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一位普通寿宁犀溪中学老师是如何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最年轻教授！

大`梦`寿`宁

自学与治学：我的40年从教生涯

胡荣

　　从1980年在福建省寿宁县犀溪中学任教开始，我教书的生涯差不多有40年的时间了。在厦门大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的前夕，想到在讲台上度过将近40年的岁月，不禁思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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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上讲台边学边教

　　1980年7月，我从宁德师专毕业分配到寿宁犀溪中学任教。十八岁的我走上了讲台。1978年，16岁的我也是从这所中学考上大专的。我是那年全班40多个同学中唯一考上大学的，由于体检的原因没能去本科大学，只在刚刚办起来的宁德师专读了2年的政教专业。在宁德师范专科学校学习两年后，我回到原来毕业的寿宁县犀溪中学任教。这是我学习过的地方,对这里的一切我既熟悉又亲切。现在我是一个老师了,在给学生上课。两年前,这些学生都是我的校友，他们当时正念初二。这些学生中还有我的同班同学,他们在高考落榜后也插进来复读了。

　　校长对我寄予厚望。第一学期就叫我教高二毕业班的政治和历史课。刚毕业对教材不熟悉，教毕业班是很吃力的，因为必须熟悉中学四年的全部内容，而且要教两门课。我没学过历史，所以只好一边学一边教了。常弄得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学校小，一个老师要教好几门课是常有的事。我在犀溪中学的四年时间里，先后教过政治、历史、英语和语文。为了适应这种变换，我必须在实践中边学边教学。

1983年在寿宁犀溪中学

　　我首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身边缺乏书。尽管当时的工资低，但我省吃俭用，每月都要花很多的钱买书。在寿宁城关的书店里，只能买到侦探小说。因此我只好先后写信给北京、天津、上海、福州以及其它地方的出版社、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从这些地方邮购到了许多哲学和英语方面的书。边学边买,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我的房间里摆着一个高达七层的书架,上面放着近五百册的书。

　　书的问题解决了,那怎样利业余时间学习呢？平均每天上两节课,此外还要有一定的时间做菜。这一状况到1983年下半年才得到改变,学校开始给我们这些单身汉做菜了。这样下来一天中剩下的时间就多了些，我把这有限的时间全都用在了学习上。我订了个学习计划，循序渐进，每个学期都要学若干门课程。我给自已排了一张学习时间表：星期一至星期三学习英语，星期四至星期五学哲学史,星期六至星期日学现代西方哲学。我整天躲在房间里学习,很少回家,更少外出。因为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的。乡下中学，当时的青年教师没有太多娱乐活动，经常聚在一起打牌。当几次三缺一找我都被拒绝之后，他们再也不找我了。一天过去了，我总要想一下，这一天我都学了什么,有没有浪费时间。

　　我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自学哲学和英语的。中学四年我们没开设英语课，到了大专也没有英语老师。我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茶花牌收音机，通过听广播跟着陈琳的英语讲座学英语。记得刚开始学习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教到第二册了，我没有基础跟不上。后来找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刚好从第一册开始教，我就跟着浙江台学，每天听半个小时。学了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基础，我转到中央台跟着学第二册。陈琳的英语讲座总共四册，中央台四册教材没有教完，我自己已经把四册教材都学完了。学完了陈琳的教材,我又学北外编的英语教材和许国璋的教材,进而收听美国之音、北京电台，训练听力。没有老师，在遇到困难的地方，我只好先把它放在一边,等我继续学了深的东西时,原来不理解的东西就好理解了。经过四年的自学，我在1984年参加南开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时，英语成绩是74分，那一年南开的及格线是50分。在学习哲学时,我也遵循由易到难这一原则。哲学原著较为难懂，但在弄透哲学原理、学完哲学史的情况下再来学就容易了。

　　1984年我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这是国内最早重建的社会学系。我喜欢自己的社会学专业。南开是所不错的大学，有很好的图书馆，不时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到校开设讲座。但是，就社会学专业的教学而言，条件并不好。系里很多课没法开设，只是请一些外籍教授来上短期的课，比如有日本东京大学的富永健一教授给我们上经济社会学、南斯拉夫的波波维奇教授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美国的蔡文辉教授讲社会学理论，但可以读的社会学书非常少。好多东西是我们在走上教学工作岗位之后边学边教的。

1985年在南开大学新开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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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美校园里构思社会学理论体系

     1986 年 7 月 13 日晚，我告别了整整生活过两年时间的南开园，踏上了南驶的列车。列车驶离天津，7 月14日下午2点抵南京站，我下车后先游览了玄武湖，次日上午游中山陵，下午乘 315 次列车离宁，17日凌晨抵厦门，18日到厦门大学报到。

厦门大学既没有社会学系，也未设社会学专业，只有哲学系的辛炳尧和张友琴二人在教社会学方面的课程。南洋研究所的何启拔教授曾是著名社会学家陈达的助手，但已多年未从事这个学科的研究。我被分配在新成立的政治学系，不过刚去时还是先在囊萤楼二楼的哲学系报到。9月27日下午学校宣布政治学系的领导班子，黄强为主任，吴仲平为副主任。新成立的政治学系与马列室合在一起，政治学专业只有十多位教师，办公地点是囊莹楼三楼。

第一学期系里没有安排我上课，我的主要任务是备课。厦门大学图书馆中社会学方面的书并不多，在备课中我主要参考的是沙利文和托马森写的英文版《社会学》。第二学期我开始上课，给84级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开设社会学概论。学生没教材，我边上课边编写讲义。1987年4月，一本约18万字的讲义终于完稿，我将其定名为《社会学原理》，5月14日交校印刷厂打印。

　　我在南开上的是研究生班，只读两年，在校没写毕业论文，也没拿到硕士学位。按规定，我们毕业后可以在工作岗位上写学位论文，然后回校答辩取得学位。我准备写符号互动理论。在离开南开之前，我就从社会学系资料室和来校讲学的美国教授施耐德那里复印了两本有关符号互动论的书。到厦大后，我又委托到北京进修的同事在北京图书馆复印了两大本有关符号互动论的资料。由于要备课，论文的写作断断续续，显然已无法在1987年7月回校答辩，所以我给南开大学去信将答辩时间推至年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87年9月12日论文写完，我先抄写两份，于10月3日分别寄给南开社会学系的孔令智和王处辉老师，接着又将论文交厦门大学印刷厂打印，10月21日取回50份印好的毕业论文。12月29日参加论文答辩。我的论文答辩安排在 29 日下午进行，答辩委员会由赵壁如、林方、孔令智、乐国安、张乐宁等人组成。各位老师都提了不少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论文顺利通过了。

除了上课和撰写学位论文外,在来厦的头几年我也陆续发表了一些科研成果。1986 年, 我在《社会》上发表了《西方社会学中实地调查法的发展》一文 , 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社会学文章。在备课的过程中,我撰写了《国外社会学对越轨行为的研究》和《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两篇文章。通过撰写学位论文, 我在《国外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两个杂志上发表了《符号互动论的先驱》《当代的符号互动论》和《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意义》等一系列论文。这些文章主要是研究国外社会学的理论,现在看来尽管粗浅,但却是我进一步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1988 年, 我参加了周晓虹主编的《现代社会心理学流派》一书的写作,6月8日至16日到南京参加书稿讨论会。接着我又参加了周晓虹主编的《现代社会心理学》和乐国安主编的《社会心理学》等书的写作。我的第一部译著是托马斯·奥戴的《宗教社会学》。1987 年11月, 在完成毕业论文写作后，我翻出从南开大学复印来的《宗教社会学》原著 , 译出目录和部分章节,写了内容简介，打印了十多份，寄往多家出版社联系。1988 年4月份宁夏人民出版社丁孝立编辑来信 ,该书已列人他们的出版计划，于是我和厦大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的乐爱国老师一起动手翻译。1988年6月全书译完。1989 年 , 我联系了系里的几位青年教师组成编委会，打算编译一套当代世界政坛风云人物传记丛书，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请厦大政治学系系友、美国波尔大学张德光教授担任顾问。我们先译出了《宫庭内幕——马科斯与伊梅尔达的沉浮》《卡扎菲——沙漠之声》和《阿拉法特》，由于出版社发行不力，结果只出了前面两本。与王小章共同翻译的乔治·米德的名著《心灵、自我与社会》则在1995年由台湾桂冠图书文化公司出版。

2003年访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当时出现了一种收入“脑体倒挂”的现象。学校经费不足，教师收入低，教师中有的下海经商了，有的外出寻找兼职机会，各系都忙于办班创收。诺大的校园似乎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我则躲在南光六207的房间里，开始构思我的社会学理论体系。1988年8月28日至30日, 我到福州参加福建省社会学会年会,并提交了《社会单位范畴初探》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社会单位这一全新的概念,并认为社会学应以社会单位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单位这一概念为基础,我开始了建立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工作。我喜欢创造性的工作。在宁德师专我写过短篇小说,在南开我创作过校园歌曲，而现在我从事的是理论上的创新。只有创造性的劳动才能给我带来兴奋和满足。1991年我开始了《社会学导论：社会单位分析》一书的写作,我为自己构建的理论体系着迷，上课在想、吃饭在想，到海边游泳也在想，晚上失眠就干脆想个通霄达旦。这一年的日记里写下了我的许多原创性的思想。我在这本书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人有各种需要,这些需要既包括马斯洛所划分的五个层次的需要,也包括与人的价值观相联系的价值需要。需要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基础。我们把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称作资源, 资源既可以是物质的 ,也可以是精神的,既包括有形的东西,也包括无形的东西。人为满足自身的需要,就要从他人那里或自然界获取资源, 互动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互动是相互的社会行动,其主体既可以是人 ,也可以是社会单位，其种类即包括直接互动,也包括间接互动。社会互动有合作与竞争、互助与冲突、交换与掠夺三对基本形式。为了满足个体的需要 , 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互动,当互动形成一定的关系网络时,便产生了社会单位。社会单位所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小到由两人组成的家庭,也包括大到覆盖全球的世界体系，既可以指松散的朋友群,也可以指结构严谨的社会组织。根据其结构和规模，社会单位可以划分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国家以及世界体系四个层次。为了弄清宏观社会单位与微观社会单位之间的共同之处,我又分别从权力关系将社会单位划分为初级社会单位和次级社会单位,从满足成员需要情况将社会单位划分为单一型社会单位、综合型社会单位和自足型社会单位,以及从结构化程度将社会单位划分为正式社会单位与非正式社会单位。

　　1992 年5 月,《社会学导论：社会单位分析》一书完稿,我将书稿交学生誊抄。在书稿完成之前,我已写信与多家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有几家出版社对本书感兴趣,但都要作者资助。最后我把书稿交给了厦门大学出版社,并多次找陈天择社长谈出版条件,希望能给予一些照顾。1993 年1月5 日, 我与厦门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条件是包销1000册书。应该说厦门大学出版社已经给了我相当大的支持了。接着王康教授寄来了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他在来信中对该书作了充分肯定, 认为该书“理论气氛很浓”, 我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见解“当会引起社会学同行们的兴趣”。1993年7月18日，尤溪印刷厂送来了1000册《社会学导论》。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我的第一部著作终于问世了！

　　1992年底，我参加厦门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选拔，破格晋升副教授。1993 年 12 月 , 经国家教委批准 , 厦门大学哲学系成立社会工作专业，我在1994年从政治学系转到哲学系，担任社会工作教研室主任。1995年我再次报名参加中青年骨干教师选拔，年底破格晋升教授职务，时年33岁，为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最年轻教授。

　　1996年我申请到香港城市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我在厦大办理了停薪留职的手续，9月5日离厦赴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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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厦大建设社会学科

　　在香港城市大学学习三年之后，1999年5月我完成了学位论文初稿，我先回到厦门大学任教。2000年3月再回香港城市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

　　回校后我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科建设中去。2000年厦门大学成立人文学院，社会工作专业也从哲学系中分出来，成立社会学系。刚建系时只有一个社会工作本科专业，五六个教师，我是系里的唯一教授，自然成了社会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接着在2001年申请设立社会学硕士点，2003年增设社会学本科专业，2005年设立社会学博士点。

　　如果说在去香港之前我只做一些理论的研究的话，那在香港学习三年之后，我更多的是做在理论指导下的经验研究。开始陆续在《社会学研究》《厦门大学学报》以及英文杂志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上发表一系列有关村民自治和村级选举的文章。

　　针对国内社会学研究不规范的问题，我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呼吁要做规范的学术研究。在国内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上，我都多次强调学术规范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2006年第6期的《社会》发表了我的《坚持学术规范，提升研究水平》一文。在该文中，我强调在重建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过程中，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与西方社会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话。而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与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进行对话时，就必须坚持学术规范。学术研究是通过不断的积累进行的，我们每从事一项课题的研究之前，或是写一篇文章的时候，都要熟悉相关的文献，了解在这一领域前人都做了什么研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然后我们才能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一点新的东西。

　　在从事村民自治的研究过程中，我开始从定性研究转向了定量研究。2003年《社会学研究》第5期上发表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是我写的第一篇定量研究的文章。我们在南开读研时方法训练欠缺，在香港读博士的时候也没有上过定量研究的课。2000年从香港回厦大教书的时候，当时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的边燕杰教授让我帮助他在厦门市做600份，调查厦门居民的就业与社会网络，答应我可以用这个数据写文章。有了数据，我就琢磨着如何写一篇定量的文章。如何写出有新意的文章呢？原有的社会网络研究更多的是把网络当做自变量，看网络对求职的影响。我想找一个新的角度，把网络作为因变量，看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网络资源的。利用2001年在台湾中研院社会学所访问一个月的机会，我查询了英文文献。因为第一次写定量的文章，我把别人写的定量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统计分析方法，因为没有系统上过定量方法课，许多分析方法只能靠自己慢慢琢磨。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我又陆续地写了一些定量分析的文章，而且自己开始在农村做大量的问卷调查，研究农民上访和政治信任等相关问题。从2001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村民自治与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重建”开始，陆续主持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在农村地区做了大量的问卷调查。2001年带领学生到寿宁县和厦门同安区调查，2003年带领学生到寿宁和泰顺调查，2007年3月带领学生到浙江永嘉、江西上饶和福建武平调查。2009年3月赴江西泰和、崇仁，福建寿宁和江苏太仓调查。2011带领学生到浙江泰顺和厦门调查；2013年在厦门海沧调查；2013年7月在罗源调查；2015年带领学生到福建寿宁、江西上饶、福建南安和厦门调查。

2006年在厦门大学上课

　　定量研究成了我的主要研究方法。接着我又分别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定量研究方法课。因为我的定量方法都是自己学的，我上的定量研究方法课能够做到深入浅出，把复杂的统计道理讲明白，强调统计知识在研究中的应用，很受学生欢迎。学过我上的定量方法课的本科生，都能够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写作定量的研究论文。2009年至2010年，我入选富布赖特学者访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在此期间到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旁听了Peter Marsden上的中级统计课，学习了Stata软件的运用。回国之后，我给研究生的定量统计课中就专门讲Stata的应用。

　　我的研究由最初的村民自治扩展到农民上访、政治信任。2006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第2期上的《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在国内学术界第一次把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用于经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地域性自主参与”这一概念来概括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居民政治参与的特点。发表于2007年《社会学研究》第3期的《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流失》一文把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联系起来，在学术产生较大反响。近年来，与特拉华大学孙懿贤教授合作，开展警察信任的研究，陆续在英文杂志发表一些文章。

　　在学术上也陆续取得一些荣誉，2003年，论文“经济发展与竞争性的村委会选举”在村级选举与自治机制有奖征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第一名。该活动由民政部协调，中国人大新闻网、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信息网、选举与治理网和中国农村研究网4家网站共同主办，卡特中心赞助。在2003年9月8日的颁奖典礼上，美国前总统卡特亲自为获奖者颁奖。2004年，获得“福建省第三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光荣称号（由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人事厅和福建省社科联共同授予）。2008年担任闽江学者特聘教授。2008年入选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2009年10月至2010年8月访问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2015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学术研究的同时，我也担任了一些行政职务。2003年起担任社会学系副主任。2004年社会学系与政治学系、人口研究所一起组建公共事务学院，我开始担任社会学系主任；2008年至2017年担任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在这些年里，社会学学科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受到许多限制。经过多番努力，厦门大学决定成立社会与人类学院，将原来分散在不同学院的社会学、人类学和人口学整合在一起。2019年3月23日，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成立大会召开，这标志着厦门大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18年在齐鲁师范学院演讲

原标题：他从寿宁走出来：由一名中学普通老师到厦大知名教授的人生历程

本文转载自《东南群学》

来源：记忆里的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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