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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16年10月11日(公历1811年11月26日),正是深秋季节,寒气袭人,深夜的白杨坪一片寂静,突然一阵嘹亮的啼哭声打破沉寂,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来到了世间,他就是曾国藩。
道光18年(1838年)正月,28岁的曾国藩在两度名落孙山后,第三次赴京参加全国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是科会试钦派主考官、大总裁为大学士穆彰阿。4月,参加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5月,由礼部堂官引见,朝见道光帝。因答对明白、条理清晰,加之衣着朴素,深得道光帝赏识,被破格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23年(1843年)8月,此时曾氏33岁,中进士点翰林已经五年,终于迎来了他仕宦生涯的第一个幸运期。这年3月,道光皇帝亲自坐镇正大光明殿考试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官员,共120余人参加大考,曾氏的成绩为二等第一名(一等取五名,曾氏实排第六名)。因为成绩优异,曾氏由翰林院检讨升为翰林院侍讲,品级为从五品。虽然仍属低级官员的行列,但这次升官却让曾氏狂喜不已。在道光23年3月23日禀祖父母的信中,详细讲述了这次大考情形,抑制不住满纸的喜悦。两个月后,曾氏又在考差之试中获胜,被钦命为四川省乡试正考官。这可是个美差,不仅可以得到一份数额不小的差旅费和中举的举子们送的谢师仪,而且还可以收到许多得意门生,可谓名利双收。
道光27年(1847年),是曾氏第二个超级幸运期。这年6月,曾氏从翰林院侍讲学士连跳四级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侍郎级的内阁学士。虽为闲官,却是大臣。对于京官而言,从二品是一个大槛,过了这道槛才算高级官员,即大臣。许许多多的京官终其一生都过不了这道槛,而曾氏此时才37岁,参加工作不到10年,就获得了这份殊遇,让我这个工龄10年、半级未升、至今仍是科员的役吏眼红不已。曾氏在给诸弟的信里说,湖南37岁便官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在晚清最后的五十多年里,也再未有过第二人,曾氏成了有清一代湖南省空前绝后的连升四级者。
道光29年(1849年)正月,曾氏升授礼部侍郎,品衔为正二品,比巡抚高一级,与总督同级。对于39岁的曾氏来说,意味着闲官时代已经结束,开始进入握有实权的大臣时代了。曾氏心中的兴奋自不待言。当家乡的亲人接到曾氏的报喜信时,举家为之狂喜。曾氏的祖父正卧病在床,家中之人千方百计请医下药皆徒劳无功,得此喜信,过一二日即痊愈。
曾氏出身农家、无任何依傍,靠着自己的勤奋好学,以及穆彰阿、倭仁、唐鉴等人的赏识和推荐,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侍讲、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从七品小官一跃而为二品大员。
咸丰元年(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一场历时13年、席卷东南半璧江山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拉开了序幕。曾氏的后半生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一步一步走向巅峰。
咸丰2年(1852年),曾氏因母丧在家守制。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因此,清政府只得鼓励发展地方团练,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钦命团练大臣的第一道谕旨,便是发到湖南巡抚衙门,钦命的对象便是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曾氏起先并不奉旨,以“在籍守制”推辞,后来在好友郭嵩焘的劝说下才墨绖出山。年底,曾氏抵达长沙城,将办公室设在巡抚衙门旁边,正式做起湖南省帮办团练大臣。
曾国藩到长沙办团练不久,与提督鲍起豹发生矛盾,湖南营兵常滋扰曾氏所带湘勇而发生械斗。加上曾氏不善于处理与地方官员的关系,屡受湖南官场的掣肘。咸丰3年(1853年)9月,曾氏决定移师衡州,造船办水师,兼避湖南官场、营兵。至咸丰4年(1854年)2月,衡州、湘潭两船厂所造战船全部峻工,湘军水师成立,共10营5000人。加上陆军13营12000人,水陆军合计17000余人。曾氏创建的湘军自此全军建成。25日,发布《讨粤匪檄》,誓师出征,开始了与太平军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同治3年(1864年) 6月,湘军吉字营在曾氏九弟曾国荃的率领下,从地道缺口冲进金陵城,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宣告失败。曾氏自咸丰2年底墨绖出山,到如今已整整12年。对曾氏来说,这12年真是太漫长了。有过多次几近全军覆没的惨败,有过两次投水自杀的耻辱,有过朝廷不信任、官场排挤的苦闷,有过山穷水尽、几欲放弃的绝望。正是凭着“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坚忍精神,曾氏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在6月18日的日记中曾氏写道:“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看到这样的文字,让人忍不住有点鼻酸。
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曾氏赏加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后又调任直隶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封侯拜相,官居一品,成为有清二百年来权势最高的汉臣。同治11年2月4日(公历1872年3月20日)卒于两江总督任上,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
曾国藩半生戎马倥偬,却留下了一千余万字的著述。在文学上,开创“湘乡派”;所著《曾国藩家书》是其一生主要活动及治家治学、进德修业、经邦纬国之道的生动反映,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清朝气数将尽,民心思变,各种起义、叛乱接连不断。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氏正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但是对曾氏的事功历来褒贬不一。曾氏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同治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总之,一句话,“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章炳麟语)。
附:
写字是曾国藩的日课之一。无论是清闲自在的京官时期,还是日理万机的治军时期,曾氏都临池不辍。曾氏三十余年如一日,坚持用小楷和小行书写日记,留下130余万字的日记手迹;还留下大量楹联、屏条、书信作品。纵观这些作品,曾氏主要取法欧阳询、柳公权、赵子昂和黄庭坚,形成沉雄俊健、刚猛倔强、气势开张的书风,可谓字如其人。曾氏从中年以后一直想把欧阳询、李邕、黄庭坚的阳刚之美与虞世南、赵子昂的阴柔之美镕为一炉,然限于时间、精力,终未能如愿。曾氏之书刚有余而柔不足,显得生硬、钝拙,缺少灵动、韵味,与其好友何绍基相较,曾氏书法有继承而无发展,故只能算名家,而不能成大家。尽管如此,以曾氏卓越的事功和不朽的文章,其书作仍然无愧于称为“墨宝”。
曾氏的书法理论散见于日记、家书和一些文章中,有些独到的见解,对今之书法爱好者不无裨益。兹摘录几则以飨读者:
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
——《道光22年9月18日致诸弟》
古来书家,无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种神光活色浮于纸上,固由临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缘于墨之新旧浓淡,用笔之轻重疾徐,皆有精意运乎其间,故能使光气常新也。
——《咸丰8年8月20日谕纪泽》
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学用笔,须多看古人墨迹;学结体,须用油纸摹古帖。此二者,皆决不可易之理。小儿写影本,肯用心者,不过数月,必与其摹本字相肖。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却间架工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段。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遂。
——《咸丰9年3月3日谕纪泽》
赵文敏集古今之大成,于初唐四家内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因此以上窥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径也;于中唐师李北海,而参以颜鲁公、徐季海之沉着,此一径也;于晚唐师苏灵芝,此又一径也。由虞永兴以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世所称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欧、褚及魏北齐诸贤,世所谓北派者也。尔欲学书,须窥寻此两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宋四家,苏、黄近于南派,米、蔡近于北派。赵子昂欲合二派而汇为一。尔从赵法入门,将来或趋南派,或趋北派,皆可不迷于所往。
——《咸丰9年3月23日谕纪泽》
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羲、献、欧、虞、褚、李、颜、柳,一点一画,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本朝张得天、何义门虽称书家,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故必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乃可推为大家。
——摘自宗教文化出版社《人镜·解读曾国藩》
之《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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