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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无痕 于 2019-9-1 15:36 编辑
梦龙书院文化专著《千载弦歌》第七章
犹闻学子读书香 ——解读“特赐状元”缪蟾之谜 雷云凌
由来历史名人不属于一家一姓,闪烁在历史天空的名人星光随着时光流逝,早已超越家族圈子,遍洒大地,所产生的“名人效应”财富影响大的属于国家、民族,甚至是全人类;影响小的也属于地方社会。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因为生前胸中所装为天下苍生,身体所行乃社会之事,眼中岂仅是一家一姓的家族利益?做不到这一点,注定成不了历史名人。所以,陈洪轸是寿宁的陈洪轸,缪蟾是寿宁的缪蟾,范式人是寿宁的范式人……站在这个角度去挖掘,整理“名人广文化”,在当今各地大打“名人品牌”的现阶段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让我们共同走进历史长廊,携着相机,让耀眼的炽光扫落历史尘埃,聚焦于770多年前南宋理宗皇朝,镜头中从寿宁的山旯旮里走来一位人物——缪蟾。 缪蟾,字升之。至今众人都说他是寿宁县西浦村人,清康熙本《寿宁县志·选举志》载其父缪守愚为一都人,康熙时的西浦村在一都境内;新版《寿宁县志》人物卷也说缪蟾为一都人;寿宁县政协主编的《寿宁县历史名人录》中陈元度所撰《特奏第一缪蟾》一文中亦说缪蟾是西浦人。但据我考证,缪蟾应为犀溪村人,而非西浦村人。 西浦《缪氏宗谱》:缪録“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八月腊后二日肇居犀溪之霍洋”,即今天的犀溪村锦山片。“居数代,移徙下东皋”,即现在的犀溪乡政府大院附近。因累遭回禄(指火灾),“后又移徙下犀溪,其地居西,溪由西来,谓之西浦”。这几段文字清楚记载了西浦缪氏族人从锦山到西浦的迁徙过程,也提供说明了缪蟾出生在犀溪的可能。整个迁徙过程陆陆续续进行,是个逐步的过程,而不是一次举族齐迁的统一行动。 清乾隆时期编纂的《福宁府志》第三十七卷《杂志·宅墓》里记载:“宋状元缪蟾宅在三都(寿宁)”。三都即今之犀溪村。新版《寿宁县志·建置》所述十分详尽:“雍正六年(1728)改都图为乡镇村庄”。说明在此之前均称“都图”,《福宁府志》里关于“三都”的表述沿用了雍正六年前的称谓。 寿宁在明景泰六年建县时,划福安所辖的平溪里十一至十四都及政和所辖的善政乡南里十都,北里十一、十二都,东里十三至十五都为寿宁县辖地,并进行重新划分,分别改称福安里一至六都,坊隅一至四图和政和里七至十二都,现犀溪村属三都,西浦村在一都。冯梦龙著《寿宁待志》《都图》卷载:福安里三都……离城四十里,住西溪上村坊上”。过去犀溪、西浦统称西溪,上村也就是今天的犀溪村,“坊上”即“状元坊”的上面。 李拔编纂的《福宁府志》迟于康熙版《寿宁县志》70多年,编纂时《寿宁县志》已修成刊印,但为什么二者间会有不同记载?我认为应以《府志》为准。康熙时缪氏已全部迁往西浦,很容易引起顺理成章的误会,反而没有认真考究,《府志》因不甚了解犀溪、西浦具体情况,倒是认真转录了旧有记载或有关材料。如果说,以上资料不足为证的话,旧版《福安县志》所载的“为缪蟾建状元坊于犀溪”就很能说明问题,假如缪蟾为西浦人,则怎么可能把状元坊建到别村?更何况《霞浦县志》和《缪氏宗谱》中也有:在长溪(霞浦)县衙外和犀溪东皋山下门楼底奉旨为缪蟾建状元坊的记载。《缪氏宗谱》尚留下一幅“状元坊”地形图,背后山形与犀溪东皋山形一模一样。 所有这些记载中,最准确的应该是宗谱。 至于缪蟾是否高中状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冯梦龙《寿宁待志》说是“绍定二年特奏名第一”而非状元,宋绍定二年已丑榜状元为黄朴(《福宁府志》,《建宁府志》为王朴)。“是榜闽及第者十九人,无缪蟾名”意思说缪蟾连该榜进士也不是。这种说法似乎未能详尽说明问题,据此可以肯定的只是已丑榜状元为黄朴,缪蟾为特奏名第一而不是正榜状元,但不足于证明缪蟾不是其他科目的状元,或者说,缪蟾在参加“特奏名”殿试时,肯定取得第一,只不过称不称为“状元”问题。 《福宁府志·选举志·进士》中载宋绍定二年(1229)已丑黄朴榜:“缪蟾,字升之,特赐状元”。《特奏名》中载为第一人。明朝正德年间寿宁知县尹衮著《状元坊记》说缪蟾“理宗绍定二年登进士第,特奏科正名状元”。宋理宗在招缪蟾为驸马时有“昆山宝玉,年少登科,羡龙头之首占,才貌冠世,抒输忠之勤渠,实临风之玉树”的诏文。缪蟾高中之后,作《琼林赐宴》诗“答谢丝袍出凤帏,龙头独占姓名魁;三千礼乐林中会,五百英雄背后随……”缪蟾若非“龙头之首占”,又岂敢狂妄地作出“五百英雄背后随”的诗句?不怕天下人笑掉大牙?虽然上述典籍没有明确点明缪蟾是状元身份,但至少独占龙头。 至于是什么“龙头”?与“状元”又是什么关系呢?应从什么是特奏名说起。 宋朝科举,除正榜之外,因各种原因增开附榜。《宋史·选举志》:开宝三年(971),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自此始。既然是“赐本科出身”特奏名身份也就等同进士。《福宁府志》:“宋真宗咸平三年(1001)亲试,陈尧咨等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有晋天福(936-943)中,尝预贡者。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咸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争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宋仁宗诏:“进士三经殿试,诸科五经殿试,或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虽不合格,特奏名”。从这道诏文分析,到了仁宗时期,特奏名地位有所下降,犹如现在本科之外的大专一样。到了南宋高宗建炎初,则规定特奏名“第一人附第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第三人赐同进士出身,余赐同学究出身(《福宁府志.选举志》)”。照这样看来,缪蟾的“特奏名第一”至少算进士及第,且高同二甲,这正可以解释为何《福宁府志》的《特奏名》和《进士》名录中都有缪蟾名字。《寿宁待志》说:“是榜……无缪蟾名”应指正榜,并未列出“特奏榜”,且冯梦龙的根据来源是按“府志”,也有可能是当时的府志错漏的缘故。寿宁建县后隶属建宁府,府治设现之建瓯市,终明朝直至清朝初年都一样,清雍正十二年(1734)划归福宁府,冯梦龙是明末寿宁县令,他所说的“府志”应当是《建宁府志》。府志中不仅没有缪蟾的名字,连陈洪轸名字也没有,证明了当时“府志”疏漏之处是很多的。古代进士共分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人数不定,二甲第一名称“传胪”。我们平时所说的“两榜进士”指的是举子先要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得中者称“贡士”,取得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资格,第一名称“会元”,礼部发榜公布。殿试通过后才算高中进士,第一名称“状元”,再次发榜公布,所以称进士为“两榜进士”。“特奏名”既被允许参加殿试,就等同于“贡士”身份,参照宋廷列朝做法惯例,也就是说得中“特奏名”者也要经过类似两榜的过程,先是由礼部将符合“特奏名”资格者名单列出,按一定标准排出名次,与贡士一起参加殿试。缪蟾在礼部的排名中已是名列第一,参加完殿试后仍然是第一。古时取得“第一”一般都有个什么“元”的称呼,如乡试第一称“解元”,缪蟾这个“特奏名第一”称为“特奏状元”是合乎情理的事。当然,“状元”的称呼不能只靠“情理”的推论,还要有事实根据。 《福安县志》所载的宋绍定二年在犀溪建状元坊和《霞浦县志》所载奉旨为缪建状元坊两段话的记载都说有个“状元坊”,这是第一次建“状元坊”,都是缪蟾生前建的。古时建坊一定要朝廷批准,否则被视为欺君大罪,是要被抄家灭族杀头的事,谁敢狂妄的不知自已是谁,不仅朝廷有关的藩臬部知道这一点,缪蟾也知道,岂会如《寿宁待志》所说的是“有司不察”,允许建坊?况且《待志》所指是明天顺年间建在县城直街(现解放街)的“状元坊”,并没有道及宋绍定二年就建在犀溪和霞浦的“状元坊”。当年就批准建“状元坊”的宋廷“有司”对刚刚发生在眼前的事一定清楚的很,所以《福安县志》和《霞浦县志》以及《缪氏宗谱》关于状元坊的记载肯定是正确的。 缪蟾既是特奏名第一,又是“状元”(但非正榜状元),合称为“特奏状元”或如《福宁府志》载为“特赐状元”是再准确不过了,也毋庸置疑。 照此推论,应将《寿宁待志》的“特奏名第一”改为“特奏(或赐)状元”。 缪蟾高中特奏状元后,于宋绍定五年(1232)年娶皇姑临安公主赵安嫦而为驸马。这也可以肯定地推出缪蟾才貌出众,理宗既然看上他,在招为附马时就将“特奏名第一”正名为“特奏状元”,免致委屈皇姑。正可理解尹衮在《状元访记》中说缪蟾先“登进士第,特奏科正名状元”的说法,尹冯二人同为寿宁知县,但尹作《状元访记》比冯著《寿宁待志》还早了120多年,尹在文坛上虽无声名,但在任时“暇召诸生讲课,勉以躬行德业……囊无遗址……(《福宁府志》)”,也是一任贤令,其说应不可轻易否认。冯虽有文名,但文者有时也会出错,这是有可能的。不能因为冯的名气大点,褒冯而贬尹,这也不符合唯物辩证法思想。 从此后,缪蟾官运亨通先授修职郎,转儒林郎,武学博士,后官至太子太傅,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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