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宁地方革命史

明正

第五节 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一、共青团、妇女会等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会取得胜利，比之于中国历史上历代农民起义所不同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武装打击敌人之后，讯即建立政权，并在根据地内进行了各方面的建设，加强和巩固了用鲜血和生命换了的人民政权。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新民主革命一开始就起着积极的先锋模范作用。寿宁苏区内共青团组织的建立，是在范浚、叶秀蕃回到寿宁传播革命火种之后开始的。他们在发展党的组织的同时，在寿宁广阔的农村，特别是在寿宁的东、西区和上南区建立了以“赤色农会”为主体的许多党的外围组织，如妇女会、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等等。之后，共产主义青年团亦相随历史的车轮，在寿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成为中共寿宁地方组织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军。

    至1932年，寿宁西区农民武装暴动掀起前夕，寿宁的许多农村，凡事有“赤色农会”、“贫农团”的地方，都有青年组织(时称少年先锋队)，许多青少年被组织起来了，热情奔放地加入了革命的行列，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之中，成为此后寿宁革命队伍的中坚力量。

    他们当中有的在革命的征途中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更有许多人，为寿宁革命奉献了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革命篇章。在那峥嵘岁月里，岗垄的青年团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他们为革命勇于献身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悲壮动人。

    1932年，岗垄地区的少先队、劳动童子团中的绝大部分青少年加入了红带会，投入到全县农民武装大暴动的行列。暴动失败后，在党的领导下，他们顶住了敌人的连续“围剿”，胜利地坚持了敌后斗争。

    1935年，叶秀蕃、范式人相继回到寿宁岗垄地区，恢复了中共福寿第一区区委(即含溪区)，同时，建立了共青团福寿第一区区委，区委书记缪东利。此后，团区委配合各乡村党支部进行了建团工作，按照“历史好，社会关系好，工作努力，保守秘密”等条件，先后发展了100多名共青团员，建立了20个乡、村团支部。

    三年游击战争中，岗垄地区的共青团员们在建设苏区、保卫苏区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严寒酷暑里、风霜雨雪中，英勇的共青团员们为革命送信、巡逻在崇山峻岭之间，站岗放哨在山岔、路口之旁。在岗垄的无数座山峰上，几百条山岭间，共青团员们设下的百处嘹望哨，严密地监视着鳌阳、南阳、犀溪及福安方向的敌军的一举一动。无论敌人从哪个方向进犯岗垄，都逃不脱哨兵们警惕的眼睛。敌人一动，消息立刻象电波一样从一峰传向另一峰，一村传向另一村。得到消息的人们便迅速进行“坚壁清野”，藏好粮食，破坏水源，然后爬上高山，钻进密林。

    1935年春，敌人先后12次进犯岗垄，除烧毁了一些房屋外，一无所获，敌人不得不叹息道：“对付岗垄‘匪区’的‘人电’，实在没办法”。这“人电”，正是岗垄根据地共青团们的杰作，是他们对革命的一大贡献。

    岗垄苏区的共青团员们除了担负站岗放哨、送信巡逻的任务外，还担负起了购买物资、探听消息的任务。他们经常深入到白区的南阳、泰顺一带购买苏区紧缺的药品、食盐等物资。

    1936年8月的仙宫战斗，岗垄苏区就有50多名共青团员参加作战，他们英勇无畏，奋力杀敌。战斗结束后，含溪村的3名共青团员与一名赤卫队员在打扫战场时，在荆棘丛中抓到了4名俘虏，缴获了4支步枪，受到了含溪区委和福寿中心县委的表彰。

    此外，妇女会和广大妇女同胞在革命斗争中所作的贡献亦不可忽视。

    1931年夏季，鳌阳小学校长叶秀蕃利用职务之便，经常组织学生和进步青年借聊天的机会，宣传革命道理。颇有丈夫气概和反抗精神的叶少琴，亦不甘寂寞，相约同学魏乃妃一道，经常往叶秀蕃处恭聆教诲。渐渐地，她们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在心灵里如拨开了一扇天窗，见到了光明。

    不久，叶秀蕃介绍了两人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一一秘密农会小组，两人也就成了寿宁县第一批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妇女。

    当时的秘密农会会员，任务主要是印发传单，张贴标语，作宣传，当交通，并通过串联来发展组织成员。叶少琴、魏乃妃接受任务后，积极投身到了秘密的革命斗争之中。

    她们经常在鳌阳小学大门一侧的一间秘密小房里帮助叶秀蕃、范浚印传单、写标语。尔后，利用夜幕的掩护，把写好的标语贴到城门弄口，把印好的传单撒到大街小巷之中。一天夜里，叶少琴只身摸入县政府内，把标语贴到了大堂两侧。这一举动，轰动了整个鳌城。

    叶少琴一面协助叶秀蕃、范式人工作，一面积极向妇女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真理，鼓励妇女起来斗争。在她和叶秀蕃的努力下，范志英、叶允罗等10多名妇女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秘密农会。1932年冬天，叶秀蕃介绍叶少琴和魏乃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二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

    是时，范浚亦介绍韦银英、范延芝(范浚妹妹)参加了秘密农会。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桐山庵会议之后，叶少琴、韦银英、范延芝、魏乃妃一道带着会议精神，分赴城关周围的茗溪、安章、竹毛洋、后洋仔、大安、炭山、交溪、亭溪、花岭、仙峰等乡村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反动妇女参加秘密农会和“红带会”组织，准备秋收暴动。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寿宁妇女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她们不仅要受地主恶霸的压迫和剥削，还得忍受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深重压迫，苦难尤深，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礼教的束缚，思想比较落后、保守。因此，向广大妇女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引导她们走上革命道路，成了开展妇女运动的重要任务。

    叶少琴等人分散到各乡村，利用同妇女拉家常之机，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主张，用革命道理启发她们，使他们从切身的痛苦中认识到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封建的宗法制度。妇女要争得自由，必须起来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废除一切旧的礼教。在她们的努力下，不久，寿宁县妇女会宣告成立。这充分说明了寿宁妇女群众的革命认识已有很大提高。广大妇女参加革命的热情得到激发，纷纷跳出家庭小圈子，投身于革命，同封建礼教作斗争。

    在当时那炮火纷飞的年代，为了慰劳红军，支援前线，各乡村都建立了妇女慰劳队、救护队、洗衣队，象亲姐妹一样关心爱护前方指战员。每当红军出征时，妇女们便把编好的草鞋，准备好的毛巾、鸡蛋等塞进红军战士手里，唱起《送郎当红军》的动人歌曲：“送郎送到房门前，劝郎革命心要坚，拨开云雾红日出，革命才有出头天。”以此激励红军战士英勇杀敌。当红军归来时，她们就烧水煮饭，洗补衣服，照顾伤病员。

    为了支持组织红带会，支援革命，叶少琴就曾变卖了嫁妆，将钱款交给组织作为革命活动经费；黄秀娇等一批妇女则组织起来，上山挖草药，下田捉青蛙，采野菜、挖蕨根充饥，省下粮食，照顾红军和赤卫队的伤病员。

    在革命转入低潮的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寿宁县革命妇女仍以无比顽强的战斗精神，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她们有的跟随部队转战丛林峻岭，出生入死，历尽风险；有的扮成农妇隐蔽下来，继续为党工作；更有许多优秀的妇女干部，如叶少琴、韦银英、范延芝等，为了革命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烈士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二、工农业生产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所要进行的工作是非常繁重而复杂的。首要任务是打破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巩固新政权，肃反根据地内部残余的反动势力。与此同时，经济建设的任务也被提到了苏维埃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在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的乡村内进行经济建设，主要目的是巩固红军政权，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闽东根据地形成的时间较迟，创立不久即遭到国民党军事“围剿”而转入三年游击战争，各项建设虽已着手进行，但未及深入展开即被迫中止。同时，闽东党在1934年春就与上级失去联系，长时间内无法得到上级的指示，全凭形势的需要和自己的摸索去闯出一条路，这就使闽东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寿宁根据地的经济等项建设相对于其他县起步虽然略早，但因国民党军队的不断进攻，寿宁革命先后三次陷入低潮，红色区域数度易手，所以，其经济和文化建设等，大多难以长久坚持。

    在寿宁根据地的各项经济建设中，土地改革是最早进行的一项工作，而土地改革的成功是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寿宁县，只有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打碎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才能解放农村生产力，激发农民的革命热情，支援革命战争，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因此，在1933年5月成立的红色政权一一寿宁县革命委员会，就把实行土地改革，铲除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作为苏区经济建设的一项首要任务，    在“打土豪，筹财政”的基础上，制定了“分田大纲”，分了土地，确认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使苏区农民获得了土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苏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基本完成了土地分配的基础上，寿宁县革命委员会又确定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决策，此后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均将农业生产作为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尤其是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岗垄根据地在经济遭敌封锁，农业生产不时受到破坏的情况下，抓好农业生产更显得重要。因此，各级苏维埃政府均十分重视抓农业生产，其主要措施有：

    (一)奖励先进，反对消极怠工。在土地改革之初，由于各区、乡革委会负责人对此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拖延至1934年初仍“违令迟延，尚未举行”①。致使苏区内的农民群众日日袖手，不尽职务，只靠抗租分粮斗争来分得粮食，而未能发挥应有积极性，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建立苏区经济。同时，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不断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苏区农民尤其是边缘地带的农民群众备受摧残，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一些地方的土地严重荒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十分低落。针对上述情况，苏区内各级政府相应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从政治上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使农民深刻了解只有努力生产才能充实战争所需之物质准备，才能保障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一是鼓励先进，表彰生产积极分子，反对消极怠工。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苏区的经济收入，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二)组织青年生产突击队。寿宁根据地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在组织农业生产时，就注意到了发挥青年人的作用这个问题，在赤卫队员内组织起青年生产突击队，没有战斗任务时，就参加农业生产。在春播秋收的大忙季节，耕种红军田，使在前方作战的红军战士能安心作战，解决了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也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三)大抓春耕、秋收。这两个季节往往是敌我双方斗争白热化的季节，革命武装力量与红军政权在前线全力应付敌人，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各种形式，号召根据地群众努力生产，保卫秋收。从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到寿宁地方党组织、苏维埃都曾多次发布了关于春荒斗争的指示。春种、秋收斗争此起彼落，后者更趋紧张激烈，在游击区要组织抗捐抗税，在苏区要组织抢收，坚壁清野，以防止敌人突出抢粮。

    由于苏维埃政府加强了农业生产的管理和领导，苏区农业不断收获丰收，有些地方不但垦复了荒废的土地，而且开发了新的土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红色区域军需民食，为革命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寿宁基本上没有什么近代工业，而红色区域地处偏僻，工业基础几乎为零。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根据战争需要，创办和发展军事工作，建立了以生产军需用品为中心的小型兵工厂。1935年冬，特委福寿办事处在岗垄的郑家坑设立后方办事处，由张阿砚负责。同时建立了修枪厂和军服厂，修枪厂地点设在石竹州，任务主要是修理红军战士同敌人作战时损坏的枪械，以及制造一些土铳和俗称“法杠”的土炮，打造大刀、长矛，用于武装赤卫队；军服厂地点设在郑家坑，主要生产红军游击队所需军服。

    1936年初，黄秀娇出狱后，串联了夏锡妃等几个妇女，在东区南阳的下洋仔办了个斗笠厂，为红军游击队生产斗笠。不久，她又在南岔村办了一个草鞋厂，用稻秆、废布条为红军、游击队生产草鞋。

    此外，闽东特委福寿办事处通过地下党购买了一架油印机，印刷了一些宣传品和党的有关文件。

三、商业状况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商业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由于战争环境和国民党的封锁，苏区与白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几乎断绝，苏区的工业品和日用品奇缺，物价昂贵，而当地的土特产又无法运销外地，致使苏区困境日深。对于这一问题，开始时，寿宁党组织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在制定政策上难免有一些过“左”的行为。尤其是北上抗日先遣队路过闽东时，中共代表曾洪易指责闽东工作“右倾”，“赤白对抗”不够尖锐，小商贩能在苏区自由贸易，有盐吃，有布买，是“阶级阵线不清”。此话导致了包括寿宁苏区在内的赤白区政策更加“左”倾。1935年初，寿宁革命陷入第二次低潮，根据地内军民生活更加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叶秀蕃、范式人认为不能这样干。于是，根据斗争的实际需要，改变了过去那种“左”倾，制订了新的、适合于当时形势的政策，不再提建立苏维埃和分田地以及抗捐、抗债、抗粮的口号，代之以打土豪、抗租、抗税的口号；允许不伤害苏区利益的小商贩在赤白区往来。闽东苏维埃政府也曾发出布告：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商品与苏区市场的关系，“查最近有一部分不肖分子假冒苏维埃或红军的名义在沿河一带截劫商品，致各地小商人裹足不前，苏区市场因之肃条而买卖感到困难，实属危害商业前途的发展，因此特布告严行制止，嗣后如有前次事实发生应由各地苏维埃政府查明，负责严办或枪决，但绝对要服从苏维埃法令及不侵犯工农利益，仰各凛遵勿违”。由于政策的转变，使苏区的对外贸易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变，“以后则是买他们(指商贩)的东西，还给一点利益和工钱，这样小商小贩就不怕我们了”。而，“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不仅生活条件改善，……象食盐这类物资，开始是敌人封锁我们，以后是我们封锁敌人。福安、霞浦、福鼎来的同志要吃鱼，也能满足了。原先每人每天津贴一元都没法发，政策改变以后，每人每月津贴二元，而且钱多了，我们还可买点穿用的东西”。

    远处深山的岗垄，大革命前就有着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除了食盐外，几乎全部都是自给自足。1935年8月以后，岗垄成了特委、县、区三级党、政机关的驻地和红军的大后方人口剧增，食品、日用品与军用品的需要也日益增加。因而，特委正确地规定了商业政策：买卖公平，不大压价钱，不收税，不伤害白区来的小商贩的利益。由于缺乏资金的、可靠的小商贩，区政府还给于一定数目的贷款，如甲坑村的缪进发、缪奇缺就曾向区政府贷款经商。以上政策的实施使岗垄甲坑一带骤然出现了小街市，经常有10多个货郎担出入岗垄，有的还冒险到县城去进货。

    为了活跃市面金融，福寿县苏维埃政府又发了半角、一角票面的“白条”，以供零用，并由区财政负责收兑。这样的“白条”威信很高，在白区犀溪一带亦有使用。

四、文教卫生事业和移风易俗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为着革命斗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这便是建设和发展苏区文化教育的目的。”毛泽东还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履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义务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寿宁苏区取得政权之后，实行了土地革命，从经济建设方面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鉴于近代寿宁文化极其落后，读书之人寥若晨星，革命队伍中文盲者占了很大比重。文化素质低下，这是寿宁苏区革命队伍建设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对干部、战士、群众进行文化教育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当时的教育基本上是以政治教育为主，扫盲识字教育为次。这是根据战争的需要所决定的。

    寿宁苏区的文化教育可以追溯到1931年夏，叶秀蕃任鳌阳小学校长时所进行的教育。叶秀蕃很注意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外辅导，都有意识地着力于启发学生的进步思想，他重点讲解的课文是《浮图寺》、《姑恶》、《孔雀东南飞》、《多尔衮致史可法书》、《史可法复多尔衮信》等10多篇。叶秀蕃在讲授《浮图寺》时，要求学生破除迷信，解脱封建迷信和宿命论对人的思想的禁锢；讲解《姑恶》时，他启发学生应为封建社会的婆媳不平等关系而鸣不平，要求学生树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观点；讲《多尔衮致史可法书》时，将文中的“有贼未讨”句改为“有贼不讨”，抨击了贼喊捉“贼”的行径，要学生肯定史可法，肯定统治者笔下的“贼”。叶秀蕃的教学灵活多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常常结合实际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他曾带学生前往城南三峰寺进行郊游，他指着泥菩萨对学生说：“菩萨表面是土，肚子里头是稻秆和木头，何灵之有，它只是古迹，而不会保人。”他教育学生只有团结起来，改造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才能保护自己，而不能寄希望于泥菩萨。

    1932年4月，范浚在大安创建了第一支红带会队伍。由于红带会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又不能公开活动，处于隐蔽状态，使我党对这支队伍的教育更显得艰巨而重要。在抓紧平时的政治思想教育，在许多次血的教训后，寿宁党及时抓住时机，总结经验教训，破除了迷信色彩，提高了队伍的政治素质，终于使这支队伍成为有特色的闽东革命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岗垄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则是寿宁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典型代表。其开展文化教育的方式有：

    (一)识字教育。为了使苏维埃运动健康地发展，在1934年10月28日，中共闽东特委就发表了“苏维埃问题”，一文，文中对文教事业是这样规定和阐述的：“现在农村的文化水平很低，我们要组织教育机关并扩大识字运动，列宁小学或工农补习所都刻不容缓。在这之前，福安中心县委曾计划于1933年在赛岐创办列宁学校，准备由叶秀蕃任校长，后不知何故，未能办成。

    特委福寿办事处进驻岗垄后，十分重视文教事业，创办根据地农民夜校，在战士、群众中兴起一股热烈的识字运动，由有文化基础的干部当教师，其课本是由叶秀蕃编写的《识字课本》。

    (二)刊物的宣传教育。红色政权建立之后，革命的新文化如汹涌澎湃的浪潮，荡涤着封建、黑暗、落后的旧寿宁的山村。兴起了识字运动之后，闽东苏区出版的红色版刊、红色歌谣以其朴实生动的语言和饱满的革命热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使绝大多数土生土长的农民出身的革命战士不同程度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反映了红军的战斗生活；歌颂了鱼水般的军民关系。它在激励军民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过程中，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当时，对寿宁根据地影响最大的就是闽东特委机关报《闽东红旗》，其内容多是上级文件、精神、国内外革命形势、红军作战消息、土地改革运动反映等等。通过该报，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及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帮助苏区人民理解苏维埃、理解红军，支持和拥护共产党。因此，在当时，该刊物也就成为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宣传工具。

    (三)红色歌谣。这是寿宁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一支熠熠生辉的奇葩。她是由两种渠道产生的，一种是由文化基础较好的革命领导人编写的，如马立峰编写的《新白扇诗》、叶秀蕃编写的《新红军歌》、《我说太阳西边升》等等；另一种是由群众在原有山歌的基础上自编自唱的，无需排练，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无需谱曲，用山歌特有的调子娓娓唱来，十分动听，因此流行广、影响大。如《送郎当红军》、《十二时节歌》等等。根据地群众通过歌谣，倾诉了被压迫、被剥削的不幸，表达了翻身做主人的无比喜悦，表明了对敌人的无比憎恨和杀敌的决心，由衷的赞颂了共产党、红军和新生的红色政权。

    (四)宣传教育。宣传的作用，在寿宁革命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其巨大的效力。通过宣传，使广大群众了解马克思主义，了解共产党的主张，了解红军；揭露国民党的丑恶，唤醒民众，壮大革命队伍。其方式通常有对敌占区印发传单、张贴标语和对根据地群众的教育宣传等形式，常见的标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等等。

    (五)筹办干部培训班。1934年底，特委指示王陶生在寿宁的上洋地和泰顺的横岗办了两期培训班：1935年，福寿县委在石头岗举办了分田培训班，培训了岗垄根据地各村苏的七部人员。此外，还举办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培训班，为寿宁革命培训了一批骨干力量。

    寿宁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在寿宁革命略具规模，由隐蔽转为公开，与敌人正面交锋之时才逐渐开始的。1933年，寿宁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红带会暴动，建立了革命武装。红军游击队在作战中，曾得到一些医生的帮助。如坑底村中医叶大振，就曾用杉木炭和鸡为红军伤员接骨疗伤；清源乡医生叶渊俄，经常为红带会员治疗刀枪伤，后经范式人介绍，参加了红军，成为闽东独立师的主治医师。特委福寿办事处于1935年创办了一处医疗所，地点流动于福安、寿宁交界处的高山下、麻竹宅和凤凰尾(福安上白石辖)，专门负责治疗红军伤病员。后来，医疗所规模进一步扩大，共编有6个班，所长发祖，指导员法兴，医生有叶渊俄等6人。医疗所接受伤病员最多时达70多人。其经费由后方办事处解决。1935年秋，叶渊俄医生跟随独立师队伍行动，在周(宁)、寿(宁)边界作战时牺牲。1936年冬，寿宁革命出现第三次低潮，特委办事处、独立师、游击队北撤榅垱洋，绕道庆元、政和转移到宁德，红军医院也随之迁往宁德。

    为了解决药品的供应问题，特委办事处与福寿县委大力发动群众上山采集中草药，并有计划的组织群众深入敌占区采购药品，同时，在缓和了赤白区对立问题之后，购买药品也成了小商贩有利可图的一项买卖，医疗所亦可从中购得不少奇缺药品。

    此外，还进行了旧习俗的改革，提出“禁赌、禁烟、禁宰耕牛”的政策，提倡男女平等与婚姻自由，反对缠足等。但在制定婚姻政策上却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的情况，在当时，提出的男女平等，反对强迫婚姻，是对的，“但把童养媳上了十岁作为离婚的理由，对农民的震动很大。在“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的寿宁，由于农村经济萧条，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收养童养媳的习俗遍布寿宁的每一个山村角落。因此，这一条政策一公布，即遭到农民群众的强烈反对，“有的农村闹的妇女不做饭，家庭闹翻了。后来，各级苏维埃政府均对这一条政策作了修正。

明正

第七章 寿宁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一节 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新康口事变"

一、国共合作的提出和达成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促成下，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福建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肆意歪曲中共的抗日方针，对闽东红军进行政治欺骗，造谣说：“朱毛都投降了，你们还不投降?”企图瓦解闽东红军。与上级中断联系达3年之久的闽东党和军队领导对此疑惑不解，深感吃惊。一时间，队伍中人心浮动，不知为什么中央红军“不打国民党了”。

    正在这时，中共福安县委书记郭文焕和浙江平阳党组织负责人黄先豪陆续给闽东特委寄来了载有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内容的报刊；福州进步青年组织也转来中共驻香港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翻译的文件，使特委对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逐渐意识到中目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遂决定改变战斗策略，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于是，特委便大量翻印和散发了党中央文件，并以这些文件精神为指导思想，确定了当时的工作方针。

    1937年2月10日，为适应抗战形势需要，中共闽东特委发出《通令》，决定将闽东军事机关和政权机关合并成立“闽东军政委员会”，由叶飞任主席，阮英平、范式人任副主任，阮英平兼任司令部参谋长，范式人兼任政治部主任，委员共有13人。划寿庆景、福寿、寿政庆和龙庆景等县为闽东民众对日作战第三分区，叶蕃任主席，兼第三分区司令部参谋长。

    《通令》指出：“中国民族现在是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当前伟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坚决动员与领导全中国人民群众发动神圣的抗日革命斗争，争取中国民族完全的自由独立与解放，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

    《通令》同时宣布红军独立师各纵队番号一律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抗日第X纵队。”

    6月，闽东军政委员发出布告，阐明联合抗日、反对卖国的四项新政策，指出：(一)一切同情反日反卖贼的知识分子，无论他过去是否国民党员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苏维埃均予以优待；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苏维埃均给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对民族工商业以及一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苏区内欢迎他们投资营业；在白军占领区保护反卖国贼的工商业。(三)对富农财产不没收，土地除剥削部分外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土地时与贫农中农享受同等土地之权。(四)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不问何种武装，如民团、壮丁队、法兵与白军，均愿与之联合，团结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和“闽浙指挥部”却接二连三地发出对闽东红军实行“梭剿”、“清剿”的命令。8月8日，国民党闽浙指挥部发出关于截获闽东特委通令及“匪首”范式人与范振辉来往信件的通报，严厉责成“各属秘密侦察”。

    “七七事变”爆发后，闽东特委了解到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消息，便分别致函国民党宁德等县政府和省政府，正式提出“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愿意接受改编和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等主张，但国民党当局不但不予理睬，而且还出兵进攻闽东红军，妄想在一片和谈声中消灭闽东红军。

    8月浙江处州保安团四个排和庆元自卫队计约一个营的兵力围攻寿政庆根据地。适值范式人率一支红军在寿景庆边收容零散队伍筹集军款，准备一旦国共合作，便于开赴前线。闻讯后立即会合坚持在寿政庆工作的范振辉率红军游击队，在久居洋击退顽军，缴获长短枪40多支，并抓获土豪二三十人。迫使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责令省保安处副处长、包三旅旅长黄苏同中共闽东特委举行谈判。

    闽东特委委派范式人为全权代表，与国民党当局代表进行数次针锋相对的谈判。同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剿共不成，再剿不能”的情况下，要求八路军总部派人参与谈判。在顾玉良的参与下，经过范式人的种种努力，粉碎了顽固派企图收编红军阴谋，国民党当局原则上接受闽东特委关于和谈的5项条件：(一)停止内战，发表中共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二)红军改编为闽东抗日支队，保持着共产党的独立领导的指挥，干部由共产党委派；(三)划屏南、周墩(即周宁)为红军驻地；(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过去租债一律不得索还。

    12月中旬，叶飞同顾玉良一起赴南昌，途径福州，面见陈仪，双方正式达成协议，于12月31目在《福建名报》全文发表了《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其内容除了范式人原先提出的要点外，突出阐明三大斗争目标：即发动全国民众实现真正的全民族抗战；实现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宣言》的发表，表明了以叶飞、阮英平、范式人为首的中共闽东特委为了民族大局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终于促成闽东地区形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表明了中共闽东特委和红军经过多年的艰苦曲折的斗争，取得了顺应时代潮流的重大胜利。

二、寿政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1938年2月14日，叶飞、阮英平率领闽东抗日健儿1300多人(其中寿宁籍干部战士约100余人)组成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叶飞任团长)，从屏南县的双溪、棠口北上，奔赴皖南抗日前线。组织上决定范式人留在闽东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在此之前，中共闽东特委通知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进行整编。活动在寿政庆边的范振辉和叶蕃接到通知后，经调整由范振辉留守原地坚持斗争，叶蕃率独立营一部约70多人，绕道庆元转赴宁德。当队伍开至庆元江根时，遭浙江、福建两省保安队和民团、大刀会计500多人的包围。由于游击队没有思想准备，猝不及防，致使伤亡过半，队伍被打散，叶蕃只身突出重围，往政和寻找部队，此后下落不明。

    1938年2月22日，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抵福州，与陈仪达成了设立新四军福州办事处的协议，决定由闽东特委宣传部长王助以新四军高级参议的军衔任办事处主任，范式人以新四军“上校秘书”的身份参加办事处，并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继续领导闽东地区革命的斗争。

    此时，尚有在寿宁境内活动的中共寿政庆中心县委，在以范式人为首的闽东特委的领导下，根据党的“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以新康口为中心，领导三县边区乡村的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及抗日救亡运动，使新康口成为当时重要的革命依托地。

    中共寿政庆中心县委书记范振辉在一边搞党务工作与政治斗争的同时，也抓紧军队的建设。寿政庆中心县委游击队(即独立营)一部整编北上抗日之后，范振辉将留下的80多人整顿扩编为100多人的队伍。同时，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说服了因形势的急剧变化，一时思想不通，不愿与国民党合作的范江富等，回到革命队伍与其弟范继富一道重新组织起一支20多人的游击队。此后，寿政庆中心县委游击队(对内番号是寿政庆中心县委警卫连)和范江富游击队紧密配合，坚持寿政庆地区的游击战争。

    为了积极支援北上抗日，努力积蓄后备力量，巩固和发展寿政庆根据地，范振辉、范江富率中心县委与游击队120余人(对外番号是“抗日义勇军”)，从新康口出发，经吴场、杨木桥、湖屯、岭腰、范屯等村，到江上村集训。集训中，中心县委要求干部深入战士，开展“官教兵、兵教官”的官兵互学活动。明天早晨天一亮，范振辉、范江富就早早起床，带队跑步练操，教战士瞄准射击。由于中心县委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和军事训练，又能灵活掌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因而，寿政庆中心县委游击队成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人民军队。

三、“新康口事变”的发生

    1938年初，寿政庆中心县委大力发展党的地下组织，中心县委通过艰苦的工作和各种方式，发展了许多地下交通站(或称接头户)。地下交通站均以新康口为中心，向周围辐射。而中心县委则通过接头户探听消息，摸清敌人动向，发展革命力量。单范振辉一人，在此前后就发展了四五个接头户，如第一坑的接头户叫阿品哥，新康口的接头户叫长头哥，双木坑的接头户叫仁奴哥等。

    当时，政和有一股土匪，匪首叫林熙明(即林乃滔)，有匪众近400多人，拥有长短枪270多支，机枪8挺，实力相当强大。中共闽北特委出于建立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曾把林熙明定为统战对象，并一度建立了统战关系，准备一俟机会成熟，就把林熙明的队伍收编过来，以扩大闽北红军的力量。但林熙明本性难改，他与我红军游击队结盟只是迫于形势的一种权宜之计。1938年春，当闽东、闽北主力北上抗日后，林熙明认为留下的红军游击队实力不强，失去对其构成压力的优势，遂起反侧之心。于是，便经常窜至外屯、湖屯、际面、院勺等乡村勒索派款，大村500—600元，小村300—400元不等。贫苦群众出不起钱，就纷纷向游击队诉苦。范振辉接二连三地接到报告后，气愤地说：“穷苦人锅盖都揭不开，还来派款，岂有此理!”便派副支队长周富吉、吴远行，班长吴远庄等7人持范振辉的亲笔信，前往林熙明匪窝，接口商谈联合抗日事宜，劝说林熙明应以民族大局为重，不能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以免伤了双方和气。但林熙明竟蛮横无理的提出：不派款可以，但要游击队送其枪支弹药若干。范振辉代表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此后，双方就断绝了联系。

    国民党顽固派时时企图消灭革命力量。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才形成不久，就不断制造反共事件。暗藏在林熙明股匪中的国民党汉奸特务趁机挑拨离间，林熙明遂起歹意，只等时机向游击队下手。

    1938年3月，中共政屏县委书记张家镇到新康口找范振辉商量发动农民暴动、发展游击队等问题，他们共同感到林熙明大刀会在这一带闹得太不象话，是个很大的障碍，决定给予打击。但因内部信件被林熙明截获，机密外泄，林熙明认为时机己到，遂于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半夜，尽起所属300多人枪的武装大刀会，突然把新康口村团团围住，向我寿政庆中心县委机关和所部60多人的游击队发动进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新康口事变"。

    由于猝不及防，仓促应战，范振辉果断下令占领进入新康口的要隘通道新康桥，进行狙击。激战至拂晓时分，因力量悬殊过大，守卫新康桥上的战士大部分壮烈牺牲，范振辉退守新康口村头。林匪更加猖狂，见我火力渐趋微弱，遂组织冲锋，大股敌人叫喊着冲进新康口村。战斗中，范振辉身受重伤，带领着剩余人员退至“长头哥”家里。数十名大刀会匪徒用斧头和大圆木砸开大门，绰号“火机关”的通讯员在摔出几个手榴弹后中弹牺牲，范振辉见情况紧急，用命令的语气对警卫员吴正明说：“你带上我的手枪冲出去，我不行了，你们是革命的火种，千万要保住呀!”在警卫班长“霞浦佬”的掩护下，吴正明冲出了包围。不一会“霞浦佬”中弹牺牲。“长头哥”把范振辉转移到范的谊兄弟范其祯家。林熙明匪徒未发现范振辉，遂悻悻而退。

    当日下午，范振辉被见利忘义的范其祯出卖，壮烈牺牲于新康口双鼻亭。

    寿政庆中心县委游击队在“新康口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队伍垮了，只突围出范振辉的警卫员吴正明和支队长杨传顺等几人。

    “新康口事变”发生后，闽浙边最后一块根据地寿政庆根据地遂告陷落，寿宁县境内县一级党组织的活动停止，少数地下党员转移到寿宁南区坚持隐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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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寿宁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组织抗日救亡团体

    1937年7月7目，“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各地的抗日浪潮迅速高涨，举国一致要求立即对日作战。

    在抗日战争时期，寿宁处于后方，没有抗日前线那波澜壮阔的金戈铁马般的战争场面。但抗日救亡运动在寿宁却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并形成一股洪流，汹涌澎湃。

    1937年6月，寿宁县成立“国民抗日自卫团司令部”，同时成立“抗日动员委员会”，各乡镇中心小学成立“抗日宣传队”，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1937年10月，寿宁县成立“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寿宁支会”，倡议全县各界同胞慷慨解囊，募捐支持抗日。全县人民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抗日。

二、文化、教育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明耻教战”精神的推动下，寿宁县文化教育事业在抗战时期得到一定的发展，是寿宁县抗日救亡运动中颇突出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8年6月27日，成立“寿宁县教育会”。全县中心小学由原来的1所增至12所，学生数达3000多人，并创立了39所战时民众小学(后改为国民小学)，在较大的村庄里都能听到读书声。城关创办民众教育馆，柳子舒为馆长，馆内备有《中央日报》、《福建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各种书刊报纸500多册(份)。1938年底，县教育科于寿宁南门外五里亭设一识字亭，亭壁上挂黑板，由小学教师用粉笔板书，教过往行人识字，并进行抗日救国演讲宣传。

    站在寿宁抗日救亡运动前列的是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和学生。在学校里教唱救亡歌曲已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枪口对外》、《热血》、《游击队之歌》等等。午、晚学生放学走在街上，就集体高声歌唱；每星期六还组织学生演讲队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继1937年7月19日成立“福建省抗敌后援会”之后，寿宁县城也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并在学生中成立“少年团”，按高、中、低各年级，每7一15人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三中队为一支队，每对设正副队长。少年团活动多是利用课余时间，以出墙报、晨呼、歌咏、演剧、演讲、游行等方式，向社会宣传抗日。墙报内容是摘抄战场消息和特大胜利喜讯；晨呼队则由体质较好的高年级学生组成，每天黎明时刻就出发到街头巷尾呼口号，唱救亡歌曲，动员人民群众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抗战。每逢“七、七”纪念日，学校都联合县、区乡署等机关，举行火炬游行，演街头剧。并发动师生给前线战士写慰问信。青黄不接时，有的学校还向区、乡署仓库借出积谷慰问出征军属，待秋收后，募款购还；还组织各方人士和祠宇寺院“献金抗日”和为购卖“儿童号”飞机献金。

    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壮大抗日统一战线，广泛组织和动员民众投入抗日运动，使抗日救亡运动深入人心，深入寿宁的每一个山村角落。教育界人士还组织师生，利用假期到乡下去巡回演讲，向人民群众作抗日鼓动宣传。如县立第三区平溪中心小学的校长龚占龙，就利用暑假期间，组织部分师生巡回于平溪区所辖之阜莽、长溪、尤溪、屏峰、下党、南溪、纯池、禾溪、赤岩等29个村和政和县的新康口、澄源、镇前等地，向群众作抗日宣传。学生们腰扎皮带，脚打绑腿，穿草鞋，戴斗笠，手举蓝底三角形上书醒狮图案的旗帜，带着留声机，利用午晚休息时间，打开留声机，引来群众。师生们则站在高处，传播前线胜利消息，宣传抗日救国、坚决不当亡国奴的思想。并用岳飞、郑成功、林则徐等民族英雄的事迹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用秦桧、慈禧、袁世凯等卖国贼的卖国行径，以提醒群众，识别忠奸。

    1940年，省教育厅派出民众教育巡回团到寿宁，在妈祖庙演出抗日话剧、双簧、大合唱等节目，到学校教唱《保卫大福建》等歌曲，还在体育场用旧木料搭一简易的“献金台”，发动群众献金。与此同时，县城的鳌阳剧社上演了京剧《烈妇殉国》、《独木关》；县立初中师生，也演出了多幕话剧《凤凰城》。这些活动，在寿宁人民当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救国的热情。

    由于县一级的共产党组织在寿宁己停止活动，至1939年，全县仅存山坑、山底两支部共12名党员，均转入地下隐蔽活动。而国民党寿宁县当局对抗日救亡则抱着冷漠和消极的态度。然而，在共产党员和爱国知识分子、各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寿宁县的抗日救亡运动，仍然持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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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南区民众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一、南区人民的“抗丁”斗争

    1938年4月之后，我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斗争虽然在寿宁停止了，但老区群众自发组织的反抗国民党暴政的斗争却始终方兴未艾。

    抗日战争的最初阶段，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的抗战任务，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但在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方针指导下，顶不住日寇的猛烈进攻，正面战场仍不免节节败退。为了维系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补充兵员，国民党采取抓壮丁派款的方式来筹措经费和兵员。同时，国民党官僚地主恶霸、地方军阀还以支援抗战为名，肆行敲诈掠夺，搜刮民脂民膏，大发国难财。后方许多地区的人民群众忍受不了这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遂结伙奋起反抗。

    1939年夏季，平溪乡屏峰村农民蔡得彭不满国民党的抓丁派款政策，自发组织了30多名农民上山抵抗国民党的抓丁派款行为，并用游击队的名义张贴标语，吓唬敌人。同年11月，他们从当过土匪的老龚和伪保长处“借”了5支枪，去攻打柜溪警察队，由于缺乏作战经验和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一行动失败了。

    1940年11月，屏峰村蔡得余等13位农民，自行筹款300多块银元，购来长短枪各一支，组织起了一支30多人的游击队，开展“抗丁”斗争。与此同时，上党、神坑、龙头坑等地曾参加过暴动的老红带会员，在此推动下，也奋起参加“抗丁”斗争。

二、有组织的民众斗争

    由于寿宁农民的不断自发起来斗争，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闽北党组织和闽东党组织的注意。

    同年12月，在闽北坚持游击斗争的陈贵芳了解到寿宁的南区农民的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情况后，派老杨率领一支20多人的游击队到南区开展游击活动，以便领导自发起来的南区农民投入武装斗争。这样，南区的上党、神坑、溪源头、屏峰、黄坑、上村、坑底等乡村的群众便被组织发动起来了。

    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在其所谓“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思想指导下，逐渐暴露了真反共假抗日的丑恶嘴脸，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出动“清剿队”、“保安队”采取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手段对闽东地区实行全面“清剿”。3月，闽东游击队队长雷成太叛变，带领国民党顽军向驻地桃花溪的闽东特委机关“清剿”，使闽东特委机关和游击队遭到损失。为了保存力量，特委书记左丰美率领突围出来的游击队员50多人向政和、寿宁边境转移。

    1941年4月，老杨游击队20多人，在南区上党等10多个乡村的120多名群众的配合下，攻打了政和县的巫塘民团，击溃敌人，缴获两支长枪。同年6月，上屏峰一带群众40多人在新康口老张的发动下，配合老张游击队，夜袭了在政和县暖溪村水尾宫宿营的寿宁县伪县长杨绍意带领的一连保安队，游击队与助战群众大声呐喊，燃鞭炮助威，敌人摸不清我方虚实，但闻四面枪声大作，喊杀连天，以为被我大批游击队包围，大为惊恐，无心恋战，连忙组织突围而去。老张游击队便趁机扩大战果，击毙敌人多名，缴获一挺机关枪、两支步枪，并救出了全部在押壮丁。

    此后，左丰美、陈贵芳、江作宇等相继带领队伍到达南区的平溪、托溪一带活动。

    1945年“8·15”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寿宁人民隆重庆祝，各商店、作坊实行减价销售。沿街各商店、居民均自制各式花灯、彩灯进行庆祝。街前各闹市区贴满了各种庆祝胜利的图画片与绘画，其中有日本战犯冈村次宁、梅津等献刀缴枪投降的漫画等。全县各大集镇均举行了游行，游行队伍鸣放胜利神铳，高呼口号，敲锣打鼓，庆祝抗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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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迎接寿宁的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背信弃义，公然于1946年6月挑起全面内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开始。内战开始不久，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从延安返回福建，于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召开了福建省党的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收到党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反抽丁、反征粮及减租减息运动，建立和扩大游击根据地”的指示。根据中央精神，会议作出：闽浙赣地区武装退却转入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同时，为了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向“闽东南各省发展”的号召，会议决定中共福建省委改为中共闽浙赣区委(随后，又改为中共闽浙赣省委，由曾镜冰任书记)，下辖闽北、闽东北、闽浙边、闽赣边，闽中5个地委和城市工作部。

第一节  闽北游击队在寿宁境内的活动

一、发动群众扩大农会

    1947年2月，闽北党组织领导人陈贵芳率领部分游击队，挺进闽浙边界，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陈贵芳游击队恢复了建松政、松浦龙庆、寿政庆等广大地区，游击队也发展到60多人，随即成立闽浙边游击队。

    反动势力对游击队的发展壮大极为惊恐，李成棠、范乃杨、刘文仪、李敦等反动头目组织了“反共联防队”，配合国民党省保安四团“围剿”陈贵芳、张翼、池云宝，陈正初、陈帮兴等人率领的游击队。游击队领导人分析了军事上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决定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运用前几次的反“围剿”经验，实行分散隐蔽的游击战术，保存有生力量，打击敌人。南区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反“围剿”的队伍，为游击队送药、送粮、送生活用品，帮助队伍护理伤病员，积极提供敌军防务、装备、动向的重要情报。在南区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游击队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阴谋，革命烈火愈烧愈旺。

    国民党反动派为补充兵员和军饷，对农民群众进行横征暴敛。国民党政府的抓丁征粮与人民群众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日益冲突，矛盾更加尖锐，尤如一触即发的洪流，一发而不可收拾。对此，闽浙赣省委及时提出了“除恶分粮”的斗争口号，把武装斗争与人民群众的求存反压迫斗争结合起来，号召广大群众参与革命斗争。1947年3月，池云宝、张翼等游击队领导人在上党、神坑、黄坑、西源头等村组织农会，周围乡村的群众纷纷加入，会员发展至130多人，会长周兴长；屏峰村组织的农会有会员80多人，会长王阿妹。为加强党对农会的领导，上级党组织在屏峰、上党、坑底成立了党支部，周众祥任书记。南区革命斗争在池云宝、张翼的领导下，镇压了上党、屏峰一带的一些反动头目，使抗丁抗粮斗争得以顺利开展。

    1947年4月，余三江、江作宇率领游击队到福安县境内白云山下的晓洋村周围活动，敌保安五团发现后蜂拥而至，游击队遂经周宁三门桥撤至寿宁平溪，并巧袭了平溪乡公所，缴获机枪1挺、步枪10支。随后，游击队又转至平溪龙头坑一带活动，并在浙江庆元西溪长垮岗一带休整。7月，闽浙赣游击队第二大队在政和与寿宁交界的麒麟坑与敌省保安五团相遇，游击队歼敌一部分后，转至寿、屏、周、政边区与敌周旋，拖得敌省保安四、五团晕头转向，精疲力竭。

二、深入开展游击战争

    为进一步发动游击斗争，扩大游击根据地，闽北地委决定分头活动，决定由张翼、叶风顺、池云宝带领游击队主力突出外线牵制敌人，并相机缴枪筹款，扩大武装队伍和游击区域。1947年12月初，张翼、池云宝、叶风顺率领游击队前往浙江，攻克龙泉安仁乡公所。次日，奔袭了景宁沙垮镇，随即迅速转移至寿宁一带活动。不久。张翼带七、八个战士返回雀口接应去省委汇报工作的陈贵芳，游击队主力由叶风顺、池云宝率领转移到浙江庆元东部地区活动。12月9日，游击队在庆元江根打了一个胜仗后，又转到寿宁平溪，再次攻打了平溪乡公所，取得歼敌一个排，缴枪31支的战果。

    1948年2月17日，闽浙边地委在政和外屯棕桐坑召开会议，陈贵芳在会上作了《当前具体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发展游击队战争应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党组织、开展统战、扩大游击队等工作结合起来，纠正单纯的开仓分粮、筹款缴枪、放松群众基础工作的作法。3月，游击队兵分三路活动在寿政庆边区。池云宝、程宗波率部分游击队在政和、寿宁边界的新康、南溪、平溪一带发动群众，同时在坑底一带建立了4个党支部，在上党等9个村建立14个农会。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革命斗争，使寿政边区的革命再度出现高潮。

    1949年3月9日，张翼、陈正初、池云宝带领游击队120多人攻打政和暖溪民团。10月，返回平溪上党召开乡村农会干部会议，宣传形势，部署迎接寿宁全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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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共城工部闽东工委寿宁直属支部的建立

    1945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派庄征到福州恢复城市工作。8月，根据省委决定，在福州成立中共闽江工作委员会，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加强城市工作。1947年1月22日，中共闽浙赣区委在林森县桐口乡龙山村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会上，闽浙赣区党委委员庄征传达区党委决定，将闽江工委改为中共闽浙赣区委城市工作部，负责开展东南各省党的城市工作。庄征作了《论开辟第二战场》的报告，并提出具体要求：一、壮大与发展党组织；二、因利势导，领导城市人民积极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三、开展经济工作，筹集革命活动经费；四、城乡工作紧密配合，建立农村游击根据地；五、开展上层统战策反工作，团结争取各界上层人士。

一、青年读书会

    1946年，寿宁籍学生范于高在福安师范读书期间，在同班同学陈子英、温汉钦的引导下，同孙子清、陈式山、高定静等参加了革命活动。范于高效仿陈子英等人的做法，于暑假期问回寿宁，组织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地点设在鳌阳魁星楼)，参加者有福安师范、三都中学、福安高农的学生柳熊炳、范俊森、范希和、吴尚熊、夏乃京、叶明亮、范希璋、范希玲、范明舒等10余人。“青年读书会”通过组织成员订阅《文萃》《文汇》等进步刊物，学唱革命歌曲，排演《雷雨》等进步话剧，传播革命思想。同年，寿宁发生反动当局贪污平粜谷事件，针对这一事件，“青年读书会”组织学生、县民开展斗争，进行请愿示威，迫使反动当局追查惩办了部分贪污人员，“青年读书会”的革命斗争初战告捷。

二、城工部闽东工委寿宁县直属支部

    1947年12月，城市工作部闽东工委在福州乌山脚下柳村召开会议，工委书记关平山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党的战略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会议决定输送一批骨干去农村开展游击战争，迎接全国解放。

    1948年1月，闽东工委书记关平山在霞浦召开整风会议，会议对全区工作作了安排，决定派工委组织部长叶挺荃与谢瑞杰从霞浦动身经福安达到寿宁，在竹管垄柳可家住了几天，商讨了如何在寿宁开展工作的问题。此后，谢瑞杰、叶挺荃先后到达鳌阳，找到了闽东工委福安师范支部书记陈子英的同学一～寿宁中学教员范于高，并介绍其加入党组织。不久，又审查了“青年读书会”的成员，陆续发展了先进青年吴尚熊、夏乃京、肖良加入共产党，建立县中党小组。同月，党组织主要成员认为时机已成熟，在叶挺荃的主持下成立了闽江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闽东工委寿宁县直属支部，范于高当选为支部书记。城工委寿宁支部成立后不久，叶挺荃、谢瑞杰先后转到寿政庆边界寻找陈贵芳、池云宝、江作宇、张翼等领导的闽北游击队。

    3月，罗源工委书记温汉钦转来寿宁中共教员林亮(林书珍)的党组织关系。寿宁支部党员相应增加。之后，林亮在教员中又发展了范俊森、吴向奇、范一鸣等人入党。至此，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战斗力迅速提高。

    4月，叶挺荃由闽北游击队返回寿宁，指导寿宁的地下工作。寿宁支部成员在茗溪村缪阿县家里召开了为期一天的支部党员会议。会议，叶挺荃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会议提出五项工作要求：(一)加强学习，提高觉悟；(二)继续发展组织，壮大革命队伍；(三)积极开展宣传，发展农村据点；(四) 深入开展学运工作；(五)筹集经费、物资，随时待命支援解放军或上山参加游击斗争。并研究了迅速与南区游击队取得联系和开展学生运动、筹集支援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一系列活动的具体计划实施办法。茗溪会议后，叶挺栓、谢瑞杰、柳可奉命去省委办的干训班受训学习。

三、支援游击队与开展“反对米老鼠”的斗争

    1948年2月，中共福建省常委、军事部长兼闽东地委书记阮英平从宁德返回福州途中不幸遇歹徒谋害伤亡。省委怀疑城工部己成了国民党控制的“红旗特务组织”，遂成立了审查委员会，对城工部党员进行全面审查。由于当时处于险恶的战争环境之中，事情真相一时难以查清，于是在怀疑一切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省委领导人于1948年5月，轻率作出处决李铁等城工部一系列领导人员，解散城工部组织的错误决定。正在屏南山上参加受训的城工部闽东工委的党员关平山、温汉钦、叶挺荃、陈子英、柳可、谢瑞杰等骨干分子20多人也未能幸免。“城工部事件”的发生，给闽浙赣区党组织和城市工作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城工部骨干大批遇难，寿宁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失去联系后，寿宁支部的党员并没有停止斗争。他们一方面继续保持与南区游击队的联系，向他们提供活动经费、枪支弹药以及重要情报；另一方面，派出交通员到政和、福安寻找上级党组织。面对复杂的环境，寿宁直属支部以茗溪会议精神为指南，组织党员学习《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提高革命斗志。为响应随时待命上山支援游击队的号召，1948年5月，范一鸣等一批城工部党员到达周宁咸村，做好了上山参加游击队的准备。因“城工部事件”发生，联络站撤销，不得不返回学校继续就学。

    1948年5月底，范于高带领范俊森到寿宁凤阳中心民校任教。为了进行革命活动，于高把学校工作交由范俊森负责，自己腾出时间同肖良到平溪、溪底、南溪等地寻找党组织，但均无下落。根据叶挺荃走时留下的联络地点及联系办法，经多方努力，终于同闽东工委福安特派员占其道(穆阳师范教员)取得联系。又通过占其道与福安师范支部吴殿宇、任志亮接上关系。从此，寿宁直属支部又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国民党反动派为扭转颓势，向南区革命力量再次发动“围剿”，省保安四团在闽东北地区大肆进行烧、杀、抢、掠，游击队的药品、日用品供应受到影响。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城工部寿宁直属支部的党员根据茗溪会议精神，积极筹集经费，购买日用品、子弹支援南区游击队。在鳌阳的党员共筹集了30块银元，寄往游击队；七、八月，有筹集短枪1支、子弹300余发，交由地下交通员转交闽北张翼和池云宝游击队；12月，购买长枪2支、子弹200发送交陈贵芳部。同时，城工部寿宁直属支部的党员还及时、准确地向游击队提供情报，使张翼率领的队伍一举攻克平溪乡公所。

    与此同时，寿宁县中学反动当局，在加剧奴化教育的同时，限制学生的言论自由，对学生进行人身迫害、经济掠夺。他们以学校基建为名，强迫学生捐钱、捐米、运石、运沙，贪污基建财产和学生口粮(劳动米每人每期20’30公斤)。同时还侵吞粪料费用于放高利贷。教官任意打骂、体罚学生。城工部寿宁直属支部针对中学当局的反动行径，反动县中学教师和学生掀起一场“反对米老鼠”的罢课斗争。中学教师林亮、陈炳光、范希天等积极分子，向校长清算“劳动米”、粪料账、基建物款账，并张贴“打倒米老鼠”、“一只大老鼠，日吃八百斤大米”、“谁吞我们的伙食就打倒谁”等标语，迫使反动当局撤换了校长叶树勋、教官夏加驹，取消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四、迎接大军南下

    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寿宁县中学师生为扩大宣传，遂上街张贴标语，并用歌曲、快板、诗歌等形式号召全县人民起来斗争。2月，国民党军队大溃败，在大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城关附近村庄以及平溪、斜滩一带的群众纷纷投入革命活动。城工部寿宁直属支部又吸收了柳熊景等一批党员。同月，范于高赴福安参加福师、寿宁、福安三方面领导人联席会议，会议拟定在福安白云山建立游击区，会后林秀明(闽东工委派任寿宁、周宁特派员)、陈厚德和范于高到白云山进行实地考察，因时机尚未成熟，放弃了建立白云山游击区的决定。

明正

第三节 寿宁的解放与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己成定局。为争取闽东北地区的早日解放，闽东党组织领导的各游击武装频频出击，主动进攻，截歼南逃溃敌，扫除反动势力。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蒋家王朝反动政治的覆灭。不久，南下的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先头部队，与长期坚持闽东北游击战争的各支武装力量胜利会师。

一、浙南游击队进军寿宁

    为了配合南下大军解放福建，浙南游击队青景丽支队景宁分队在解放景宁县城后，由游击队领导人刘斌发率队进军寿宁，打开解放军进入福建的门户。

    景宁游击队分队进入寿宁境内到达坑底后，因坑底碉堡林立，驻扎有寿宁县国民党民团队伍与地主武装，而景宁分队没有重武器，无法强攻。经研究决定开展策反工作，他们先作刘东方(坑底乡村副，浩溪人，烈士子弟)的工作，争取刘东方，并通过他扩大坑底民团团总吴其章与叶大震之间的矛盾，先后又拉出了18条枪。5月底，过江大军己逼近，坑底守敌撤回县城，浙南游击队景宁分队一举解放了坑底。

    坑底解放后，游击队写信给寿宁县县长叶培松，劝其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叶培松拒绝投诚，刘斌发遂将游击队开至离寿宁城外三里的后墩桥，再次派人与叶培松接触。此时，浙南特委派交通员送来急件说，淮海、渡江战役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队逃入浙江境内，要求游击队分散进行狙击。刘斌发率领景宁游击队转回景宁，担负狙击国民党军队的任务。

二、“善后委员会”接管县城

    6月6日，国民党寿宁县县长叶培松见大势已去，遂带领眷属幕僚弃城逃往斜滩，与范乃杨组织起所谓的“闽东绥靖公署”，继续与人民为敌。

    6月7日，以福安师范教员吴绍俊为首，组织起有城工部闽东工委寿宁县直属支部的部分党员参与的革命群众组织“善后委员会”，并接管了县政府。“善后委员会”邀请寿宁直属支部领导人范于高担任宣传委员。

    6月9日，范于高、肖良送“善后委员会”组织花名册到闽北，向政和驻军二野十七军五十一团政治部主任兼政和县长王浚德汇报工作。事后，王主任要求“善后委员会”必须做好解放宣传工作，维持社会秩序，保护档案材料与仓库。从政和回寿宁后，因对“善后军委会”人员以及组织情况有怀疑，为慎重起见，范于高遂召开了城工部闽东工委寿宁支部扩大会议，决定脱离“善后委员会”，部分人员跟随范于高到福安与林秀明联系，其余隐蔽待命。另外，决定由肖良掌握的民团的枪支和人马，暂不脱离“善后委员会”，继续留守平溪，观察形势等待变化。以后这支队伍被闽北军管会派驻寿宁“善后委员会”指导工作的王罗带往政和受训，编入第一军分区司令部警卫二连(肖良同志任文化干事)。尔后，城工部寿宁直属支部的大部分党员遂陆续离开寿宁前往福安参加工作。

    6月19日，“善后委员会”在要求范乃杨武装归顺遭到拒绝后，遂组织武装力量攻打斜滩镇。范乃杨不支，连夜逃往福安，投入赵祥荣的“福建人民谋生队”。

三、寿宁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团九十三师从云和进驻景宁，同景宁县委、县政府取得联系。九十三师副师长蒋学道问及寿宁情况时，刘斌发、郑宁馨把所了解的“善后委员会”情况向其作了工作汇报。次日，部队向寿宁开拔。

    7月13日，九十三师开至寿宁城外。首先看到城外的山头上架起机关枪，进城后，又见街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三角形标语，上书“欢迎”字样，既单调又无落款。部队进城驻扎后不久，“善后委员会”负责人吴绍俊询问部队何时动身去解放福安，说是城里粮食库存不多了。经调查，城里粮仓还有存粮300多担。这一系列现象引起了九十三师蒋学道副师长的怀疑。蒋又了解到“善后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均系国民党政府旧职员，遂决定解除“善后委员会”武装，并扣留排级以上干部30多人，准备带往福州交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兵团接收审查。九十三师进驻寿宁后，宣布寿宁解放。

寿宁解放后，蒋学道派人到景宁，要求刘斌发派人前来接管寿宁。7月18日，郑宁馨率领97名浙南游击队员到达寿宁进行接管。蒋学道对接管后的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7月19日，九十三师留下了一个连帮助浙南游击队守城，其余全部向南开拔。

    7月20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任命郑宁馨为寿宁县人民政府县长。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设立了民政、财粮、公安、文教等科室，并在平溪、鳌阳、斜滩分设区人民政府，寿宁县人民政府归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军管会领导。

    寿宁的解放，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寿宁开辟了新航道。

明正

参考文献：

1、《福寿县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记录》(《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二辑第73—77页)。

2、《寿宁革命委员会布告第126号》(1934年1月10日)原载《闽东党史资料》第一辑。

3、《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第二号通令》(1933年12月23日)。

4、《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第四号通令》(1933年)。

5、《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第一百四十九号通令》（1933年)。

6、《寿宁县革命委员会关于粮食问题的通令》(1933年12月)。

7、《四季歌》(红旗高写苏维埃)(《寿宁党史资料》1986年第二辑第31、32页>。

8、《苏维埃问题》(原载《闽东党史资料》第一辑)。

9、《陶铸关于福州的工作报告))(1933年5月1日)。

10、《特委福寿办事处致福寿县委的信》(《闽东党史资料》第一辑第66—67页)。

11、《武曲乡老区基点村调查材料》(《寿宁党史资料》1987年第二辑第12-21页）。

12、《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决议》(1933年12月3日)。

13、《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致福安中心县委的信))(1934年3月19日)。

14、《中共福建省寿宁县组织史资料》(1990年4月第13页)。

15、《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议决议》，1932年5月15日。

16、《中共闽东特委福寿办事处致福寿县委的三十六封信(选载)》<《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辑107-108页)。

17、《中共闽东特委关于闽东形势及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1934年11月18日）。

18、《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寿宁县组织史资料))(1990年4月)

19、1934年12月8日《福建民报》。

20、1934年12月20日《福建民报》。

21、1934年9月18日《福建民报》。

22、1935年1-2月《国民党驻闽第四绥靖区清剿详报》。

23、陈挺《给武曲乡党委书记、乡长的信)》（1986年8月25日)。

24、陈挺《忆詹如柏同志》（《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总第14期）。

25、范式人《回忆闽东党的斗争历史》(《福建党史资料》第三辑)。

26、范式人《回忆闽东党的斗争历史》(《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1983年第一期)。

27、范式人《寿宁红带队和红十六连的战斗历程》(《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1985年第三期)

28、范式人《谈寿宁党史))(《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辑)。

29、范式人《土地革命时期闽东苏区的斗争情况》(原载《福建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七期)。

30、范式人《再谈寿宁党史》(《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二辑第25页)。

31、祝文秋《浩气冲霄汉，忠魂耀千秋》(《周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期第51页)。

32、蒋伯英《福建革命史》第406-410页。

33、李晶明《吴乌弟》(《寿宁英烈》第一辑第106页)。

34、林希顺、李佳长《书芝样》(《寿宁英烈》第一辑第64—66页)。

35、林希顺《叶藩传略》(《寿宁党史资料))1987年第二辑第50页)。

36、缪慈潮《范式人传》(征求意见稿第23负)。

37、寿宁公安局敌伪档案。全宗号47，宗卷号115，目录号145，新65号。

38、寿宁县档案馆1952年第1号老区档案。

39、寿宁县档案馆敌伪档案，全宗号47、目录号3、案卷号115、新65号。

40、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福建党史资料》第三辑)。

41、王道亨、陈光鸿《叶秀蕃》(《寿宁英烈》第一辑第1—9页)。

42、王道亨、陈光鸿《叶秀蕃烈士传略》(《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辑第58页)。

43、王道亨《民国23年(1934)红军游击队攻打并占领斜滩镇概述》(《寿宁党史资料》1988年第一辑第20页)。

44、王道亨《寿宁党史概况》(“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辑)。

45、王道亨《夜袭院洋》(《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二辑第54页)。

46、王宜新《叶飞在榅垱洋》(《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二辑第69页)。

47、韦陈生《龚方知》(《寿宁英烈》第一辑第121页)。

48、吴进信《为革命行万里路))(《寿宁党史资料》1986年第一辑第19页)

49、谢廷清《缅怀叶秀蓄、范浚烈士》(((寿宁党史资料》1987年第二辑第9页)。

50、许威《介绍寿宁革命斗争情况》(《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二辑第18页)。

51、中共福安地委《支部生活》(1958年第九期)。

52、中共福安地委党史办公室《岗垄人民的斗争》(1958年7月)。

编后记

    《寿宁地方革命史》主编王道亨，副主编雷云凌、韦陈生。先后参加过编写与资料整理工作的有周明兴、林伏锦、范松峥、郑皎、魏进兰、沈维平、杨金留、王仕尧、陈东峰；修改工作的有卓鸿波、林惠冬、陈方伟、姜成福、刘淑芳；校对工作的有王新勤、缪丽玉、张德贵、吴少辉。

    《寿宁地方革命史》在成书期间，承蒙中共宁德地委、宁德地区行署、中共宁德地委宣传部、中共宁德地委党史研究室、宁德地区方志委、中共寿宁县委领导李敏忠、林思翔、陈福培、黄兆钱、詹厚柱、黄垂超、胡志华、杨金柱、刘正霄、陈光鸿等同志审改，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郑义正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者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五日

重印说明

    在隆重纪念郑家坑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和含溪闽东特委重建80周年活动之际，中共寿宁县委、寿宁县人民政府决定重印出版《寿宁地方革命史》一书。

    1993年2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寿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寿宁地方革命史》一书。该书全面、客观记述了寿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抗压迫剥削，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史，再现了当年一幕幕惨烈、悲壮的斗争场面。

    2013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以中史字[2013]51号文确认寿宁比照享受中央苏区政策。本书的重印出版，有益于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要永远铭记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的贡献，永远不要忘记老区，永远不要忘记老区人民，忘记意味着背叛”重要论述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有益于社会各界进一步认识寿宁人民革命斗争历史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有益于各级各部门更好地认识老区、帮助老区、建设老区，助力寿宁老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寿宁县党史研究室主任朱冬洋

                                          寿宁县老区办主任吴增勤

                                               2015年10月26日

缪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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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不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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