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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无痕 于 2020-1-14 10:10 编辑
梦龙书院文化专著《千载弦歌》第十六章
文者之心 雷云凌
中国南朝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写道:“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文心”本意是指写文章时对于心思的运用,而刘勰对于“文心”的见解却是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他阐述“文心”定义中的“言”并不是单纯地指“语言”,而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的“言”。关于“立言”,唐代经学家、孔子第三十一世孙孔颖达说到:“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也就是说,要站在“立言”的高度,用“不朽”的要求,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或者创立千古绝学,成为名言、名篇,永为后人传诵。 “文心”还可以理解为“文者之心”,真正的“文人的心”是一颗有着高尚情操的心,是一颗有着崇高道德修养得心,是一颗充满理想、发奋努力的心,是一颗有着精湛艺术的心,是一颗风骨刚健魁奇的热血丹心。所以,司马迁虽遭宫刑,却发奋完成《史记》巨著,成为历史之父,鲁迅赞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所以,与苏东坡齐名,有着“苏辛”之称的辛弃疾,理当斜倚明窗,端坐几案,捧书执笔,吟词作赋,他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毅然投身沙场,为保家卫国,征战不休;所以,班超“投笔从戎”,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远征西域,演奏一曲千古绝唱。在满怀崇敬心情,游览位于新疆的“班超公园”时,无限仰慕之下,我情不自禁作《渔歌子》:“壮志冲冠上马鞍,班超谁道不奇男?西塞外,剑光寒,丈夫万里觅侯还。” 这些先哲可歌可泣的事迹,那是何等风骨的“文心”诠释啊! 刘勰的“文心”论述只用于写好文章,或者创立绝学,或者留下不朽言论,却是不够全面。如果把“文心”运用于“立德、立功”呢?又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境界? 一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中,“文心”著闻者若繁星璀璨,不胜枚举。冯梦龙老先生定然是其中最为明亮的星辰之一。 先生才华横溢,学富五车,自幼通读四书五经,诗词曲赋,琴棋书画,道统文章,医卜星象,天文地理,三教九流,无不涉猎,无所不晓。先生啊,当您高山仰止于古老的《诗经》、屈原的《离骚》、抑或是李杜诗篇时,是否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成为别人眼中难于逾越的峰巅!如果想过了,那就是有意为之;如果没有,那就是顺手为之,不论过程如何,结果都一样,您为万世浇铸了一座齐天高峰。 先生定然是着意而为的。具有远见卓识、博古通今的先生怎会不清楚“文心”对于一个文人的重要意义呢?况且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道尽多少文人士子的心坎?可贵的是先生读书不仅读进去了,而且还读得出来,“文化文化”,其中的“化”字可理解为“消化”的意思,“文”能“化”之,才可称文化,文而不化,久积则病。战国时期赵括“纸上谈兵”的教训,无疑是一则千古笑话。先生未囿于先圣之篱,在先圣绝学林立的瀚海中,传承了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圣人绝学精华,面向芸芸众生、市井百姓,敏感地捕捉到了发自于广袤大地上的直达九霄而去的那一抹光华。先生清楚地知道了,文明历史进步到先生所在的那个时代,文学再也不是士大夫的专属,再也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神龛里的贡品了。因为,广大市井阶层的百姓需要文化、呼唤文学;社会发展的里程碑叫文明,而文明进步的核心属于文化;虽然文化源于生活、源于劳动,但肯定高于生活,当其凝练、升华成“上层建筑”之后,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却掌握在士大夫阶层的少数人手里,为统治阶级服务,反而长时间脱离最底层的市井百姓。文学要走下神坛,走进市井闾巷,走进百姓心中。先生是这样想着,也是这样做着。 先生之心是一颗亘古“文心”,七十多年的人生岁月,虽然短暂,但两万五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啊,先生或晨起于披星,或夜伴于烛火,或夏读于三伏,或冬修于三九,捧书挥毫,临渊抚须,为的是修养从不曾冷却、从未曾平潮的热血文心,笔走龙蛇间,一个个具有鲜活生命的字符跃然纸上,一部部感天动地的鸿篇伟著钜献人间,字里行间,先生“文心”可鉴、日月可昭! 先生开启了成为一代鼻祖的辛勤旅程,那是一条通往那座被后世无限敬仰的、被称之为“我国古代通俗文学”高峰的道路啊!如果把我国文学的发展史理解为一条波浪起伏的曲线的话,无数耀人眼目的千古绝学就是波峰上的一道道亮丽风景,而先生所开辟的事业,那是文学曲线的又一座波峰啊!纵然生前不为人所重,身后不为人所闻,历代史志中只略提先生的诗文经学才华和宦寿政绩,绝少提到先生的通俗文学的创作与整理成就。但先生就如沙砾中的金子,岂会久埋于地下? 先生字犹龙、子犹,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出生于文化高度发达的江南吴县。从青年时代开始,先生就与人结社,互励作文,文章往来;出入歌台舞榭,巷闾民间,大量收集流传在民间而又游离于士大夫道统文章之外的故事、传奇、民歌等等,加以编撰、创作,做出了大量开创性贡献,搭建起我国古代通俗文学的构架,并为之注入了活色生香的灵魂。万历四十年(1612),先生编印成了民歌集《挂枝儿》、《山歌》;天启六年(1626),先生历尽艰辛,耗费半生心血,一举完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宣告代表着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创作高峰的诞生,奠定了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至于后世有言:凡是有汉人的地方都有先生的影响。在国际文学大舞台上,先生清癯身影的现身虽然姗姗来迟,但先生的那颗“赤子文心”所展现的一腔情怀,定然会震撼环宇,赢得不朽的“身后之名”。 之后,先生豪情勃发,一鼓作气评纂出了《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智囊》等;宦游寿宁期间再撰传奇《万事足》、《寿宁待志》,创作诗集《游闽吟草》;宦寿任满归乡后,继续从事小说创作与戏曲整理等工作,从不曾一日停辍。 人生有时就像蹲坑,拼命努力的结果也许就是一个屁。仕途功名是先生一生的理想追求,但当理想幻灭,只成为遥远的憧憬时,先生没有颓唐,没有止步,既然有意栽花花不发,先生就选择着意插柳。当年年春分拂过,却见柳枝摇摆,柳絮飘飞,确是柳树已经成荫了。于是,文学创作和整理成为了先生的爱好和寄托。先生用一生的时光,创作了等身著作,细细的毫毛,却成如椽巨笔,三千多万字啊!那是何等雄伟的一项伟大的壮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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