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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蟾溪:古老的蟾溪从水闸山的翠微中央悄然探出,经杨梅仔、梅子埕、江家洋,杨梅埕、马家厝、溪头洋,绕蜂窝岩一路东去。比照《阳关三叠》,蟾溪的这一曲弦歌也进入了第三跌。如今,因东城开发,这些村庄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蟾溪也已是“高峡出平湖”了,被称为“东湖”的这一段蟾溪如龙潜于渊,波澜不惊。
《阳关三叠》:《真传正宗琴谱》第三叠唱词: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堪嗟商与参,怨寄丝桐,对景那禁伤情。盼征旌,盼征旌,未审何日归程。对酌此香醪,香醪有限,此恨无穷无穷。伤怀,楚天湘水隔渊星,早早托鳞鸿。情最殷,情最殷,情意最殷,奚忍分,奚忍分。
时间:明末清初至民国初年。
书院:弹奏千载弦歌主旋律“蟾溪三迭”第三迭。
唱词中的参与商指的是“参星”和“商星”,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把猎户座腰带处的三颗星称为参星,是冬天最显著的星座;而把天蝎座身体部位的三颗星称为商星,是夏天最为明亮的星座,二者刚好一升一落,永不相见,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天空上,因此杜甫有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唱词中的“参与商”之意就是说:与老朋友的这一别,两人相隔遥远,可能就如“参星”与“商星”一样,永不能够再相见了,这是多么凄凉的曲调啊!我虽然没有听过《阳关三叠》,但想象着曲中此节的悲凉之意,感觉古人在此处的“商”字的运用之妙,这里的“商”字应该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中国古代“五音”中的“商音”。古人在谱写“宫、商、角、徵、羽”“五音”中,“商”常被赋予“凄怆哀怨”的意境,故而用在此处甚是奇妙。
无独有偶的是在“千载弦歌”中,鳌阳的两个书院处于清初的这一节音符,恰好也奏出“凄怆哀怨”的“商之音”。
明末战乱对上下书院影响不大,虽然有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起来推翻明朝统治,但战争基本都发生在我国北方和西部诸省,福建僻居东南一隅,倒是安逸了一段时间。清兵进关后,迅速南下,郑成功率部踞福建而战,福建成为“抗清”主要战场,社会激烈动荡,民心惶惶,寿宁自然无法置身平静,师者无心教学,学子无心上学,上书院和下书院几乎停课。那时候的寿宁是“抗清”的战场之一,有一支“抗清”队伍,凭借寿宁、政和一带山高岭峻的优势据险死战。相传,明崇祯年间任寿宁知县的冯梦龙任满返回苏州后,投身抗清活动,失败后退往福建,重返寿宁,加入寿宁“抗清”队伍,不久,因年事已高,劳累过度,逝于寿宁平溪。 康熙初年,广西吴三桂、广东尚可喜、福建耿精忠“三王”之乱,给寿宁带来的影响更大。满清军队由浙入闽镇压耿精忠乱军,寿宁是双方交战前沿。1986年在九峰堂的一口古井中发现了一把刻有“耿精忠”三个字的佩剑,说明耿精忠或者被他授予佩剑的重要将领,曾经以寿宁为战场,与清军大战,使得寿宁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百姓生命尚且朝不保夕,更何况文化、教育? 清初大兴“文字狱”,影响之下,鳌阳的上下书院几乎沉寂。因叶向高曾经担任过明朝首辅而引以为自豪的后叶族人,再也不敢公开把“上书院”叫做“尚书院”了。
康熙年间,民族矛盾开始缓和,满清文化与汉文化融合一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的一个部分,大环境之下,鳌阳的上下书院生气逐渐复苏。
康熙二十五年(1686),知县赵廷玑捐出俸禄五十两大银,把位于县衙左前方的孔庙旁边的两栋共十间房子买了下来,创建义学,旧志载其“岁出束修延师以训贫士”。所谓“束修”就是指古代学生与教师初见面时,必先奉赠礼物,表示敬意,很有文化、很儒雅的古人把这份礼物取了个很文雅的名字,叫“束修”。这个典故起源于孔子,其原意是指咸猪肉。孔子的三千弟子最初向孔子拜师时,都要送“束修数条”,也就是送几条咸猪肉,后来演变成学费,中华泱泱大邦“礼尚往来”的送礼之风,可能也是由此演化而来。而“束修”既是“岁出”,肯定是公费了。也就是说,赵廷玑的公费义学向“贫士”即寒门学子敞开了大门,可谓是功德无量。
寿宁历来贫穷,冯梦龙说寿宁是“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山险而逼,水狭而迅”;李海波则说“旱则草木枯干,山火燎野;涝则山洪暴发,土奔石走”。寿宁的地理特征是“地无三尺平”,受立地条件制约,历史以来,寿宁经济发展缓慢,使得许多家庭都想送子读书,通过读书改变家庭状况,走出山门,实现“读书突围”。但由于经济贫困,绝大部分农家子弟读不起书,不得不中途辍学。赵廷玑的这项举措一出,寒门学子无不欢欣鼓舞。仅从这一点讲,若论教育上所做出的贡献,赵廷玑就远胜冯梦龙。后者拨出了二十多两银子,再修缮一下学宫,每月去讲讲课。而前者不仅自己出了纹银五十两,也每月到学宫讲课,还创办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费义学,竖立起一座里程碑,从此后,寿宁教育有了飞跃发展。
随着公费义学的不断发展壮大,数十年后,生员达数百人。上书院逐渐式微。乾隆二十七年(1762),上书院与公费义学合并,改称“鳌阳书院”,但民间仍然称之为上书院。同年,知县张金惠扩建下书院,改称为“紫阳祠书院”,后简称“紫阳书院”,并拨位于大熟的公田五十多亩,做为掌教的“束修”,此时称为“束金”。嘉庆元年(1796),知县周祚熙大力清理寺院田产,将所得充为“膏火”。“膏”即灯油,“火”即饮食,“膏火”就是维持书院运行的费用。道光六年(1826),知县孙大焜清理书院田亩,得了三百七十担稻谷,充实了书院经费,书院面貌焕然一新。从咸丰到同治的二十多年间,书院的“学田”多处崩毁,佃户拖欠,费用入不敷出,鳌阳书院和紫阳书院举步维艰。
从上述流水账可以看出,寿宁历史上多数县令对文教事业的发展都十分重视。诚如辛弃疾所言:“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寿宁置县以来,县令二百多人,卓有建树的确属凤毛麟角,但绝不止冯梦龙一人,只不过许多人的业绩被冯梦龙的文学名声所掩盖罢了。撇开文学成就一项,如赵廷玑等在寿宁任上的政绩当不会让冯梦龙专美于前。 仔细分析鳌阳两所书院于清初的这一节“商之音符”,确实低迷沉闷。两书院本为家族式书院,叶、柳两家族倾尽所能,却也未能够培养出什么出类拔萃的人才出来。倒是因义学异军突起,加强了全县学子的相互交流学习,许多有才华的贫家学子涌入义学,并时常与上书院和下书院学子交流心得,彼此获益匪浅,出了几个卓有成就的人物: 韦基烈,清源外韦村人,入县义学学习,游学上书院、下书院、犀溪文昌阁、南溪书馆等,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高中进士; 卢赞虞,斜滩人,初学于斜滩“一经楼”,鳌阳书院学子,学业有成后成为鳌阳书院掌教,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科进士; 林栋,武曲梅洋村人,启蒙于梅湖书馆,交流于武曲甲峰书馆,游学于鳌阳书院、紫阳书院、修竹书馆等,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后,任鳌阳书院院长,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及第。 由此可见,赵廷玑真是功莫大焉! 偶尔,我也会发些“匹夫之想”,如果每一任知县都有赵廷玑一般的政绩,发展经济,重视教育,为寿宁人民谋福祉,寿宁何至积贫积弱数百年? 光绪二十六年(1900),积弱已久的清政府爆发“庚子新政”,要求全国书院、书馆等改办新式学堂,取缔私塾。光绪三十二年(1906),鳌阳书院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民国十七年(1928)定名为鳌阳小学,1969年,易名“红卫小学”,同时,在半月山下新建“五七小学”。“文革”结束后,“红卫小学”改名实验小学,“五七小学”则更名为“鳌阳中心小学”。紫阳书院于清末被织布局占用,生员并入官立高等小学堂。民国三年,刘子懿在紫阳书院重设义学,民国十一年改办为县立女子国民学校,1957年创办寿宁城关幼儿园,1981年改名为寿宁县实验幼儿园。
“庚子新政”之后,鳌阳书院和紫阳书院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两书院为寿宁发展培养出了大量人才,发生在两书院里的事迹,像奔流不息的蟾溪之水,日日萦回吟唱在寿宁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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