贫瘠，粮食产量低，农民积一年所获，倘不够纳租，还要遭受国民党统治者和土匪的残酷压榨，出现了“一年四季皆是芜”的惨景。农民生活极端贫困。

    1932年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岗垄人民投入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之中，为闽东特委后来在此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5年5月，福寿办事处建立后，办公地点设在岗垄的中心地带一一郑家坑、甲坑、麻竹宅等村，逐步恢复了岗垄地区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使岗垄成为福寿泰地区革命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岗垄游击根据地逐渐形成。

    (一)大力发展党组织，召开含溪区农民代表会。

    1935年春，福寿县委、政府为贯彻落实特委寿宁大安炭岔头扩大会议关于建立苏维埃政府，镇压反动派、抓土豪筹款、建党等项决议，分赴岗垄地区各村，恢复贫农团，开展建党工作。福寿办事处设立后，直接指导促进了岗垄地区的各项工作，使党的组织在岗垄得到迅猛的发展，党员比例达到岗垄总人口的2％以上，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岗垄斗争的核心。

    在此基础上，各村选出40多个代表。出席含溪农民代表大会，成立福寿县含溪中心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由徐桂顺兼任。

    中心区苏成立后，为巩固和发展岗垄地区，与含溪区委一起，集中领导了肃清反动派的斗争。在福寿县肃反队、区游击队等武装的配合下，先后镇压了洪岭、福鼎洋、社坑、汤洋、缪家洋等村的反动分子20多人，消灭了洪岭民团，吓跑团总缪颜生，赶走了敌八十四师驻洪岭队伍。

    (二)建立村苏政府，重新分配土地

    1935年冬，岗垄革命形式趋向高潮，闽东革命正渡过三年游击战争中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为了加速根据地的建设、巩固根据地，特委福寿办事处在恢复了所属各县、区委和苏维埃政权之后，在岗垄地区着力于各村苏的建立工作。到10月，已有甲坑、谢坑、郑家坑、山诸青、含溪、院洋、汤洋、洪岭、好坑等9个村建立了苏维埃政府。随后又在岗垄地区进行第二次分田。由福寿县委在石头岗分别训练各村苏政府的七部人员，学习分田地的具体政策，而后以村为单位开展分田。分田政策是：没收地主土地，打乱平分(被没收了土地的地主，亦可分得田地)，红军分好田地，逃亡的地主豪绅不分田，反属分坏田，作法一般是：通过贫农团研究评议，田分三等，上等留作红军田，由贫农团义务代耕，其余照原耕地基础进行分配。由村政府发给凭证(通知单)。由于各村土地多少不同，分配结果，每人分到产量约200～250公斤土地。含溪最多的达300公斤。岗垄地区在此前曾分过一次田，有着坚实的基础，因此，此次分田开展得较为顺利。

    但因分田斗争所涉及到的问题是中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几千年来斗争的焦点，再加上苏维埃时期的分田斗争的“左”行为。增强了根据地的赤白对抗情绪，特别是在三年游击战争的险恶环境里，在敌我力量强弱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也就滋生了不安定因素。

    为了适应特殊环境的需要，闽东党在进入三年游击战争后放弃了苏维埃分田的口号。代之以“筹款、减租减息”的口号，缓和了矛盾，有效地消除了这些不安定因素。在闽东辽阔的根据地内，己基本停止了分田运动，只有在岗垄、霞鼎、周墩等小块根据地内，保留了分田成果。

    (三)设立后方办事处，筹集款物支援红军。

    1935年冬，特委福寿办事处决定在岗垄的郑家坑设立后方办事处，由张阿砚负责，并建立了修枪厂、军服厂、医疗所和土豪厂，负责医疗红军伤病员和军政机关人员款物给养等事宜。前方红军游击队的枪弹军费开支，依靠岗垄大后方的供应，因而“努力筹款物，支援红军”也就成为岗垄人民的首要任务。为此，含溪中心区委自成立后，便紧张地担负起了这项任务。

    这时期，对于打土豪，有一定的的政策规定：苏区内不准抓土豪，但对富裕户要借款，借额占其财产的20％至30％不等，抓的对象要能献出50元以上者，抓来的土豪限期缴钱，金额多少由其家产而定，钱到放回，不抓第二次；对于极为反动的或过期耍赖不交的或敲竹杠、吃大息、特别坏的土豪还应该其情节给予严惩，在半路抓到的土豪，只要有人担保送钱来，可以先放回去；土豪的抓、放均要经党组织调查核实，不久，从贫农团中抽出骨干，组成临时的“特别队”，负责抓小土豪，区、县游击队负责抓大土豪。

    福寿县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干部、游击队员紧张地活动起来，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奔走在各村之间。含溪区委和区苏政府还组织人员冒险潜入白区，购买枪支弹药、医疗用品；领导各村组织担架队、之前队，村村设哨卡，严格盘查来往行人，加强戒严。

    1935～1936，岗垄地区筹集的款项达万元以上，其中山(礤坑)诸(仙岗)青(潭渡)村苏政府是完成任务最为出色的单位，岗垄人民还表现出了铁面无私的高贵品质。如山诸村苏政府军事委员兰家灼主动揭发了家住泰顺柘坪洋的姑丈家底，带游击队抓了他姑丈，筹款项3000块银元。

    “筹款，支援红军打游击”斗争活动的开展，使岗垄根据地在经济上赢得自给，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粉碎了企图将游击队困死在深山里的美梦。而且党规定的“买卖公平、不侵犯白区来的商人利益”的政策，也解决了许多物资紧缺的困难。

    (四)加强武装建设

    岗垄地区的恢复和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时常派兵发动突然袭击，给岗垄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威胁，使革命蒙受损失。为了对付敌人，闽东独立师采取跳跃式的策略，不时派二纵队进入岗垄地区活动，在独立师二纵队等武装力量的巡回打击下，有效地保障了岗垄地区的相对安全和稳定。1935年9月，范义生率独立师一纵队进击大安泮洋敌人，击溃守敌一个连，毙敌10余名，一举拔除岗垄侧翼的敌人据点，解除了威胁。

    同时，福寿办事处在岗垄大力加强了武装建设。在深入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福寿办事处将游击武装力量化整为零，县不设立独立营，而组建短小精悍的游击队，采取分散游击活动保卫岗垄根据地。岗垄根据地原来就有第七、第九两支游击队，各有二、三十人。1936年初，群众纷纷参加游击队，先后又增编了三、五十人的第十六、廿一等多支游击队。但要对付经常来犯的敌人，这种武装力量仍嫌不足，于是，县委便决定重新发动组织红带会。在社坑、含溪重设红带坛，红带会员发展至200多人。

    有鉴于1935年冬，敌人从犀溪方向突袭根据地，因缺乏必要的准备，根据地内许多粮食被抢的教训，1936年秋收前夕，县、区委除了派遣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抢收和埋存粮食，进行“竖壁清野”外，还特别注意武装保卫秋收斗争。特委福寿办事处将福寿县、寿宁县的部分游击队、红带会、赤卫队1000多人整编为福寿游击司令各支队，任命许威为司令，统一指挥各个支队的活动。同时，从400多名红带会员中抽出70名骨干组成赤卫总队，由缪步永任总队长。赤卫总队与游击队相互配合，统一行动。

    特委福寿办事处认真分析了大刀会和民团的大部分成员的农民，因受地主阶级的欺骗、引诱、威逼和封建迷信思想的毒害，才充当反动阶级工具的情况。因此，对民团和大刀会采取政治瓦解和武装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对一般会员着重采取教育的方法，提高阶级觉悟，促其脱离反动阵营；对阶级敌对分子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少数人，则坚决打击。从而削弱了地主反动武装。

    在特委福寿办事处的统一部署领导下，岗垄地区出现了昌盛的景象，成了闽东独立师的大后方，是闽东独立师运用“狡兔三窟”战略战术来消灭敌人的重要一“窟”，连反动派也不得不称甲坑是岗垄根据地的“小杭州”。

二、郑家坑联席会议

    1935年秋，挺进师一部100多人在刘英、粟裕领下，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南下，由龙泉方向入闽，经过三昼夜的急行军，于10月5日到达福建寿宁岗垄根据地的中心区郑家坑，与中共闽东特委和闽东独立师胜利会师。当天，双方召开了联席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彼此认为在目前复杂的斗争中，敌人已经组建了一个“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边区的反革命力量来“围剿”革命力量。而此时浙西南根据地与闽东根据地都失去了与上级党的联系，各自为政，互不联系，这对斗争是相当不利的。如果浙西南、闽东两个地区能取得密切联系，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更便利于打击敌人。从这一认识出发，双方领导人很快取得了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中国工农红军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的一致意见，提出了临时省委组成人员的初步方案：挺进师方面由刘英、粟裕、许信琨等人参加，闽东方面由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人参加。刘英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裕为省委组织部长兼军区司令员，叶飞任省委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鉴于此时浙西南的处境困难，闽东特委主动提出将闽东的鼎平中心县委所辖鼎平独立团配属给挺进师，以补充挺进师实力，为恢复浙西南创造条件。同时，将闽东独立师改为“闽浙边临时省委闽东第二师”。会后，挺进师取道周宁，转战建阳、松溪、政和地区。

    11月7日，挺进师从泰顺仕阳进入寿宁含溪郑家坑一带，再次与闽东特委、独立师会师。刘英、粟裕与叶飞三人进一步交换了意见，充实了省委委员。新增补的省委委员有：黄富武、龙跃、刘文清、洪家容、刘达云、方志富、许旺等。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取得丰硕的成果。但由于省委主要领导人刘英的工作作风方面的缺点，在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指导思想上认识不一致，兼之组织上的山头主义等等原因，引起了闽东方面的不满，双方关系日益紧张，临时省委渐趋破裂。至1936年下半年，挺进师和闽东特委已是“各自为战，各干各的”了。

    1937年1月，叶飞、陈挺率领闽东独立师第二纵队到寿泰景庆边界巡查工作，开辟新区。当叶飞得知粟裕率挺进师一部正驻庆元南阳村时，遂率部前往会合。刘英早就以临时省委的名义给粟裕写了一封信，令粟裕趁与叶飞会面的机会，将其押送省委，并派一支武装部队监督执行。粟裕虽不乐意，但未能坚决抵制刘英的决定，便在南阳村尾陈培亮家里备了酒菜，设了“鸿门宴”。叶飞不知是计，欣然率队前往，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伏下的人马一齐动手，叶飞、陈挺、范振辉等8个主要干部被捆，第一、二连排、班以上干部和警卫员战士全部被缴械。

    “南阳事件”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更激化了双方矛盾，导致了闽浙边临时省委完全解体。

    临时省委的解体，对闽东革命和浙南革命的影响是很大的，此后，不仅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甚至发展成为互相敌对，持戈相向，给敌人以各个击破之可乘之机。致使双方在本来就很艰难的困境中，更加举步维艰。

    此时，国民党增调第九师二十五旅旅长张琼率两个团“进剿”闽东苏区。11月，张琼率部抵赛岐，与新十师师长史宏烈一起，重新拟定闽东的“剿匪”计划。敌布置两道封锁线，寿宁至福鼎封锁线由史宏烈指挥，企图把红军游击队围困于福鼎、寿宁、霞浦、福安四县之间。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临时省委作了相应的部署。11月l0日，挺进师进入浙南，以原来闽东特委领导的鼎平地区为基础，建立浙南游击根据地。叶飞则率闽东独立师不断攻克闽东根据地外围敌人据点，减轻根据地的压力。  ．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时，主要负责人刘英认为中央苏区基础那么好，还有“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曾进行过内部肃反，建议闽东方面也要搞内部肃反。又鉴于前一段的党政领导人马立峰、詹如柏、叶秀蕃等都因叛徒出卖或内奸谋害而牺牲，遂认定了肃反的重要性。而当时闽东党组织的领导人多为本地干部和年青同志，缺乏经验，又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不清楚一年前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已经消除了王明“左”倾路线，盲目地执行了临时省委的决定，把对敌斗争的方法搬用与内部肃反。短短的五、六个月中党和军队内被杀三、四百人。

    闽东特委、中心县委、县委和地方组织均有人被杀，特委委员郑宗玉、郭宗余、詹嫩弟，寿宁县委书记韦芝祥，福寿县委书记缪明出均死于这场斗争。党的各级组织由此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许多地方党组织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从军队方面看，经常出没于寿宁、福寿地区的第二纵队经过两次肃反，被杀六、七十人，许多班、排和支队干部亦惨遭不幸，战斗力急剧下降，第三纵队由缪英弟带领到闽北，被王助肃“AB团”搞垮了，纵队长缪英弟也未能幸免。这次“肃反”运动历时6个多月，其性质完全是错误的，它使闽东革命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无数血的教训，使闽东特委和闽东红军幡然醒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内部“肃反”问题的严重性。1936年6月，特委领导人叶飞、范式人发现这样下去不行。至此，才使党心、军心、民心稳定了下来。

三、仙宫岗战斗和保卫岗垄根据地的斗争

    1936年2月，国民党趁闽东革命根据地大力肃“AB团”，人心浮动，无所适从、无暇多顾的机会，增调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进驻闽东“剿匪”。中共闽东特委福寿办事处在含溪召开扩大会议，部署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在特委福寿办事处的领导下，岗垄根据地的游击队和赤卫队配合独立师第二纵队，给进犯岗垄根据地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保卫了苏区，保卫了群众利益，保卫了胜利果实。

    1936年2月上旬，南阳驻敌一个连突然西窜含溪，妄图偷袭二纵队和福寿中心县委、含溪中心区委机关。二纵队事先接获情报，作了周密布置，利用有利地势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歼敌一个排，俘敌10多人，缴获20多支步枪和一批弹药，残敌狼狈逃窜。

    8月，陈挺、詹金书率二纵队100多人从周宁出发，一路上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经江家地、秀洋到达岗垄根据地的南山下村。当晚接到情报：敌人分兵两路，进犯岗垄，一路从斜滩、竹管垄经南阳，在南阳驻敌和民团的配合下东进岗垄；另一路从福安上白石经院洋、古老坪西侵，两路敌人约计600多人。敌人来势凶猛，二纵队干部战士因路上不断与敌接触，弹药消耗不少，不免有些紧张。

    范式人、陈挺全面分析了局势后，认为这一仗必须打。当即召开了军事会议，范式人阐述了打好这一仗的意义：(一)击退来犯之敌，可减轻根据地人民的压力，减少损失；(二)打一次胜仗，发泄一下因内部肃反而致长久积在心头的闷气，鼓舞我军的斗志；(三)可从战斗中夺取武器弹药来补充自己，扩大红军队伍。于是决定在南山下、富家村至含溪路上的隘口要道一一仙宫岗设伏，打个伏击战。陈挺率二纵队一部埋伏在仙宫岗关帝庙后门山上的树林里，政委詹金书率另一部埋伏于麻竹宅尾岗，形成东西两面夹击之势，将敌人逼至富家村田洋蛸开阔地带，便于我军集中火力，将其聚而歼之。许威率的福寿中心县游击队和龚恒余率的泰南游击队担任把口任务，狙击突围敌人。

    翌日清晨，两路敌人同时到达南山下村，扑空后，将南山下村烧得浓烟蔽日，烈焰腾腾，趁机大肆抢掠了一番。之后，十分警惕地进逼富家村，敌见毫无阻挡，以为红军已“望风而逃”，遂松懈警惕，三五成群，袒胸露腹，松松垮垮而来。当敌人全部进入红军伏击圈后，范式人当机立断，下令出击。

    敌人在陈挺部和詹金书的两面夹击下，扔下一大片尸体，溃退至富家村田洋蛸开阔地带，立即又遭到我军强大火力的袭击。敌人不知我军到底有多少人马，但闻周围山头的枪声和呐喊震天动地，于是，慌忙架起机枪，盲目扫射，妄想靠强大火力掩护，冲出游击队把守的隘口。

    约有200多人的一股敌人刚冲到泰南游击队扼守的隘口阵地前，立即被游击队战士们一顿手榴弹炸了回去。龚恒余率泰南游击队趁机跃出掩体，呐喊着猛追溃敌。隐蔽在树林里、山洞中的根据地群众纷纷跑出呐喊助威。敌人见漫山遍野皆是红军游击队，更加军心大乱，丢下大量枪支弹药，一窝蜂似地朝含溪方向逃去。一路上又遭二纵队的追击。到了石板桥，由于互争过桥，落水者不少。残敌则退至含溪方向的豺狗岔，来不及喘口气，又被抢先到达的陈挺部截住，迎头一顿痛击，敌人顿如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窜。正当红军游击队准备集中兵力一鼓歼敌时，不料寿宁县和南阳驻敌出兵增援，抢占制高点，架起重机枪，阻住了我追击部队。残敌才得以逃脱。

    这一仗，计歼敌40多名，俘敌20多名，伤敌数十名，并缴获各种长短枪70多支，手榴弹400多枚，其他军用物资不计其数。战斗结束后4天，含溪赤卫队还在荆棘丛中抓到4个俘虏，缴获4支长枪。

    仙宫岗伏击战后不久，泰南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寿景庆县独立营，营长陆妹古，政委龚恒余。一个月后，又奉命开赴政和，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第三纵队”，纵队长吕方鲍，政委龚恒余，独立师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但蒋介石发动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企图在和平声中消灭南方各省游击队。1936年冬，任命刘建绪为闽浙皖赣。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决定将闽东、闽北划为“清剿区”，实行军政合一，加强保甲制度。敌十九、六十二、十六、新编三十四师及八十师王继祥旅、暂编十一旅、一八八旅和独立旅等部署指挥闽东的“进剿”。其中，敌八十师王继祥旅、独立旅周志群部以及五十六师、八十四师、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福建省保安三团、四团、十团，分兵合进，对我闽东游击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在寿宁已经是第三次“围剿”了)。

    在敌人此次大规模的进攻时，闽东党和闽东红军，由于内部肃反，元气尚未恢复，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形势。

明正

第四节 寿宁革命的第三次低潮

一、岗垄根据地的丧失

    1937年1月，敌八十四师师长陈式正、国民党寿宁县当局纠合八十四师、新十师、教导团、民团约万余人，在封锁了岗垄山脚之后，从犀溪、南阳、仙峰、八斗洋、州边五个方向，分兵5路向岗垄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敌人采取“五光”、“十条”政策，疯狂烧杀抢掠。8日，敌抢光了岗垄人民的一切财务，将甲坑、青潭渡、郑家坑、麻竹宅、谢坑、诸仙岗、洪岭、凤凰尾、官宅、蛤蟆岩、石头岗等几十个村庄烧成一批废墟。连续数天，浓烟遮盖了岗垄的上空。

    特委福寿办事处组织各游击队，由政委叶藩率领，突破敌人包围圈，跳出根据地，转到政和、庆元、寿宁边界牵制敌人；并调陈挺率领独立师二纵队随粟裕开赴浙西南打击敌人。如此坚持了2个月，由于敌强我弱太过明显，形势异常严峻，驻郑家坑的特委福寿办事处、独立师一部，以及游击队司令部，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北撤寿宁西区的榀当洋，准备绕道庆元、政和。向宁(德)屏(南)古(田)根据地转移。岗垄人民顿如失去窝巢的鸟儿，只好携老牵幼隐入深山密林。在那严寒而又阴雨连绵的初春，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岗垄人民无家可归，餐风露宿，饥寒交迫。岗垄海拔高，气候恶劣，此时山上新绿尚未吐芽，却偏是连日淫雨霏霏，人民忍饥受饿，围坐树下任凭风吹雨淋，浑身冻得青紫，上下牙直打架。衣服湿了，脱下拧干再穿；肚子饿了，拔一把野菜充饥。山里的苦菜、鸡毛刷、坑板、黄仔柴叶、树皮等30多种野草和树叶、树皮成了充饥的粮食。两三个月里，50里岗垄断绝了烟火。避难深山密林里的岗垄人民，有270多人被疾病和饥饿夺走了生命。

    在此革命的紧要关头，不少优秀干部被捕牺牲了，有些革命不坚定分子叛变了。1937年初，泰东区委干部叶家俊叛变革命，引敌抓走含溪中心区区委书记缪明长。敌人惨无人性地对缪明长严加摧残，用刀戳伤其头部，割去其双耳，而后送斜滩教导团团部，将其杀害。

    特委福寿办事处了解到岗垄受到严重摧残，遂筹款600块银元，于1937年8月派福寿中心县委独立营政委方耿带回岗垄，救济岗垄人民。但方耿叛变，杀害营长金信海，携款拖枪投敌，独立营瓦解。

    值此艰难时刻，中共福寿中心县委书记谢作霖眼见闽东革命内外交困、前途渺茫，遂叛变革命，向敌人供出闽东党、政、军的重要情报。敌人便按图索骥，到处搜捕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发动气焰极为嚣张。因一些游击队员和转入地下活动的党员躲入深山老林，敌人便放火烧山，企图将他们逼出而歼之。敌人日日放火，烧一片，搜一片，不几天，50里岗垄被烧得光秃秃的遍地焦黑，敌人在岗垄建起了炮台，编起了保甲，岗垄人民重陷地狱，被迫移民并村，备受“倒算”。

    随着敌人“围剿”加剧，寿宁革命亦随之陷入了第三次低潮。这是寿宁革命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岗垄根据地丧乡：了。南区革命之火被扑灭了，下南区革命停止了，整个寿宁县境内，唯余西区靠近浙江景宁、庆元的边界地区尚在坚持。

二、榅垱洋风云

    “南阳事件”在闽东发生强烈的震动。正在宁德一带活动的阮英平闻讯后火速赶到寿宁，与当时在郑家坑养病的范式人共商对策。阮英平主张以武力相争，把叶飞等人抢回；范式人则认为这样干，叶飞等人就有被害的危险，应力争和刘英部队谈判解决。权衡再三，二人决定派人和刘英交涉。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探悉我闽浙边省委内讧。一方面，不断地发出“快邮代电”，组织“围剿”，特别责成福安、寿宁等县对范式人等15名重要分子的活动加以“严密防范”；另一方面立即调遣部队日夜追击挺进师。

    挺进师将叶飞、陈挺、范振辉等押送省委途中，不断与敌人周旋。一天，挺进师遭敌袭击，叶飞等人伺机脱身。刘英部队发觉后，尚不放过，向叶飞等人开枪射击。叶飞腿部中弹，其他人尚喜无事。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叶飞等人辗转多日，回到寿宁西区地头村，村党支部、游击队将叶飞护送到榅垱洋。同时派交通员将此消息告知尚在岗垄的范式人。独立师干部闻讯欢心雀跃，悬在他们心头多日的一块石头总算放了下来。范式人和阮英平星夜赶往榀当洋。

为避免被敌人发现，给当地群众带来损失，叶飞住在榀当洋东北大窟窿底密林中的秘密寮里。阮英平、范式人到达后，闽东特委的3个主要领导人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和行动方针，认为：“南阳事件”后，敌人必然会加紧“围剿”岗垄根据地，特委机关务必迅速撤离岗垄。

    而榅垱洋一带群众基础好，地点偏僻，山势险峻，且值隆冬严寒，有利于我方隐蔽，而不利于敌人军事行动。因此，决定将特委机关转移到大窟地，以暂避敌人“围剿”的锋芒，叶飞、范式人伤、病势痊愈之后，再作定夺。

    诚如他们所料，几天后，集结了1万多人的兵力进攻岗垄苏区，榅垱洋一带却成为敌人大规模“围剿”的空隙地带。是时，聚集在寿泰景庆边界的红军游击队有独立师一、二纵队200多人枪，另有地方游击队200多人枪，分别由陈挺、叶藩率领，活跃于这一地区。他们一方面打土豪、筹财政，一方面担任特委机关的外围警戒。为免打草惊蛇，引起“围剿”寿宁敌人的注意，独立师和游击队尽量避免与寿宁境内的敌人接触，这就使寿宁西区的反动派产生错觉，误以为独立师尚受困于岗垄，肆无忌惮地进行反革命活动。

    西区后坑村的反动民团头子徐大龙平时飞扬跋扈，鱼肉乡民，对红军游击队有着刻骨仇恨，此时就更加猖獗，竟无故杀害叶藩兄长叶贞韩。叶藩游击队100多人于1936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晨对后坑村发动进攻。但由于地形对游击队不利，敌人踞高固守，游击队强攻半日未能克敌，双方相持不下。下午，陈挺奉叶飞的命令率独立师队伍前往增援，前后夹击，才把后坑民团反动气焰打了下来，吓得少数顽敌龟缩到碉堡里负隅顽抗。这一仗虽未攻下碉堡，全歼顽敌，却也狠狠地教训了邻近村庄的反动民团。

    但是，这一仗却也暴露了我军的动向和实力。春节过后，敌人进行反扑。坑底地主豪绅联合从浙江请来了保安团会同墙地民团1000多人聚集坑底一带，派出小股部队进行试探，企图引出红军主力，围而歼之。农历正月廿十六日，徐大龙亲率保安团30多人来到榀蛸洋，他们捆打农民、劫掠钱粮，胁迫群众带路寻找特委机关。徐大龙达不到目的，便恼羞成怒，纵火焚烧游击队干部陈庆重的房屋。霎时，浓烟弥漫，火势冲天，群众欲上前救火，徐大龙却指使保安队扼守路口，阻止群众近前。目睹敌人暴行，眼望着一幢房屋化为灰烬，群众怒火难遏，有几个人冒险偷偷溜出村，给红军报信，请求独立师前去消灭敌人。叶飞深谙当时的局势：“南阳事件”后，独立师枪支弹药匮乏，战斗力大受影响，不宜与敌人大部队作战。敌人的小股侵扰，是“引蛇出洞”之计，意在诱我出击，如果轻率出战，正中敌人诡计，坑底之敌近在咫尺，一场大战眼看就不可避免。叶飞给群众分析了这些情况，说服了群众。待敌人一走，叶飞、范式人等领导立即赶到榅垱洋，深切慰问受害群众，并亲自动手帮助群众搭建简易住房。

    在榅垱洋期间，独立师同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深情。特委机关和部队所需的一切用品，村里群众无不尽力筹办。为了防止敌人偷袭，许多群众夜以继曰地为独立师站岗放哨。春节来临，群众主动凑钱买了一头大肥猪，送到大窟底，特委与独立师干部、战士感激万分，他们知道榀垲洋村屡遭敌人洗劫，群众都很穷困，坚持要群众将猪抬回去杀了过年，群众不依，深情地说：“我们再困难，也要让自己的队伍过好年。”推让良久，盛情难却，独立师只好将猪收下。当天晚上，叶飞派后勤去送钱款，让群众买些年货过年，以表达红军战士的一片心意。大年初一，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领导人大清早就到村里挨家挨户给群众拜年，群众感慨地说：“从来没见到这么好的队伍和首长②。”由于红军与群众打成一片，每当敌人进行“围剿”时，群众总是想方设法掩护红军同敌人“兜圈子、捉迷藏。”红军耳目众多，敌人却有如瞎子，使得闽东特委机关在敌人鼻子底下躲藏了3个月之久，始终却未被发现。

    1937年3月，敌人在岗垄根据地“围剿”扑空之后，转到寿宁西区“围剿”。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坑底敌人驻军剧增，上地洋也驻扎了保安团6个连的兵力，敌人想夹击榅垱洋的意图十分明显。清明前夕，敌200多人到达离榅垱洋仅5里路的浩溪村。次日清晨，得到地下交通员陈必和的报告，独立师急速打点行装，撤离榅垱洋。

    晌午时分，队伍到达吴家畲村，被追敌赶上，独立师来不及吃饭，急速从村西撤退，敌先头部队紧追不放。

    此时，在独立师面前突被一悬崖阻住去路，绕道己来不及。叶飞率先冒着“飕飕”乱飞的子弹，奋勇攀上悬崖，跟上来的指战员凭借制高点朝敌人猛烈射击，几梭子弹把敌人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后续部队趁机登上悬崖。范式人因病尚未痊愈，无力攀援，战士刘光长蹲下身子用肩膀将范式人推上悬崖。待到敌人大部队赶来，独立师己安然撤进甜楮林。我暗敌明，敌人惧怕独立师的游击战，不敢贸然追赶，怏怏而回。

    独立师队伍脱离险境，跳出敌人的包围，转移至白柘洋。稍事休整，候陈挺、叶藩队伍会齐后，假道政和，转移到了宁屏古根据地。

三、寿宁革命的延伸发展

    “南阳事件”后，寿庆泰地区的革命被镇压了下去。为了扭转当时的被动局面，闽东特委决定派范振辉和范江富率部重新恢复寿泰景庆根据地。鉴于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委决定在原寿景庆县委的基础上，建立寿泰景庆中心县委，书记范振辉，叶藩为中心县委委员。下辖含溪、上北、官塘、白柘洋4个区委，继续领导寿泰景庆地区革命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中心县委机关设在上地洋村。

    中共寿泰景庆中心县委建立的同时，重新组建了上地洋(第二区)区委，书记毛其增。其余3个区委基本按原班人马，未加变动。1937年6月，4个区委皆因领导人牺牲而解体。

    范振辉同范江富、叶藩整顿了原寿景庆游击大队，并扩编为寿景庆独立营，叶藩任营长。不久，又扩编为寿泰景庆中心县委游击队。

    同年夏，特委指示中共寿泰景庆中心县委将活动地点逐渐往敌人统治力量较为薄弱而群众基础又较好的寿政庆边界转移。8月，特委决定取消寿泰景庆中心县委，建立寿政景中心县委，书记仍是范振辉，中心县委设在政和新康口。同时又将成立于1936年秋的寿政庆游击队进行整顿扩大，由范江富任队长，拥有100多人枪。

    中共寿政景庆中心县委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和军事训练。中心县委书记范振辉与战士亲如兄弟，亲自深入战士之中，经常教战士识字，做战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教育战士：“我们红军不能光顾自己有饭吃。”中心县委还要求干部战士共同参加军事训练，如跑步、练操、瞄准、射击等，干部无不带头参与。中心县委对此要求十分严格，半点也不马虎。因而，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心县委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红军队伍。这支队伍活动在寿政景庆地区，使敌人如刃扎背，坐立不安。

    这一地区的革命力量是寿宁延伸发展起来的，是闽浙边仅余下的唯一一块根据地。寿政景庆中心县委是当时尚活动在寿宁境内的唯一一个县级党的组织。对她的发展壮大，中共闽东特委异常关心，范式人多次致信范振辉，函授机宜。对当时的形势，他在信中写道：“……根据所得消息，敌人对这一块地(方)将采取十分积极的搜索，现(应)开始坚壁清野了。官塘驻敌压迫小村并往大村，否则焚毁。同时，山坑开始修筑堡垒，自官塘以上王泥虾、下芋、毛洋以左，溪南、洋后、溪桃洋这几天均有了敌人，大约是举行第二次进攻的计划了……本日得讯，上地洋已有敌，小东、坑底己进驻了由寿宁城关来的两连敌军。对当前如何应付敌人，粉碎敌人的进攻，他在信中指示：“我们……应照以前决议向外去开展新的游击战并创造新的根据地。他指示范振辉“要把寿泰各区工作重点交代清楚，立即向外发展。拿目前敌人动向来观察，以后交通是会发生问题的。因此，在领导上，你就要布置人员，独立坚持在寿泰及景泰寿之间工作，……并应如此以防交通困难。另一方面，你当要注意，在目前敌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之下，反革命阴谋是不会一下子就停止的，这一问题是要你自己提高阶级警觉性，发扬下层的政治水准和认识及同样的阶级警觉性政策，肃清内部的残余反动组织来健全部队，并提高部队中每一个战士的军事政治水准。

    时过不久，范式人又指示道：“……对于目前的工作，应有一个好的布置，否则定受到困难……我最近是想向叶、阮方面前进，……你们仍可在敌人后背想法秘密去活动，……要取得与叶藩方面的联络，并与之配合……”。

    在寿政景庆中心县委的努力下，寿政景庆游击根据地得到了较大的扩展。相继建立了官塘、上北、左溪、张村等30多个区、乡、村苏维埃政权。游击武装发展至200多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