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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东昇 于 2012-6-23 11:29 编辑
浅谈叶向高为明代放眼西看第一人
叶立俊
历代国人“放眼西看”随着时代进步潮流而在中国发展史上愈显其不平凡之地位与作用,对当代中国深入深化改革开放亦有着不平凡之借鉴意义。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放眼西看第一人,那么从史实上也许可以说:叶向高乃是明代中国放眼西看之第一人。笔者试予浅析,请教广大读者。
一、率先惊奇“西学”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字西泰)于明万历十年(1582)到澳门学中文,攻读中国文献,次年到广东传教,并带来世界地图和西方科学文化,万历二十六年(1598)来北京向神宗呈送木刻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有一说为1600年送《万国图志》)。其时叶向高40岁,先后升任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读士掌坊事、皇长子常洛侍班官(被皇长子称为“飞须先生”),次年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此间第一次看到《万国图志》便惊奇不已,颇有感触地在文章中写道:
西泰氏之始入中国,其说谓天地万物皆有造之者,尊之曰自自在在天主,其敬事在天之上,人甚异之;又画为舆地全图,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人愈异之。
叶向高此段话非同一般,至少表明他对西泰氏“其说”“其图”及“其人”不仅不反感、不排斥(与其时朝中官员多反对利子留在中国、诬地图如同“画鬼”、谄利子为间谍之言行泾谓分明),反而在“惊异”中引发极大“好奇”与探究,渴望了解“九州”之外的世界;认为天地万物之造者又有不同于国人固有认知之“一说”,看到中国“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且中国“仅如掌大”,世界之大有“万国”。这足见叶向高以其高级学者、先进知识分子之慧眼卓识看待“西学”,反思“国学”,绝不是“冷眼向洋看世界。”仅此一例便不可不谓在明代叶向高勇于兼善于放眼西看之难能可贵。
由此发端,叶向高40岁后更加有意识地潜心致力于研究和认识“西学”、认识和结交“西人”。
二、勇于“善遇西士”
自结识利玛窦之后,叶向高便对“西学”“西人”投以更大热情,乃至一发不可收,诚如《杨淇园先生年谱》一书所言:“······(叶向高)善遇西士······扶持甚力·····”叶向高1607年(49岁)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升任内阁首辅后更是礼遇“西士”,曾在北京私宅两次拨冗接见利玛窦。
利子1610年病逝北京,在北京天主教传教团以庞迪我教父名义向神崇帝上书请求同意利子生前将其葬于北京的愿望、遭到魏忠贤等不少官员极力反对的情形时,叶向高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多方交涉,终于得以准许赐葬利子于京郊车公庄,使利子不仅成为获准留居北京的第一个外国人,而且成为“御赐墓葬”的第一个外国人。艾儒略就此在其《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一书中记曰:“时内官言于相国叶文忠曰:‘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曰:‘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乎?姑毋论其他,即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赐葬地矣。'”从中不仅可以足见叶向高在当时对有世界影响的“西学”“西人”是何等的高度评价,而且还显见其是何等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又勇于冲破陈规樊篱而“善遇西士”与“扶持甚力”的!
诚然,利子是耶稣教传教士,但历史地看,他还是“西学东渐”第一人。他在中国生活了27年,一方面在传教同时着力于介绍西方科学著作和先进技术,实施“西学东渐”战略思想,开创了西人向中国传介西方进步性、尝试中西学交流糅合的先河先例;另一方面也致力于找寻中国典籍中的“合用引语”来实现“引儒入耶”理想,向西人展现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让西人全面了解中国。他不愧是一个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先驱者。据史载,是他将《论语》翻译成拉丁文,使之走向西域西人(该译文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之后转译其它文字而广泛西传)。应该说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在向西域西人译介四书五经和儒家思想方面起了前所未有的“中学西渐”的历史作用(叶向高曾以“凡中国经史译写殆尽”评点之),在中西文化交流合作史上建立了一座座不朽丰碑。叶向高“善遇”和“扶持”诸如利子一样的西子们,都充分体现了他富有站在一个历史时期的高点上放眼西看的超人聪慧和卓识远见。
在利子逝世后,叶向高又与庞迪我神父结下深厚友情,还向其学习天文学,并用以做科学实验。结实意大利又一名蜚名海内外传教士艾儒略是1624年叶向高66岁致仕归闽途经杭州之时;监察御史杨延筠设家宴宴请叶向高,艾子也在杨府,经杨介绍两人互识。艾子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叶向高至为赏识,遂成好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有载“9月,(叶向高|)道经杭州,儒略入譪。向高奇其言,延之至福建,儒略许之。”于是两人同行于12月抵福州。之后叶向高常在朱紫坊花园弄芙蓉园住所与艾子一起谈诗论文,还帮助艾子打开传教局面,遍识闽中名士;艾子也由此获得“西来孔子”与“开教福建第一人”之殊荣。
三、主张中西文化交融
晚年叶向高处于“耳顺”“随心”之龄,思想不僵化,眼界不封闭,辅政不夜郎自大、不闭关锁国,具有更新观念、了解西方的更为自觉开放与包容的意识,尽管仕途难继,却仍以聪慧之智主张中西文化彼此交融契合彰显于世。叶向高赠艾儒略诗于其时可谓振聋发聩:
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
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
蹑蹶历穷荒,浮搓过弱水。
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
著书多格言,结交皆名士。
俶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
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
拘儒徒管窥,达观自一视。
我亦与之游,泠然得深旨。
诗中叶向高盛赞“来自八万里”之外的“西方人”——“言慕中华风”、“著书多格言”、“深契吾儒理”、“殊方表同轨”,而且表达乐与西人同游之意在于“泠然得深旨”,并可切身感受“拘儒徒管窥”,进而领悟“达观自一视”、“小智安足拟”,可求中西学之“深契”。这无异于是向世人宣告前所未有之主张的一个“宣言书”:中西文化不仅应该而且能够进行长久的交融与结合。
叶向高在1624年(66岁)婉拒昄依天主教劝说上也足其不仅主张而且践行中西文化交融之一致言行。自结识利子始,叶向高便对西教、西学、艾子都有很高评价。除前述其论及西宾“道德学问”和利子译介《几何原本》外,在为《西学十诫初解》作序中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佛教的谗妄做了阐释,明确指出:“大西人……其学以敬天为主,以苦身守诫为行,大率与儒同,而癖佛尤甚。”称赞搞西学的西人“皆绝世聪明,于书无所不读,凡中国经史译写殆尽。其技艺制作之精,中国人不能及也”, 还说自己“向亦习之”却“未及之深潭”,又结语曰:“东夷、西夷、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岂不信哉!”以鲜明的语言充分表达自己对西学的态度是相当开放开明的,对有成就有作为的西人的评价是相当高度肯定的。婉拒昄依西教还表明叶向高对西教西学也不一味全盘接受。他不能接受神秘的天启真理,甚至将天主教所谓天质、启示真理列为语怪之类。1627年,叶向高(时年69岁)在辞世前不到4个月还相当清醒地与曹学佺(曾任广西参政)、艾子在福州发生史载的颇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三山论学”。此次论学的主题是“泰西艾子与福唐叶相国辩究天主造天地万物之学也”。论学中,叶向高向艾子提出了涉及佛教信仰、天主主宰万物、善与恶、生与死、天主与降生等20多个问题,对西方信仰提出了种种疑问,艾子一一作答,“微词奥意”;双方不少观点反诘交锋。史称此次论学是明末西方天主教传入闽中后发生的第一次关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接触、碰撞与交流,促进了天主教与西方文化在八闽大地的传播。有如艾子在《三山论学记》中论述的叶向高所云,对西教“学者竞好新异,无怪乎歧路而驰也”。在敢于碰撞交锋而又善于开放交流上,叶向高可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正是在叶向高的主张和推动下,明末福建天主教盛行。何锦山在《闽文化概论》中写道:“……在叶向高支持下,先在福州创立圣堂,不久在福安、建宁、延平、邵武、汀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地造堂开教,前后23年,建大堂22座,小堂不计其数,付洗万余人……”《福清市志》记载艾子抵福州后4个月往福清等地传教,“建立福清第一个天主教堂……叶向高的2个孙子,1个曾孙和1个孙媳皆入教”。另有史载称叶向高长孙叶益蕃曾带头发起募捐,在福州宫巷紫极宫遗址兴建了福州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三山堂”。均可窥盛况。
综上可见,在明代,至少在明末,尽管叶向高为代表的主张放眼西看、中西文化契合的初始声音和力量微弱,却仍然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且叶向高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身体力行的率先垂范以及“太子太师”、 “中极殿大学士”与“内阁首辅” 、“三朝元老”的显赫身份,仍然确立了放眼西看和主张并践行中西文化交融第一人之历史地位,不可不谓实至名归;加上其对清代中国的影响力,也至少在明史上有其不可或缺的篇章!今人有理由也有必要加以重新评价和研究借鉴。
摘录2012年5月福建《叶氏研究》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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