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登”先生

渊心 · 发表于 2014-8-14 10:32:42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寿宁在线。

您需要登录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注册

×

本帖最后由明正于 2014-8-14 14:02 编辑

“爱尔登”先生

卢彩娱

带着追忆，我又一次回到了斜滩。站立龙江大桥，两岸那些有年代的吊脚楼依旧临水而立，用它们的沧桑、斑驳的爱情浸染着龙江。或近或远的灯火闪着神秘的气息。如水的月光，温柔地倾泻，桥下水波粼粼，粼粼的还有我思念伯父卢少洲的情怀。龙江水悠悠东去，少洲风骨、少洲风度依然在斜滩的记忆中，在闽东的记忆中。

伯父卢少洲出生书香门第，曾祖父卢金绮，祖父卢赞虞，父亲卢鸿均为知县，祖孙一门三知县，一时在寿宁传为佳话。伯父天资聪颖，有过目不忘之记忆力。19岁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土木科。1915年在福建省经界局招考获第一名的好成绩。曾先后任交通部主事、福建省洲田委员、三沙海关关长等职。1916年，伯父到福州市爱尔登酒楼饮酒，趁酒兴题下“衫履飘萧近野僧，三层阁子九华灯，当炉应解临邛意，爱尔才登爱尔登”七绝一首，被广为传颂，名噪一时。此后，人们亦以“爱尔登”称呼伯父，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

1937年伯父赴新加坡任致用学校校长，侨居南洋达27年。历任新加坡、诗巫、沙罗越、垦洲、实兆远等10所中学教师、校长及大学的讲师、教授等职务。办学成绩卓著，屡受表彰。期间，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组织诗文社，为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伯父还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发表律诗《九一八》愤怒声讨日本的侵略行径。作《金陵恨》，痛悼南京陷落，作《筹赈宣言》，赠福宁同乡会，激发侨胞的抗敌精神，支援祖国人民抗战。伯父还与福建名流萨镇冰、郁达夫、谢侠逊和诗唱酬，共抒爱国抗日之情。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在中国、东南亚的的侵略军纷纷放下战刀，公开宣布投降。新加坡的日本投降书就是由伯父翻译的。当时，日方想给伯父报酬，便打开金库，让伯父选择，伯父拒绝了。朋友们都说他傻，他说，我不能要日方的赠与，我能翻译日本的投降书，已经很高兴了，这是中国和东南亚人民英勇抗战的成果。1947年至1949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先后举行大婚和加冕典礼，伯父代表星州各界，以诗为颂，两次都得到了英国女皇的修书致谢。

伯父平时爱作联对，联对新颍巧妙，堪称一绝。任交通部主事时认识了小凤仙(即电影《蔡锷》中小凤仙原型)，伯父欣赏小凤仙的才情，送她一副手书联对：

小花嫩草玲珑馆；凤翥鸾翔绰约仙。

凤仙极为喜欢，将自己至爱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两玫古印章送给伯父，作为谢礼。

1925年3月，福州市各界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福州诗人何振岱用陈子昂诗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上联，伯父用文天祥《正气歌》中的“下为河岳，上为日星”予对，贴切无比，赞声四起。

民国廿年（1931），电影皇后胡蝶来闽，知福州有“偶帝”，一经品题，便增声价，于是托人向伯父索要嵌名联，伯父为她写的联对是：

胡床斜倚张灯后；蝶梦微酣被酒初。

民国廿五年（1936）文豪郁达夫，来闽任省府参议、公报室主任，伯父亦赠联曰：

不倚真贤达；无私即丈夫。

民国廿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伯父一家迁返斜滩，伯父接受新加坡致用学校邀请，到新加坡任该校校长。临行前为福州会馆题联曰：

福国本无他，发扬前线光荣，莫忘武毅精神，文忠肝胆；

州人齐记取，充实后方力量，再谈三山风月，双塔云烟。

武毅乃戚继光谥号，明末抗倭名将。文忠乃林则徐谥号，清道光时，焚鸦片抗英夷名臣。三山双塔，皆在福州。

1963年，伯父辞职回国，先后写下《纪萝》、《归国》、《秋霁》、《题〈福建画报·斜滩春色〉》、《贺寿宁诗社成立》、《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庆祝全国政协成立四十周年》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伯父是一位性情中人，礼善待人，有时竞到迂腐的程度。从南洋回国后，他和儿子卢红伽生活艰苦，便在后院种植一些瓜果蔬菜。从来未做过农活的父子俩笨拙地捣弄着那块菜地。俗话说得好，人面无情，土面有情，父子俩的菜地也长出丰绿的瓜果蔬菜。可等到收获的时候，总是廖廖无几，因为喜欢占小便宜的邻居经常光顾他们的菜园。大家劝他们用荆棘将菜地围起来以防偷盗，伯父却说，瓜果蔬菜长自自然，围之，岂不是囚之，不可不可。所以，他们种菜总是种得多，收得少，可父子俩总是乐在其中。1963年伯父回国时，刚下轮船，一青年上前热情地要帮助伯父提行李，对人毫无防备之心的伯父把行李交给了他，可一转眼，那人便不见了。那里有伯父旅居南洋27年的积蓄，更让伯父心痛的是，里面有他多年的创作手稿。双手空空的伯父回到斜滩，很少与外人谈及此事。族亲们暗地里曾议论说伯父大手大脚生活，所以没能留下积蓄。多年以后，当我父亲问及他在南洋生活时，他才向我父亲讲述这段经历。伯父对于这段经历怀着怎样的心痛怎样地无奈，我想我是无法理解的。在旅居南洋的时候，善良温和的伯父结交了很多肝胆相照的朋友。回国后，与这些朋友仍有书信往来。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伯父一家人过得很清贫，这些南洋朋友不时地会寄一些钱来补济他们。有一次，新加坡的朋友来信说不知地瓜米为何物，伯父和儿子卢红伽觉得用文字难以表达，就在信里装了一小袋地瓜米寄往新加坡。被海关拦截，卢红伽被判定为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判刑二十年。直至八十年代初，在牢中度过了十五年的卢红伽才被平反昭雪。在我们家族，大家也很少议论此事。我想，没有人能知道他们内心的孤独和痛苦。让我感到的心痛的是，他们的经历在那个时代不是个例，而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遭遇。改革开放后，寿宁县人民政府给予伯父多方的照顾和肯定。1984年，伯父被选为寿宁县政协委员，耄耋之年，还在为祖国统一事业奔走呼吁。

我与伯父相处的时间不长，却有着特殊的感情。大学毕业，我回到二中任教。那时的伯父已是耄耋之年。由于是刚毕业，忙于教学，但更多的是像徐锦斌先生所说，是少不更事，我未能经常去陪伴伯父。但与伯父相处的时光，让人感到温暖、快乐。伯父喜欢吃御豆，我回城关会买上几斤，带点红酒，到伯父家里坐坐。记忆中的伯父温良谦和，睿智无边，记忆力极好，从少小时期的顽皮之事到在新加坡时经历的事，他都记得，清晰地向你道来。在回望“文革“那段历史时，伯父表现了博大的胸怀，对于轻慢、辱没他的人，心中无怨恨，只有宽恕。 “宽恕”两字包含着人生的大道至理，它不仅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有人叫伯父为“趣人”，我想伯父的“趣”就在于他的风骨、他的风度。我称之为：少洲风骨、少洲风度。这种风骨、这种风度就在于伯父倾心追求的是生命的本真，来自本源的纯粹的、永恒的本质。那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时代的一种担当，一份热忱，一种对周边人们的温良、慈善和豁达，不设防的心，不伪装的情。如今站在这曾经繁华的大桥上，一种“人事凋零，古迹日损”的感伤与失落在我心里弥漫着，久久未能散去。但我相信，凋零的是人事，永恒的是那些珍贵的精神，那些让人敬仰的纯粹的风骨和风度，它们盛开在每一个黎明，辉映着所有前行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